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 中共一大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

中共一大

本節要點：

1）一大是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提議而召開的。

2）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不是中共一大的第一天，當然更不是中共成立的日子。

3）陳獨秀在一大上被推選為中共最高領導，盡管他並未到會。

4）一大沒有公布也沒能留下任何正式文件。

5）一大的意義是後來被賦予的，早期的中共並不當它一回事。

至少在三、四十年的時間裏，對於中共一大的基本情況，大都不甚了了，比如會議第一天與最後一天的日子、一共開了幾次會、開會第一天的地點、有多少代表參加、通過了什麽文件等等，全是糊塗賬。與會代表的回憶中沒有異議的，隻有兩件事，一是預定的最後一天會議剛開始時，有個陌生人闖入，會議因此匆忙解散；二是次日改到嘉興南湖一條遊船上開會。這個例子說明，任何事件的當事人—哪怕是一群智商很高的人—的回憶往往是不很靠譜的。

一大不僅在當時毫無社會影響，就是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期裏，中共領導人自己也幾乎從不提及一大。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鮮提一大可以理解。土地革命時期，九一八事變後五十天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設有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司法、工農檢察、教育等部門，名義上下轄十八個省和四個直轄縣，光所謂的大學在瑞金就辦了三所，搞得煞有介事，那時完全有條件紀念一大了，然而，中共從中央到地方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周年，紀念馬克思誕辰，紀念列寧逝世，慶祝三八婦女節，慶祝五一勞動節，紀念八一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甚至紀念德共創始人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和盧森堡（Rosa Luxemburg）犧牲周年等等，卻從來沒有舉行過中共生日的紀念活動或發表過任何紀念文章。

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再一次有了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為了擴大中共的影響並凝聚全黨，中共領導人才覺得有必要紀念黨的生日。可是毛澤東、董必武和陳潭秋那幾位當年的代表無法對一大開會的日子達成共識, 於是最後隻得由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 把中共的生日定為七月一日。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的紀念日”。一九四一年六月,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 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作出的把“七一”作為中共的生日進行紀念的第一個文件。從此，“七一”就作為中共的生日固定了下來。

中共一大

梳理所能接觸到的資料後，大致可以定下有關一大的四個基本細節：

1）會議日期：對此據說共有二十五種說法。比較可信的應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三十一日，其中二十五、二十六兩天休會以便部分代表起草會議文件，三十日會議因故取消，實際開了六天會。

2）與會代表：有十二人和十三人兩說。應是十三人，他們是：北京張國燾、劉仁靜；上海李漢俊、李達；武漢董必武、陳潭秋；長沙毛澤東、何叔衡；廣州陳公博、包惠僧；濟南王盡美、鄧恩銘；日本周佛海。代表生平另敘。一大代表身份至少對一些人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3）會議地點：有李漢俊家、李漢俊的兄長李書城家以及兩兄弟之家三說。李書城是同盟會元老、武昌起義時的中華民國軍政府參謀長，當時正與夫人外出旅遊。位於法租界望誌路一百零六號的那地方外稱“李公館”，李漢俊從日本留學海歸後寄寓在兄長處，估計他對那房子恐怕不會有絲毫的產權，因此會址為李書城宅當屬無疑。

4）第一天會議地點：博文女校還是李宅。李宅更合情合理。博文女校僅是冒充“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大部分代表的住宿處（李漢俊就住在會址，李達夫婦借住在陳獨秀家，陳公博帶著妻子住旅館，張國燾另有地方住，不過有時也睡在博文女校），並不提供開會的場地。一大是中共各地同誌的初次聚會，不曾舉行任何正式儀式，不需要較大的場所；而李宅隨時有傭人煮水沏茶，舒服得多。

籌備一大時，維經斯基已經回國，接替他的是共產國際的東方問題權威、曾擔任過列寧的工作秘書、由列寧親自推薦來華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荷蘭人馬林（化名Maring，原名為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一九二一年六月—一九二四年初在中國。一九二七年加入托洛茨基組織的國際左翼反對派，其間一度被捕入獄。不久之後，馬林同英國的獨立工黨和西班牙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結盟，建立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心。一九三三年，馬林在獄中當選為荷蘭下議院成員，此後他一直利用此身份領導荷蘭的工人運動。一九四0年，馬林組織抗擊德國侵略的遊擊戰，一九四二年被納粹抓獲，四月被槍決）。據董必武和李達的回憶，在六月三日馬林到滬之前，中共並沒有召開一大的動議和籌備活動，召開一大是馬林提議的。包惠僧也回憶說：“中共一大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

馬林催促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把分散在各地的組織統一起來。於是李漢俊和李達分頭以中共臨時中央的名義向京、鄂、湘、粵、魯各地及日本發出通知，要求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而不考慮每個地區黨員人數的多寡。因為法國路途遙遠，信件寄去及代表趕來肯定已經來不及了，所以他們沒有給法國的同誌寄發邀請信。

馬林提供了會議經費，每位參會代表事先並得到路費一百元（會議結束回去時每人再發五十元）。

參與一大的“西方勢力”還有尼科爾斯基（Nikolsky，這是他的特工化名之一。他的本名是涅伊曼（Vladimir Neiman）。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他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哈巴羅夫斯克以間諜罪被捕，九月被槍決）。一九二一年六月，尼克爾斯基作為共產國際遠東間諜處、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和赤色職工國際的前身“職工國際理事會”這三個組織的代表來華，除了收集情報的主業以外，他擔負的重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駐華人員、當時在華活動的其他俄共黨人以及中共提供經費。

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一大。當時除了廣東省教育委員會主任，陳獨秀還兼任了新成立的廣東大學的預科校長。因為正忙於為修建校舍籌措經費，陳獨秀怕自己如果走開，籌款事可能會“黃”掉。廣東共產黨支部的主要負責人譚平山得協助陳獨秀奔走籌款，也離不開。而身為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那時正在主持北大教師的索薪維權活動（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 他因病離職後改由李大釗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北京支部的另兩位主角鄧中夏和羅章龍均以工作繁忙不克分身為由而謝辭。

中共兩大統帥和多位骨幹缺席一大，表明這次會議並不太受重視。

據劉仁靜回憶，張國燾和周佛海是會議的主角。李漢俊、李達、陳公博、包惠僧、陳潭秋和他自己都踴躍參加了討論，其他人發言不多。張國燾精明能幹，也喜歡出風頭。他很早就到了上海開始打點，主持會議，研究議程，樣樣少不了他，是一大最活躍的人物。

七月二十三日晚八時許，中共一大開始。會議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馬林用英語作了冗長的報告，介紹蘇俄革命和共產國際的情況，接著尼科爾斯基簡單地介紹了赤色職工國際，劉仁靜擔任翻譯。

第二天的會議上發生了爭論，張國燾認為共產黨員不應在政府裏任職，甚至學校校長也不行，陳公博與李漢俊對之強烈反對，張國燾的意見得到了大多數代表的讚同。

根據馬林的提議，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兩天休會，由張國燾、李漢俊、劉仁靜、李達和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決議和今後的具體工作計劃等文件。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連續三天舉行了三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四個方麵的問題：1）目前國家的政治狀況；2）中共的基本任務；3）黨綱；4）中共的組織問題。在討論如何處理與其他黨派的關係時，代表們又發生了激烈爭論。一些人主張中共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不跟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以保持黨員的秘密和“純潔”。包惠僧和劉仁靜等甚至提出對待孫中山也是如此，因為孫中山也是軍閥，對孫中山應與北洋軍閥一視同仁，不應有任何妥協，中共決不能聯合孫中山，黨員不能加入任何別的政黨，包括孫中山的黨。

董必武反對這種意見。他認為雖然孫中山總是在爭取各路軍事將領，但他不是軍閥；中共應聯合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派，以反對共同的敵人—軍閥。這樣，即使中共不能立即奪得政權，至少可以加強自己，以利於今後的發展。陳潭秋支持董必武的意見。

三十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中共綱領和會議決議、選舉中央機構。周佛海因為鬧肚子，大痛大瀉起不了床而沒有到場。八點多會議開始，馬林剛想講話，一個中年男子突然闖入（後查明此人叫程子卿，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中國科科長），他看到滿屋子的人，忙說：“對不起，我走錯地方了。”對此，富有地下工作經驗的馬林立即讓大家停止開會，關照所有人分頭迅速撤走。

作為主人，李漢俊覺得他不宜離開，陳公博就自告奮勇留下陪李漢俊聊天。他們上了二樓，在李漢俊的書房剛坐下不到幾分鍾，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車便停在屋子門前了。

進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和三個翻譯。那個法兵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像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些人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鍾頭，然而他們卻始終沒有注意到放在抽屜裏的一份中共的大綱草案。

李漢俊與陳公博被分開盤問。那個法國總巡先審問李漢俊。李漢俊用法語應答，稱自己是商務印務館的編輯，剛才與一幫朋友在討論《新時代》叢書的編輯事務（在籌備會議時，為了方便代表出入和確保安全，李漢俊特地參與發起組建了《新時代》叢書社，並把叢書社設於李公館）。審問陳公博時，總巡用英語問：“你是不是日本人？”陳公博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總巡又問：“你懂不懂中國話？”陳公博答道：“我是中國人，當然懂中國話！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這次暑假是來上海玩的。” 總巡再問：“你住在什麽地方？”陳公博答道：“我就住在這裏。”陳公博不敢告訴總巡他住在大東旅館，因為他的皮箱裏有廣東共產黨支部的文件。

李漢俊那裏藏書很是不少，有外國的哲學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而法國人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的書而不認得孔孟的經典。他們搜查之後，沒有找到什麽證據，那總巡微笑著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許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最後說了幾句道歉的話就走了。

又過了一會兒，陳公博下樓準備回旅館。出門後，他發現有人盯梢，正好一輛黃包車過來，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來黃包車，緊隨其後。陳公博就讓黃包車拉到大世界遊樂場。進了大世界後，他東轉西逛，先去聽了一會兒評彈，接著又去看電影，趁電影場人多光線暗，他擺脫了密探，然後又雇車趕回旅館。一回到房間，他就關上房門，打開箱子，把那些可能惹事的東西拿出來全部燒了。

當天晚上，天氣悶熱，陳公博躺著難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才入夢。淩晨忽聽一聲槍響，接著便傳來一個女子的慘叫。不久，茶房來告知說，隔壁房間的一個女客被槍殺了，旅館已經報案，巡捕馬上就到。陳公博一聽，擔心受到牽連，很快帶著妻子離開了旅館。他再也無心參加會議，當天晚上就與妻子乘火車去了杭州。

再說三十日晚午夜時，幾個代表集聚到李達那裏，商議如何繼續開會。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曾在嘉興讀過書，她提議可以去南湖假作遊湖開會，於是各人去分頭通知。

（一大會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是因為馬林在荷屬東印度搞革命期間留下的案底。當他在奧地利維也納領取去中國的簽證時，就遭到了拘捕，然後被驅逐出境。維也納警察局將他的資料交給了當地外事局，結果他路經的國家一律都得到了通知。這一措施迫使他在抵達上海之後立刻到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館做了登記，並完全以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同時上海租界又獲得情報，說東方的共產黨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俄國人、印度人和朝鮮人等，要在上海開會，租界為此投入了許多密探，隨時準備幹擾會場，有機會就捕人。）

三十一日清晨，王會悟乘頭班火車先到嘉興，租了一條遊船並點了一桌酒席。上午十時，除了陳公博以外的十二名代表們都到了嘉興，王會悟在車站等候，接大家上船。她扮成舞女在船頭望風，一旦發現異常，代表們就準備假裝打麻將。馬林和尼科爾斯基沒有去南湖。

開會前忽然大雨滂沱。代表們在雨聲中通過了黨綱和決議。考慮到黨員數量少，他們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隻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臨時領導機構。他們選舉了三人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

王盡美和鄧恩銘年紀小，學曆低，在整個會議期間，他們完全是謙虛學習的態度，不開會時總是貪婪地讀書看報。毛澤東常識豐富，在會下健談好辯，很活躍，不過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會前和會議中，不輕易發表意見，也沒有堅持什麽特殊主張。

一大後，張國燾、周佛海、包惠僧和劉仁靜暫留上海參加中央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一大通過的兩個主要文件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黨綱》列有十五條，不過實際隻有十四條，要點為：

* 中共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采取蘇維埃管理製度。中共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係。

* 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 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

* 聯合共產國際。

* 凡承認本綱領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黨員的人，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但在加入中共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中共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係。

* 在黨處於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

* 黨員除非迫於法律，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士兵、警察和職員不受此限。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分六部分：工人組織、宣傳、工人學校、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對現有政黨的態度以及黨與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關係，具體如下：

1）中共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在工會裏灌輸階級鬥爭的精神。警惕不要使工會成為其他黨派的傀儡，勿使工會執行其他的政治路線。

2）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的監督。每個地方組織均有權出版地方的通報、日報、周刊、傳單和通告。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

3）在一切產業部門均應成立工人學校，學校的基本方針是提高工人的覺悟。工人學校應逐漸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

4）成立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們在實踐中去實現共產黨的思想。這種機構的研究工作應分為以下幾類：工人運動史、組織工人的方法、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各國工人運動的現狀。

5）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在政治鬥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和官僚製度的鬥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鬥爭中，中共隻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

6）中共中央應每月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此外，應派代表赴遠東各國，以便商討發展和配合今後階級鬥爭的進程。

一大通過的《黨綱》和《決議》重申了中共的“初心”。不幸的是，中共在很長的時間裏並不清楚它自己最初開會定下的“初心”到底是什麽，因為中共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當時隻有手抄稿，沒有正式發表過，而中共未能保存下那些手稿（不過不管一大表達的中共的“初心”是什麽，那跟一百多年以後的鋪天蓋地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都沒有半點關係了。現在這個敘事的N版（王滬寧版）演變成了：“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共早就與時俱進了）。

早在一九三0年二月，李立三在他所作的《黨史報告》中就坦承：“黨的第一次大會文件，現在是找不到了。”“這次大會有什麽決議和宣言，現在已找不到。”

一九三七年，韋爾斯在訪問陝甘寧邊區時，也向董必武問起過一大文獻的下落。在她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第一卷《紅塵》中記述了董必武的回答：“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製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目前人們看到的一大綱領來自兩個大同小異的版本：

一是俄文版。一九五七年蘇共中央把原藏於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曆史檔案館的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移交給中國中央檔案館，其中有包括《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在內的俄文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該文件的作者沒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記述了中共一大召開的經過，從文中談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給我們作了寶貴的指示”這樣的語氣來看，作者是中共黨員（據說是張太雷），顯然那是一份中共向共產國際匯報一大情況的報告。

二是英文版。一九六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在整理資料時，從塵封已久的書架上發現了陳公博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提交的碩士論文《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此文的特殊意義在於它的附錄收入了六篇文獻，即附錄一.《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一九二一年）；附錄二.《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一九二一年）；附錄三.《中國共產黨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附錄四.《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一共通過了九個決議案）；附錄五.《中國共產黨章程》（一九二二年）和附錄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三年）。其中的附錄一、二、四、五是中共多年未曾找到的文獻，尤其是二、四、五三個文件，為世上的碩果僅存。

不知何故，無論是俄文版還是英文版的一大《黨綱》，第十一條都闕如。

一大未正式決定中共加入共產國際。

據或許不太準確的統計，一大代表了國內外五十七個黨員，包括上海九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邵力子、沈雁冰、俞秀鬆和楊明齋；北京十五人：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鄧中夏、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張太雷、範鴻劼、朱務善、李梅羹、吳汝明、陳德榮和李駿；長沙十人：毛澤東、夏曦、易禮容、何叔衡、賀民範、彭璜、肖錚、郭亮和薑濟寰等（長沙在一九二0年十一月隻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而沒有成立共產黨。參見《李達》一節）；武漢七人：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和趙子健；廣州七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林祖涵、阮嘯仙、劉爾崧和楊匏安；濟南七人：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王複元、王象午、王用章和賈乃甫；日本兩人：周佛海和施存統。

陳公博回到廣州以後，向陳獨秀匯報了會議的情況。因為一大代表曾就綱領和決議案中“不準在政府裏當官”、“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等條文爭論不下，所以他們將那些文件應否發表，授權新任的書記陳獨秀拍板。而陳獨秀在聽了陳公博對有關條文的弊病的陳述以後，決定把那些文件束之高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