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七-C）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後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七-C）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後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九三七年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1）停止內戰，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民生。電文承諾，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共願停止執行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將工農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民主製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堅決實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二月－六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衝、賀衷寒和蔣介石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和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蔣介石在原則上接受了國共合作，並同意將紅軍整編為八路軍三個師四萬五千餘人。

三月二十三－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國內政治形勢和中共的任務，再次著重批判張國燾，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

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告全黨同誌書》，號召全黨“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聲明“在目前新階段內，我黨工作中心的一環，應該是抗日的民主運動的發展”。

七月七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全麵抗日戰爭開始。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和賀龍等包括二十多位紅軍將領在內的四十六位中共高層聯名致書蔣介石及西北各軍將領，呼籲：“國勢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爭。……深望立即停止進攻紅軍，並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複失地。……紅軍願作前驅，願擔任一定的戰線，願服從全國統一的軍事指揮”。

七月十三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到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麵交蔣介石。中共聲明願與國民黨共赴國難，以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權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作為共同奮鬥之目標，並承諾：1）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2）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終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蘇維埃政府；4）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奔赴抗日前線。在這個宣言之後，中共還明文宣稱準備立即實行這些諾言中的取消蘇區和改編紅軍等部分。

八月二十一日，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許諾將大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給中國政府貸款用以購買蘇聯軍火和軍需物資。

八月二十二－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各方負責人共二十三人，即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賀龍、博古、彭德懷、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鍾、凱豐、張國燾和周昆（不久，閻錫山主動邀請八路軍進駐山西，讓晉軍被服廠給八路軍供應縫有“八路”臂章的藍布新軍裝，並送給八路軍六萬法幣的“盤纏錢”。不料這個擔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參謀長的周昆偷拿三萬法幣後開了小差，從此人間蒸發）。

張聞天在會上作《形勢報告》稱：蔣介石一貫反共，中共在抗戰中應效仿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策略，讓蔣、日火拚，兩敗俱傷。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他警告大家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他主張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不與日軍正麵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擴充八路軍的實力。毛澤東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地保持獨立自主，要吸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對國民黨的反共傾向保持高度的警覺性；紅軍雖將改稱為八路軍，但其內部體係，一仍舊貫，不得有任何變更，此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命令，概應用各種借口，予以推脫；中共所控製的抗日遊擊根據地的一切，都須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在國統區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員可以公開露麵以外，主體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狀態。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會議決定成立新的由十一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和周恩來為副書記。會議還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長江沿岸委員會。

洛川會議確定了中共在八年抗戰中堅定不移的策略。七七事變後信誓旦旦的“紅軍願作前驅”等等豪言壯語早就被置之腦後了。

據說毛澤東有個恐怕永遠無法證實或者證偽的“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七二一方針”。不過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確實大言不慚地說過：“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無論如何，從毛澤東對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的多次責備，從吳法憲等前線將領不約而同的“日進我退”的抗戰回憶，從中共悠閑從容大搞整風，從中共把幾乎所有的黨政軍領導人召回延安參加七大等等事實看，中共絕對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日本的戰敗投降，既不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功勞，更不是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勝利。

（撇開道德評價，毛澤東為中共製定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抗日方針絕對英明正確。而如果毛澤東講道德的話，他就不是毛澤東了！當楊開慧在長沙帶著三個兒子苦苦地“念茲遠行人”時，毛澤東已經娶了賀子珍為壓寨夫人；毛澤東在一九三0年率軍進攻長沙，直接導致了楊開慧的被殺，而他事先卻過家門而不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嘲笑宋襄公“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澤東的道德觀最清晰地表現在他去世前的一段言論裏。毛澤東的護士孟錦雲在她口述的《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裏說到，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澤東與眾人看了一部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故事大意是千金小姐跌落枯井，員外貼出告示，誰救出小姐便許之為妻。兩個青年同時應召，商定一個用筐拴上繩子把另一個青年放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讓青年上來。救出小姐以後，在井上的青年用大石堵死井口悶殺了另一青年，再抱著小姐領賞成全婚姻美事。毛澤東問看電影的人們，“你們說說看，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眾人異口同聲說，當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毛澤東說，“我和你們的看法不一樣，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更好些。”眾人發問為什麽。毛澤東答道：“井下的青年對問題的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兒。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聰明噢！”眾人不服氣，說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實。毛澤東答道：“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他還說，小姐隻有一個，他不害另一個，他能得到她嗎？）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頒布將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八路軍出師前後，中共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漢、長沙、桂林、蘭州、迪化、重慶、廣州、香港、南寧、洛陽和貴陽等地公開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或八路軍的通訊聯絡機構。

九月十七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各師正、副師長，指示“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

九月二十日，根據國共談判達成的協議，蘇維埃中央政府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不久以後，張國燾被委任為代主席。

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再一次強調：“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

九月二十二日，國府中央通訊社發表延擱了兩個多月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公開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這標誌著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九月二十五日，八路軍一一五師主力在晉東北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斃傷千餘人，首戰告捷，是為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勝仗。

九、十月間，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將湘、贛、閩、粵、浙、鄂、豫和皖八省邊界十餘個地區的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陸軍新編第四軍，下轄四個支隊，全軍共一萬零三百人。葉挺被國民政府指定為新四軍軍長。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王明在去國六年後返回延安。毛澤東率領其他中共要人冒著紛飛的大雪前往機場迎接他和同行的康生、陳雲等，並在機場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中央三位領導同誌駕著仙鶴，騰雲駕霧從昆侖山那邊飛回來了。久別重逢，家人團聚，……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誌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

十二月九－十四日，根據懷揣“尚方寶劍”的王明的要求，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他說：“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誌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介石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王明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他還說：“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帝的，遊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

這次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和康生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決定由王明、周恩來、博古和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同時由周恩來、博古、項英和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共在南方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在武漢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二者合並，新機構由王明、周恩來、項英、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和林伯渠七人組成，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對外稱中央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在武漢，王明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文章和談話，使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一時變得微妙。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滿意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工作，他被派遣回國，目的是為了加強共產國際對中共落實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監督。共產國際雖然已經認可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但是對於毛澤東所強調的獨立自主的原則還是放心不下。蘇聯政府尤其是斯大林，關注的是國民黨的正麵戰場，而不大在意中共領導的遊擊戰爭。他們一直擔心中共獨立自主的原則會惹怒蔣介石，造成國共再次分裂，以致中日戰場拖不住日本，使蘇聯兩麵受敵，分散蘇聯在西方戰線對抗希特勒的兵力。王明的使命便是督促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服從於蔣介石的統一指揮。

一九三八年

三月，中共政治局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的形勢、中共的狀況、八路軍的作戰表現，尤其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以來的特點和困難等。任弼時還向季米特洛夫等介紹了王明回國以後的情況。

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

四月，張國燾出走邊區，在武漢投入國民黨懷抱。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新指示回到延安。王稼祥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去蘇聯治傷的。在回國前受到斯大林的接見時，他簡要地向斯大林介紹了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提出的政策方針。他說：“毛澤東同誌的主張，已經為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很有成效的，我們全黨、全軍和全體愛國人民，都支持並擁護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參加接見的季米特洛夫說：“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全力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的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他又補充一句：“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最後，季米特洛夫責成王稼祥回國以後向中共領導轉達他說的這些話。王稼祥表態：“感謝國際執委會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記您的指示，保證負責傳達。”

九月十四—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新的政策；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的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共產國際破天荒地明確表示要“以毛澤東為首”，使在中共黨內軍內欠缺根基人脈、全憑狐假虎威的王明頭上一直戴著的光環頓時失色。王明的貴人和後台米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托派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無疑跟共產國際的揚毛抑王大有關係（斯大林卸磨殺驢、米夫被揭發為政治反革命和托派分子以後，王明當即落井下石，批判米夫，跟他劃清了界線。米夫在十二月被捕，在一九三八年七月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判處死刑，同年九月十日被秘密處決，享年三十七歲），而同時毛澤東繼續從他與王稼祥並肩躺在擔架上長征時結下的友誼得益。

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六日，中共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是一九二六年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毛澤東、王明、周恩來、康生、朱德、彭德懷、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陳雲、項英和張聞天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王稼祥在會上再一次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特別強調了季米特洛夫“以毛澤東為首”那句話。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首次提出“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十一月五、六日兩天，毛澤東作會議結論，著重講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以及戰爭和戰略問題。他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他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因為“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出這個口號，隻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對於已經灰頭土臉的王明，毛澤東說：“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說得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曆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誌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對曆史上處理幹部問題中的一些錯誤決定，毛澤東提出“應予平反”。他認為中央蘇區對肖勁光公審和開除黨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和何叔衡等的處罰“皆不妥當”；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人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他說應區別對待四方麵軍中犯過錯誤的同誌和張國燾；博古、李維漢隻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等等。

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全會強調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批判了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隻講聯合不講鬥爭的遷就主義和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於國民黨軍隊、把人民的命運寄托於國統區合法運動的錯誤。全會重申中共的獨立自主、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確定了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部署。鑒於在抗戰新環境下中共黨內存在的嚴重的違反組織紀律的現象以及張國燾出逃等情況，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幾個組織方麵的文件。

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王明被調回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和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延安女子大學校長等職。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說到：“中國黨在曆史上有兩個重要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六屆六中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把王明淘汰出局了。

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全國抗戰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

十二月，汪精衛公開投敵。

一九三九年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為書記，周恩來、博古、吳克全、吳克堅、葉劍英和董必武六人為常委。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劉少奇為書記，委員為劉少奇、朱瑞（未到職）、朱理治、彭雪楓和鄭位三。三月底劉少奇去延安後，由朱理治代理書記。

七月三日－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先後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鄧發、劉少奇、李富春、李維漢、張浩、孔原、林伯渠、張鼎丞、鄧小平、高崗、譚政和滕代遠等。周恩來在會上作長篇報告，總結兩年的抗戰，分析時局的特點，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特點、危機和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工作原則，並匯報南方黨與軍隊的工作情況。博古作《南方工作報告》，張鼎丞作《關於新四軍與東南黨的工作報告》。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口號。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一九四0年

二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布結束使命。

三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規定在政權工作人員中實行“三三製”，即中共黨員、非黨進步分子和中間派應各占三分之一。

八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共中央分別發出《中央關於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關於擴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強調“要讓全黨黨員深刻認識，爭取二百萬友軍的繼續抗戰，是今天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中心的工作。而擴大交朋友的方式，是今天友軍工作最主要的方式”。指示重申，“我們的策略是要盡力團結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是要善於爭取廣大的中間力量，是隻打擊當前直接與我磨擦的少數最頑固的勢力”。指示要求八路軍、新四軍“應經常派人與當地友軍聯絡，主動的、積極的親近友軍，疏通彼此間的關係，解釋與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誤會，以虛心誠懇的態度交換工作經驗”。

八月二十日，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百團大戰”。

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敵後大城市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黨同誌應把開展敵後大城市工作，視為黨的最重要的任務，認識抗日戰爭沒有長期艱苦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後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敵後大城市工作的第二號通知，提出選拔從事敵後工作幹部的條件。

一九四一年

一月，皖南事變發生，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點。跟應付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時一樣，斯大林堅決壓製中共進行反擊的強烈要求。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東南局與中原局合並為中共中央華中局，由劉少奇、饒漱石、曾山、陳毅、鄧子恢、張雲逸、鄭位三、彭雪楓、黃克誠、張鼎丞、譚震林和劉英等人組成，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任副書記。

六月二十二日，德軍入侵蘇聯。中共中央在次日作出《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指出“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全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鬥爭，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

蘇俄和共產國際此後一時無暇無力操心中共的事務。以推動世界革命為使命的共產國際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自行解散。

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討論了中共曆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確認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王明、博古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開始全麵徹底清算所謂的“王明路線”。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九日，中國政府終於鬥膽正式對日宣戰，同時對德、意宣戰。

一九四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二月四日，又發布《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這兩個文件規定：減租減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農民，減輕封建剝削，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實行減租減息以後，農民須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權、財權和人權，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

二月一日　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八日，他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以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為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從此開始。

五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以領導整風運動。總學委由毛澤東、凱豐、康生、李富春和陳雲組成，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規定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辦事機關，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毛澤東有最後的決定權。在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從此正式成為中共第六任中共領導人，同時成了“永遠不落的紅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