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七-B）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後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七-B）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後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九三四年

在兵臨城下、大戰陰雲密布的一月十五－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博古作《關於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陳雲作《關於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等文件，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是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會議要求中共在國統區 “用最大的力量去準備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

會議改選了政治局，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王明、項英、陳雲、康生、任弼時、毛澤東、顧作霖和王稼祥十二人當選為委員，劉少奇、朱德、關向應、鄧發和凱豐（何克全）五人當選為候補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和項英四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繼三大以後第二次進入政治局（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卻斷定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

從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到三月下旬，中央紅軍在一連串戰役和戰鬥中均遭挫敗，最後廣昌失守。

十月十日，中央紅軍被迫西撤。當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機關從瑞金出發，前往集結地域。從十七日起，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八、九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八萬六千餘人，陸續從集結地出發突圍。

國民黨在十月破獲了莫斯科與上海中央局聯絡的大功率電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與蘇區聯絡的較小功率的電台，使莫斯科與中央蘇區的電訊中斷（此時紅軍已開始長征）。（蘇共和共產國際與中共最機密的通訊是通過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直屬機構與其在上海的秘密機構之間的渠道進行的。一九三二年七月，共產國際就是通過這個渠道指令蘇聯軍方在華間諜佐爾格（Richard Sorge）緊急支援中共臨時政治局一萬美元的，當時臨時政治局已經有四個月沒有從莫斯科得到經費了。）

中共官方敘事習慣於把紅軍長征稱作“北上抗日”，這是個彌天大謊。李德在《中國紀事1932-1939》一書中對長征和“北上抗日”是這樣評述的:“就當時來說，其實沒有一個人，哪怕隻是在夢中想到過要北上抗日。雖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號，但決不是黨和紅軍領導者的軍事計劃。”

毫無疑問，長征隻是打了敗仗以後逃跑求生的軍事行動，從來不存在一個為了抗日而北上的戰略。前些年的官方黨史研究開始承認因為國軍對中央蘇區腹地的圍剿，紅軍已喪失了在原地扭轉戰局的可能，蘇區“幾近陷入絕境”，紅軍被迫“突圍”、“撤離”或“西征”。

中央紅軍在長征前曾派出過一支由尋淮洲率領的紅七軍團改編的“北上抗日先遣隊”，這支隊伍一直被標榜為中共從一開始就堅決抗戰的證據和象征：“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最先舉起了抗日旗幟，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救亡圖存、實現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實際上這支先遣隊的任務是“調動和牽製敵人，減輕重要革命根據地的壓力”，他們的目的地並非東北或華北的抗日前線，而是當時並沒有日本一兵一卒，卻是國民政府的心腹地帶的福建和浙江一帶。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中央紅軍離開瑞金一個多月以後，紅四方麵軍留在鄂豫皖蘇區的紅二十五軍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名義，撤離鄂豫皖向西部轉移。這支部隊倒的確發表了《北上抗日宣言》，而且這支部隊最後也確實北上了，不過他們到達的同樣是沒有日本軍隊的陝西。）

因為國軍的圍追堵截，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頻頻改變自己的行進方向和“落腳點”計劃。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央紅軍苦戰五晝夜，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渡過湘江，突破了國軍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之戰是關係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一戰，紅軍僥幸逃脫了被蔣介石圍殲於湘江以東的厄運，但是也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而如今竟有人在企圖把“湘江血戰”美化成“奇跡般的勝利”！）。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決定放棄原定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向西進入貴州。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黎平開會，決定繼續向黔西北進軍。同時整編殘剩的部隊，徹底扔掉了從瑞金帶出來的“壇壇罐罐”。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淩晨，中共中央在黔北甕安縣猴場再次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強渡烏江，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革命根據地。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城內一私邸舉行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陳雲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鄧發、劉少奇、凱豐，以及李德和他的翻譯伍修權共十二人。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前博古跟周恩來商定了會議的主題和議程，即糾正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在政治局搞“小三人團”、“政府比黨大”，“有禁不止”等等歪風邪氣。博古的發言從大轉移說起，提出要糾正湘江戰役中發生的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當他接著準備講紅軍下一步的行軍方向時，被張聞天打斷了。張聞天開門見山地說，先別忙著糾正別人，要糾正的是你自己！這次會議的重點，應該是追究第五次反“圍剿”在軍事路線上犯錯誤的人的責任。張聞天的長篇發言條理清晰，顯然是有備而來。他的結論是：對軍事指揮不懂裝懂、隻知以權壓人的人，在目前的戰爭環境下沒有資格擔任黨的總書記。周恩來隨即表態肯定張聞天的發言，從而把會議引向了全麵檢論廣昌戰役的失敗原因以及追究博古和李德的責任。

毛澤東隨後狠批李德的“愚蠢”，責怪博古和李德葬送了一個好端端的中央蘇維埃共和國。王稼祥跟著罵了句“賣國賊！”李德幾次站起來又坐下。周恩來不讓他發言。

第二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增加了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首長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和李卓然列席會議，政治局會議變成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還是博古主持會議，他先作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檢討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的錯誤：一是一方麵寄希望於國民黨軍隊內部的反內戰情緒，可是當十九路軍要跟中共聯手反蔣時，卻又聽了共產國際的意見，“葉公好龍”，拒絕了十九路軍；二是在蔣介石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緊逼、“竭澤而漁”的進攻戰略時，沒有聽取彭德懷和毛澤東“外線作戰”的建議，導致紅軍被圍困在一塊狹小的地盤裏，不得不跟兵力和武器都占絕對優勢的敵人打陣地戰消耗戰，使紅軍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博古承認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也強調了敵我力量懸殊、蘇區物資供應困難、白區黨對民眾動員不夠、沒有充分支援蘇區的反“圍剿”等等客觀因素。

毛澤東的發言全麵分析了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即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他發言的提綱也是與張聞天和王稼祥事先討論後擬好的。

張聞天指責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博古製定的“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而產生這條路線的根子是博古把黨軍大權集於一身，把擅長遊擊戰運動戰的毛澤東趕出了軍隊，這是中央和博古在用人上的最大錯誤。張聞天認為必須推翻這個領導體製，重新建立黨、軍分家的體製，讓毛澤東回到軍隊的領導崗位上來。

接下來的軍隊幹部的發言大同小異，基本上都圍繞著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基調打轉。彭德懷沒有發言。

再也沒有人提起湘江戰役。實際上，紅軍在湘江戰役的損失比以往任何一次戰役的損失都慘烈得多。

凱豐反對張聞天的發言。他認為近幾年的實踐證明集權領導比以前的分權領導、各自為政優越得多。他批評張聞天提倡分裂主義，是要讓軍隊獨立於黨的領導之外。

最後一天的會議依然是博古主持。他再次承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請大家對中央這幾年的政治路線作出評價。這時，一直沒有吭氣的劉少奇說話了。他要求中央全麵檢查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對白區工作指導中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劉少奇對博古中央的白區政策一直有所不滿。不過他的發言沒有得到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他們的呼應。他們清楚，在政治路線上，對也罷，錯也罷，博古中央隻是跟著共產國際亦步亦趨，提政治路線的錯誤，矛頭所指就是共產國際了，就會踩踏紅線了。

毛澤東從寧都會議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共產國際惹不得。寧都會議讓他窩囊了兩年多，他自那以後調整了策略，不再硬頂硬抗，也收斂了對中央那些所謂的“留蘇派”的公然蔑視和挖苦，而是耐心地作溝通和分化工作。把張聞天和王稼祥拉到他的陣營裏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突破，以後的實踐證明這是影響極其深遠的成就。他當然不會犯再次觸犯共產國際的錯誤。

凱豐又一次為博古辯護。他說，打了敗仗，博古要負責任，但不能說總的政治路線都錯了。四中全會以來，博古忠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從不打折扣（事實上，在博古主政中共中央的四年裏，他在一切重大政治、軍事問題上的方針政策，都事先請示或事後匯報，無不唯命是從，連六屆五中全會的決議草案，也是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艾維特（Arthur Ewert，德國人，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間在中國）起草的）。如果說這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那就應該向共產國際反映。凱豐說，這幾年來中央領導下的蘇區和紅軍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不能把中央領導全黨奮鬥得來的功績全盤抹殺掉。凱豐又說，軍委工作是周恩來和李德負責的，兩人長期不和，大家都心知肚明。李德投身中國革命，沒有私心，這是國際主義精神，不應該對他求全責備。現在把全部過錯都記在李德和博古的身上，是不公正的。

晚上，周恩來發言表示接受大家對中央工作的批評，稱反“圍剿”失敗，除了客觀原因，紅軍主觀上也犯了戰略戰術錯誤，他主動承擔責任，並請求引咎辭職。

會議最後未經表決而做了三個決定：1）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取消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改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因為周恩來再也不肯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或中央軍事指揮小組組長，而眾人又堅持要他繼續主掌軍事，所以就想出這麽個不倫不類的名堂）；3）由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委托常委會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這樣，毛澤東進入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

十八日，常委會開會研究具體分工，決定博古仍然擔任總書記，負責黨務工作（不久他又先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主任）；張聞天負責宣傳；周恩來負責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李德被撤銷了顧問職務，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以後他隨中央縱隊行軍（李德在延安娶了和江青一起從上海來的歌影兩棲明星李麗蓮。一九三九年八月，他突然被命令與因臂傷赴蘇治療的周恩來同機回莫斯科述職，從此與李麗蓮天各一方）。

官方黨史一直宣稱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事實是：1）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成了中共中央的第四把手，紅軍領導的第二把手；2）遵義會議批判了原先的軍事路線，但根本沒有否定六屆四中確定的政治路線（幾個月後毛澤東們在跟張國燾爭辯時，還堅持那條路線一貫正確）；3）毛澤東絕對無法擔任“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因為那個位置早已被陳獨秀占住了；4）中共真正“獨立自主”地處理中國問題是六十年代初中蘇分裂以後的事。中共在遵義會議後依然基本上聽從莫斯科指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西安事變的處理。

遵義會議以後，由周恩來、毛澤東和朱德組成的“新三人團”決定再次改變進軍方向，北上與紅四方麵軍會合。他們一方麵要求張國燾南下接應，另一方麵準備過婁山關，經桑才和土城進入川南，再北上，計劃兩軍在川西會師。不料紅軍攻打土城因情報失誤、輕敵而碰壁，損失了近千人。毛澤東回到軍事指揮崗位後的第一仗出師不利。

二月，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為中共第五任最高領導。

在土城之役以後，毛澤東指揮了“四渡赤水”，牽著追兵的鼻子跑，用兵如有神助。其實因為軍委二局一科科長曹祥仁破譯了國軍的密電碼，毛澤東事先就掌握了敵人的行軍路線和出發時間。而為了大樹特樹毛澤東的威信，周恩來一有機會就吹噓毛澤東的神機妙算，同時嚴格控製一科，封鎖了曹祥仁破譯密碼的秘密（毛澤東自己在一九六0年對來訪的二戰名將、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吹噓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筆”）。

五、六月間，共產國際遠東局上海站同莫斯科的電訊徹底中斷，遠東局在中國的活動無形中結束。

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澤東致電張國燾、徐向前和陳昌浩，告知他們紅軍準備在“適當時期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以打通國際路線。

六月十八日，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由周恩來報告軍情及北進計劃，會議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確定兩軍會合後“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泛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部各省以致全中國的勝利”。政治局的多數成員認為當時“唯一可行的是向北發展，接通蘇聯，以取得國際援助”，而“南下是沒有出路的”。這個“北上”的決定跟“抗日”沒有絲毫關係。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黑水縣開會，決定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治委員、陳昌浩參加中央軍委常委會。

按照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統一陣線、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鬥爭的精神，在莫斯科的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經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了俄語譯稿以後，該文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在歐洲幾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報刊上發表，並於十月一日刊登在巴黎的華文報紙《救國報》上“出口轉內銷”。《宣言》強調國家民族“已處於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宣言》呼籲各黨派軍隊放下一切爭鬥岐見，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而奮鬥。《宣言》表示，隻要國軍停止進攻蘇區，對日抗戰，紅軍就願意放棄敵對行為，“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宣言》還號召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個《宣言》充分體現了王明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將紅一、四方麵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準備分頭北上實行“夏洮戰役”。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和參謀長葉劍英率領，中央機關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等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開會。毛澤東等與張國燾就中共的政治路線、軍事方針和組織安排等問題激烈爭論，但無法取得共識。張聞天事先擬好的、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因有多數讚成，又一次未經表決就算通過了。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分工，由張聞天負責黨務，毛澤東負責軍事，周恩來協助毛澤東，毛主周副的格局從此形成。

九月九日，張國燾、朱德等北上途中在草地因河水阻擋遇挫，於是放棄執行原定計劃，他們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電令右路軍陳昌浩和徐向前率軍南下。毛澤東等不願受張國燾的牽掣，率領紅一、三軍團不辭而別，自行北上。十二日，中共中央在甘肅迭部縣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並電示張國燾，要求他帶領部隊跟上。俄界會議決定向中蘇蒙邊境地區進發，通過遊擊戰，“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打通同國際的聯係，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將來向東發展”。

而張國燾、朱德等堅持走自己的路，他們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紅四方麵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並於十月間在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另立中央。

毛澤東們最終選擇去陝北完全是出於一次偶然的機會。九月十八日，在西北小鎮哈達鋪，毛澤東無意中從一張舊的《大公報》上得悉陝北活躍著以劉誌丹、高崗為首的相當數量的紅軍，而且還有一塊不小的根據地，這才決定前去投奔劉誌丹他們。這樣，紅一、三軍團於十月十九日抵達陝北吳起鎮，其長征至此結束。那時的中央紅軍為了避免樹大招風而低調行事，已經改稱為陝甘支隊。

從開始長征到最後去陝北，中共中央的“落腳點”先後經曆了七次變化。他們最初打算與賀龍在湘西會合，失敗以後西進到貴州。遵義會議以後，想渡過長江北上四川，再失敗。然後逃到荒涼但追兵較少的雲南。這時候已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標，隻是為了不被消滅而盡可能地回避戰鬥，飄忽不定地在雲貴川一帶遊移。中央紅軍第一次北上，是為了與在四川西康等待他們的紅四方麵軍相會。第二次北上是要去中蘇蒙邊境，以便萬不得已時能逃往蘇聯避禍。最後才因為那個偶然得到的信息而確定去陝北。

十一月，中共中央進入安定縣瓦窯堡，隨即糾正了陝北肅反中的錯誤，釋放了劉誌丹等一大批被拘捕的幹部。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係，此後一度不得不“獨立自主”，靠自己的判斷進行決策。而為了盡快與中共恢複聯係，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決定的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方針，王明和共產國際在一九三五年派遣多批人員包括林彪的堂兄張浩（林育英）和潘漢年等赴中國尋找中共中央。張浩在八月從莫斯科飛到外蒙，然後化裝成商人，長途跋涉，沿內蒙毛烏素沙漠的西緣進入陝北。十一月中，他在瓦窯堡見到了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新路線以及共產國際批準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決定（潘漢年遲至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才姍姍來遲抵達延安）。為了準確傳達王明寫的《八一宣言》的內容，張浩將整個宣言背了下來。張聞天隨即決定以“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工農紅軍軍委主席朱德”的名義將之以《抗日救國宣言》為題發布。張浩還帶來了共產國際聯絡部編製的電報密碼。

十二月九日，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和組織北平學生數千人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喊出了“反對華北自治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一二九運動獲得了全國民眾廣泛的支持和聲援，從而掀起了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十二月下半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張浩、博古、劉少奇和鄧發等人。會議根據張浩帶回的共產國際的最新指示，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這次會議被譽為中共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轉折”的標誌，不過那時中共給自己規定的首要任務其實依然是“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和“打通蘇聯”，其中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因為那“是紅軍生存與發展的希望”，而發展蘇區的主要方向是山西和綏遠。

毛澤東在十二月要張浩以“國際代表”的身份給張國燾發電報，聲稱自己是共產國際派來解決一、四方麵軍的分歧的。張浩開始躊躇不願，因為共產國際和王明根本不知道一、四方麵軍“草地分手”的事，更不曾授命他來處理此事。

一九三六年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再次勸說張浩，強調解決兩個中央的問題是迫在眉睫的事。如今既然共產國際已經批準張聞天為中共負責人，天無二日，那麽張國燾的中央就是非法的，張國燾的總書記也是非法的。張浩被毛澤東說服了，他在一月十六日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給張國燾發電，內稱：“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麵軍的問題”。他說，在他看來，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隨後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乃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而應急謀黨內統一。他建議雙方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而由他以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代表的身份，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使雙方密切配合行動。一月二十三日，朱德致電張聞天，提出“黨內急謀統一”，“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二十四日，張浩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朱德的提議，致電張國燾和朱德稱：“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

張國燾當初曾質疑遵義會議的合法性，是因為會議決定沒有得到過共產國際的同意，而現在共產國際代表認可了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黨內正統地位，他的“中央”就被架空了。還有，張國燾南下，除了認為川軍軟弱而北方的中央軍不好對付以外，部分理由是因為斯大林曾說過四川具有進可攻退可守的極為有利的自然地理環境，又較為偏僻，紅軍不會由於靠近南京而受到國軍頻繁的圍剿和進攻，“四川是中國革命最理想的根據地”，所以他南下往成都方向進攻是為了貫徹革命領袖的意誌，而北上則是一種變相的逃跑，如今張浩來電說斯大林已同意北上打通與蘇聯的聯係，也就是承認了北上的正當性，張國燾就沒轍了。

張浩用共產國際的名義發給張國燾的指示，完全是“假傳聖旨”。這個秘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隻有他和毛澤東兩個人知道（因為張浩幫助毛澤東等人確定了他們在黨內的合法地位，所以在其因病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去世時，毛澤東親自為其治喪、抬棺送殯）。

中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就開始與張學良接觸，接著多次談判協商互不侵犯、合作抗日抗蔣以及通商貿易互通有無的問題（據說雙方以物易物的方式之一是紅軍在指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挖一個坑，埋下煙土，然後東北軍來挖開坑，取走煙土，留下槍支彈藥，紅軍再返回取走武器）。張學良的設想是以西北為基地與蔣介石對抗，他認為“聯蔣抗日”不可能，隻有形成西北抗日的局麵，“反蔣抗日”才有前途。跟當年的孫中山一樣，張學良最關心的是中共能幫助他拉攏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真金白銀的援助。他並不重視紅軍的力量，認為在“反蔣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

為了在蘇蒙邊境建立根據地、“打通蘇聯”，從二月起，紅軍打著“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旗號發起了東征。共產國際支持中共開展西北革命，是蘇聯在遠東平衡日本侵華力量、從而保障其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

紅軍東征遭到閻錫山軍隊的攔擊，劉誌丹犧牲。三月上旬至四月下旬，蔣介石又調派胡宗南率中央軍增援閻錫山，再次企圖徹底消滅紅軍和摧毀陝甘根據地。紅軍為保存實力，於五月五日撤回河西，並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了反蔣的口號，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代之以“蔣介石氏”，呼籲蔣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愛國軍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

六月六日，張國燾宣布取消“臨時中央”。

六月十六日，在中斷了一年多以後，中共中央終於恢複了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共中央給莫斯科的第一個電報就是匯報建立“西北大聯合”以及西征的計劃。

六月二十三日，紅二方麵軍（即賀龍的第二軍團和肖克的第六軍團）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和賀龍等，說：“中央紅軍將西渡，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麵軍與二方麵軍，猛烈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外蒙與蘇聯訂立了軍事互助條約，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準二、四方麵軍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指揮二、四方麵軍的北上行動。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致國民黨書，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文中蔣介石被稱為“蔣委員長”。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自“草地分手”以後第一次正式以“黨中央”的名義向“朱總司令、張總政委”發布命令：“立即北上與一方麵軍會合，從寧夏蘭州間渡河，奪取寧夏、甘西”。

十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

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麵軍隨即發動西征，其一半二萬多人在十月底渡過黃河。這支後來被稱作西路軍的部隊在沒有根據地，沒有兵員和物資補充，敵眾我寡，又指揮不當的條件下，不斷遭到回族馬家軍的沉重打擊，於次年三月在甘肅北部全軍覆沒。

中共中央在十一月曾作了萬一陝北不守就紅軍全部突圍南下的準備，他們打算先撤到甘肅平涼、涇川、寧縣、正寧一線，然後根據情況東進山西或者南下河南或湖北，花一年左右時間作第二次長征，再設法返回西北。毛澤東為此給斯大林發過電報。不過張學良力勸中共堅持多熬一兩個月，說他相信西北局勢定有變化（中共如果離開，張學良聯合蘇聯對抗蔣介石的計劃就會泡湯）。

十二月十二日，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為逼迫蔣介石抗戰，在西安扣留了前去部署“剿共”的蔣介石以及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人，發動了兵諫。

當天，張學良給中共中央發出急電，告知：他多次向蔣介石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被蔣一味拒絕，因此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以促其接納抗日主張。電報說即將派機飛楊虎城部控製的延安，迎接周恩來等去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將向西安潼關一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中共要人們振奮不已。次日上午在保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平素持論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麽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家夥殺了再說。”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覺得“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毛澤東認為：“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麵都有好處”，不過他也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麵，讓張楊去打頭陣。”張聞天、博古和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眾人商討後決定：1）致電張學良表示讚許，並保證今後行動唯張馬首是瞻；2）派周恩來、博古和葉劍英等人為代表去延安飛赴西安；3）電示彭德懷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挺進，沿途與張楊友軍密切聯絡；4）電示在西安的中共人員，除對抗日宣言表達某些具體意見以外，一切俟周恩來等到後再議；5）周恩來等在西安應俟莫斯科回電後再作具體表態。

毛澤東起草了致莫斯科的電報報告西安事變，說明這是緣於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擬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決裂，請共產國際從速指示。

西安事變使中共中央一時揚眉吐氣。他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立即停止進攻西路軍（這件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遵命）；中共正為陝北的糧食嚴重匱乏、又沒有多少土豪可打而擔憂，如今部隊南移，糧食和其他補給便都不成大問題了；最關鍵的是，國民黨的剿共陣線已告破壞，解了中共的眉睫之患，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把我們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了出來”。

西安的電報如雪片般飛來，張學良對如何處置蔣介石躊躇不定，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而在毛澤東的複電裏，不是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就懲辦蔣介石一節，毛澤東說：“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讚成應由人民公審……”

中共領導人裏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放了蔣介石，無異是養癰遺患。有人主張經過公審，把他殺了；有人則主張將他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

莫斯科的回電於十四日的晚間到了。這份長電內容分為三段：第一段斷定西安事變是日本的陰謀，張學良的左右和他的部隊裏，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他們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會因之消耗殆盡，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蘇聯對張學良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因為一九二七年在北京抄蘇聯大使館，殺李大釗，是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幹的；一九二九年在東北抄蘇聯領事館，收中東鐵路，是張學良幹的）。第二段強調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張學良絕無能力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事變，利用這一機會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讚成抗日，並在和平解決的基礎上，主動將其釋放（十二月十九日，駐華蘇大使館臨時代辦在南京會見外交部長張群時鄭重說明，蘇聯政府不但與西安事變始終無任何聯絡，而且與中共無任何聯絡，因此對中共之行動不負任何責任）。

一年之後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說明上述電報的來曆。他說西安事變後，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和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聯外交部聲明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讚成。接著斯大林便親自草擬了那份電報，並向王明解釋說，張學良分量不夠，無法勝任全國抗日領袖，中共更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個可憎的敵人，卻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對中共領導來說，蘇共的電報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有人表示，西安事變分明是張楊共三角聯盟醞釀而成的，怎麽能說是日本的陰謀？有人擔心如果放了蔣介石，他將會不顧一切地對付中共；有人覺得長期內戰確實應該避免；有人顧慮西安事變如果得不著蘇聯的支援，哪裏會有勝利的希望？毛澤東則苦惱：“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麽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麽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複無常嗎？”中央要人們最後商決將莫斯科的來電立即照轉周恩來，要他據以向張學良試探，如果情形順利，即照指示的原則進行，否則要為中共留出回旋的餘地。

周恩來於十七日到達西安後與張學良密談，逕行告知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張學良很是憤慨，他覺得為中共所出賣，已往中共老是吹噓蘇聯可以助一臂之力，現在他已勢成騎虎，中共卻臨陣抽腿，不兌現諾言了。周恩來隻得以三寸不爛之舌百般解釋，說明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願有的事；蘇聯一定也有它的苦衷；中共將始終與張學良站在一起擔當一切。現在事已至此，決不能互相埋怨，隻有一本初衷，共策進行。周恩來向張學良表示，他認為如果製裁了蔣介石，必將會引起長期的內戰，而且勝負未可逆料。我們所需要的是全國抗日的局麵，而不是偏處西北一隅。我們可以一麵備戰，一麵與蔣介石談判，希望蔣介石能接納我們的主張。張學良被周恩來說服了，於是他們商定了如何優待蔣，以及如何向蔣進言等辦法。

周恩來將這些情形詳電匯報中共中央，並告知他覺得和平解決有望，中央要人們於是也為之欣慰，不過心中的疑團仍是存在。張聞天曾說：“這是為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犧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猜想蘇聯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壓力，隻能作置身事外的表態。可是放虎歸山，中共將來可要吃大苦頭。張國燾也有同感。

張楊部的不少將領覺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蔣介石，哪裏還能有妥協的餘地。這種騎虎難下的情勢，使他們有一不做二不休的念頭。不過張楊對蔣始終沒有采取完全決裂的態度，臨潼華清池的槍聲沉寂以後，他們伺候在蔣的左右執禮甚恭，他們隻希望蔣介石接受他們提出的八項主張，即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沈鈞儒、鄒韜奮等）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及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張學良與周恩來的密談是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直接原因。同時，當時的情勢也迫使張楊不能不放蔣。南京的重兵紛紛開進潼關，飛機又在西安上空威脅（兼監視控製，怕蔣介石被轉移到新疆或蘇聯去），這使西安當局的大多數人意識到戰爭的爆發將不利於他們。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等知名公知紛紛撰文譴責張、楊“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係國家民族之罪人；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全國各方實力派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也多持不偏不倚的態度。

張學良堅持要蔣介石簽字讚成他們的八項主張，而蔣介石則為了政府和個人的威信和麵子，不肯在挾持之下簽字。端納（William Donald。英籍澳大利亞人，原為新聞記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國，先擔任孫中山的私人顧問，後任張學良秘書，一九三三年張下野後曾陪張遊曆歐洲；一九三四年初隨張回國不久，又被聘為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的私人顧問。西安事變發生時，他正在上海）、宋子文和宋美齡等奔走其間，多方調解。宋氏兄妹表示蔣介石既已口頭應允了八項主張，如果一定要他簽字，心理上留下陰影，反為不美。

周恩來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兩天連續跟宋美齡會談，又以舊屬的身份，兩次拜見了蔣介石。他向蔣嚴肅敬禮，並依黃埔時的習慣，口口聲聲稱蔣為“校長”。周恩來首先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並希望一切和平解決，中共願擁護蔣氏做全國領袖，實行抗日。周也乘勢說明中共政策改變的始末，力證化除成見、團結禦侮的必要。周恩來對蔣介石始終恭順懇切，未露半點要挾之意，根本不提要蔣在八項主張上簽字的話。他還與蔣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並主動許諾將協助他們父子早日團聚。

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主動陪同蔣介石乘機離開西安經洛陽回南京。

張學良走後，西安一片混亂，張事先沒有作具體的部署，誰也不知道以後的做法。據張國燾的回憶，東北軍少壯派軍人於失望之餘，遷怒於中共，埋怨中共害了他們的少帥。五十幾個軍官持著武器，在一個會場中向周質問他們的少帥哪裏去了。他們說西安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事後中共又提出和平解決的辦法，與蔣係人員秘密妥協，出賣盟友，犧牲東北軍，以圖自身的私利。從前中共老是說蘇聯援助，結果竟是騙人的，現在少帥去了南京，凶多吉少，東北軍人也將死無噍類。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禍首的周恩來負責。周恩來態度鎮靜，措詞誠懇，向那些軍官們說明：張少帥隨蔣赴京，他不讚成，可惜未能阻止。他又說如果我們內訌，少帥的生命就保不住了，東北軍也會完蛋。如果我們團結鎮靜，蔣介石對我們的力量將有所畏懼，想必不敢為難少帥，三角聯盟也能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周恩來並向那些憤怒的軍人們誓言，中共絕不出賣三角聯盟，將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決不讓少帥和東北軍一方受害。那些暴躁的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變一幕便告結束了。剿共的戰爭事實上停止了，代之而來的是抗日戰爭。中共從此得以起死回生，迎來了命運的轉折點。這些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中共遷都延安。中國的曆史也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轉折（蔣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記》裏稱：“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個月可竟全力者，幾全毀於一旦。”）

日本侵華是西安事變的誘因，而西安事變迅速得到和平解決，則幾乎百分之百基於斯大林的強硬幹涉。

毛澤東在建國後至少六次對日本侵略軍表示感謝，比如，他在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一日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說：“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和淺沼稻次郎會談時談及一九五六年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南鄉三郎時說到：“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麵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毛澤東對日寇侵華發自內心的感激，最明顯地表現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對南京大屠殺的虛無處理上。中共占領南京後不久，即在位於城南的雨花台修建了人民革命烈士陵園，豎立了革命烈士紀念碑，以紀念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被國民黨在那一帶殺害的近十萬中共黨人和革命群眾，卻沒有建立任何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場所。一九七九年以前的官方曆史課本中，沒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任何記載。比如一九五八年版《中學曆史教師手冊》的“中外曆史大事年表”中，一九二七年有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的記述（死三百餘人），而一九三七年的內容隻有“日軍侵占上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簡單記述，全然不提死了約三十萬同胞的南京大屠殺。一九七五年版《新編中國史》的“曆史年表”中，一九三七年還是隻有“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南京防禦失敗”的記載，南京大屠殺同樣隻字不提。直至一九七九年版中學曆史書中，“南京大屠殺”一詞才首次出現。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四十周年時，中共南京政府才開放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