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六） 中共五大及五大前後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六）

中共五大及五大前後

本節要點：

1）蔣介石、汪精衛相繼“清黨”和“分共”，造成大革命的徹底失敗。

2）盡管已被批判為“右傾投降”，為大革命失敗背上了黑鍋，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仍然當選為總書記。

3）在共產國際主導的具有曆史意義、然而並不合法的八七會議上，中共改弦更張，開始謀求獨立發展。同時，陳獨秀終於被正式免職，瞿秋白成為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

4）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決定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自下而上發動暴動以實現土地革命，中共從此走上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路。遵循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共從“右傾投降”轉向“左傾盲動”。

五大之前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批判“取消主義”，認為“鼓吹脫離國民黨，等於是鼓吹取消中國革命”。

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彭述之、顧順章和周恩來等人組成的中央特別委員會的領導下成功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

四月二日，托洛茨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一文，警告中國革命分裂的危機“不可避免”，主張“共產黨完全獨立”。托洛茨基讚揚陳獨秀退出國民黨的提議“是無條件正確的”。

四月五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就中國問題發表演說，批駁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分裂的危機“不可避免”的警告，並公開讚揚蔣介石。他認為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除了率領軍隊去反對帝國主義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為”。這個會議通過的決議批評中共要求脫離國民黨的主張“極端錯誤”。

從二月底至四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陳果夫和李宗仁等在上海多次密會策劃“清黨”。他們審定了既有陳獨秀、張國燾、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有鄧演達、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的共一百七十九人的黑名單，要求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分別看管，製止活動”。四月九日，蔡元培與吳稚暉、張靜江和李石曾等人聯名發出“護黨救國”通電，痛斥武漢政府的聯共政策，嚴詞譴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誌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大造輿論。

四月上旬，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工人糾察隊服從中共的命令自動放下武器，而中共的命令則源自共產國際），捕殺工人和中共黨員。隨後，廣東、江蘇和浙江等省相繼發生反革命屠殺，奉係軍閥也在北京捕殺中共黨員。李大釗、趙世炎、汪壽華和蕭楚女等中共領導人先後犧牲。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蔣經國立即發表了著名的《公開聲明》：“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

四一二使中山大學的許多學生轉而同情托洛茨基的立場，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威信頓時大打折扣。四月十四日，季諾維也夫向蘇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中國革命提綱》，批判斯大林四月五日的演講。

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同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四月二十一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詭辯蔣介石的政變證明了堅持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的方針的正確性。共產國際接著把它對蔣介石的希望（或幻想）轉移到汪精衛身上，宣布“武漢成了革命的中心”。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回答中國學生提出的關於中國局勢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問題，他仍堅決為國民黨辯護，稱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政黨，正如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他依然認為蔣介石在反共的同時，也在“進行一場……反對奴役中國、從而削弱帝國主義的戰爭”。斯大林還高度評價了兩個月後即向中共揮起屠刀的武漢政府的革命潛力。

斯大林們絲毫沒有嗅出從中國飄來的大屠殺的血腥氣味。也許事情的變化比他們預料的要快，更可能的是因為托洛茨基早就預見到會有大難臨頭，所以斯大林本能地懷疑任何可能證實托洛茨基的觀點的情報。毫無疑問的是，斯大林用了很大的力氣企圖拉住蔣介石。

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昌都府堤二十號召開，與會者八十二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

大會主要討論中共在蔣介石實行“清共”、國共合作岌岌可危的形勢下的對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認為自五卅運動以來，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隻注意於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鬥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以致沒有能夠有效地防止蔣介石的叛變。決議案繼續指望汪精衛的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反蔣立場。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強調了土地革命的意義，不過卻把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於武漢國民政府身上。

在五大上，不少人覺得應該徹底檢討過去，才能爭取未來的生機。但一觸及具體問題，又發現難以著手。陳獨秀的地位是動搖了，可誰能夠在這緊要關頭接替他，實在大傷腦筋。再說檢討過去，就會涉及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是否一貫正確的疑問。一向不太多過問中共內部事務的鮑羅庭認為不應損害現有的領導，他主張少檢討過去，多策劃一些將來。

大會選出了由三十一名中央委員和十四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旋即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和譚平山七人為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周恩來、陳延年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獨秀、張國燾和蔡和森為政治局常委；陳獨秀仍舊被選為總書記。

羅易、鮑羅庭、維經斯基等出席了五大，羅易在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讚揚五大是“布爾什維克的大會”，成功地解決了兩個問題，即“確定了黨的正確政策和選出了在目前情況下盡可能好的領導”。國民黨要人汪精衛和譚延闓等也曾出席五大並致祝詞。

五大沒有討論修改黨章的問題，不過五大閉幕以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六月一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該決議案對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許多補充和修正，其中第一次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製”；第一次規定入黨者的年齡必須在十八歲以上；第一次把中共與青年團的關係列入黨章，並規定“青年團中央，應派代表出席黨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代表應有表決權。”

五大以後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三十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八大在莫斯科召開，蘇共中央隨即根據會議的精神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定，並發出給鮑羅廷、維經斯基、羅易和蘇聯駐漢口總領事館三人“五月緊急指示”，要求中共“堅決主張從下麵實際占領土地”；多吸收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以改變國民黨的構成；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滲入國民黨內並組成可靠的武裝部隊。鮑羅廷等人在六月一日收到這個指示時，均表示一時無法執行。中共黨人更是啼笑皆非，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根本談不上懲辦反動軍官和組建數萬人的新軍之類。六月十五日，陳獨秀致電共產國際，委婉地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指示，不過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

六月五日，不知出於何種動機，羅易沒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向汪精衛出示這個指示，並在第二天又按照汪精衛的要求，給了他一份副本。汪精衛把副本給他周圍的要人傳閱，眾人一致認為這份電報的內容完全違反了當年的《孫文越飛宣言》，足以證明不是國民黨不再聯俄容共，而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出爾反爾，別具“消滅國民黨”和實行共產革命的陰謀。

此事以後不久，羅易和維經斯基等人就從武漢消失了，一切爛攤子都留給鮑羅庭應付，而鮑羅庭也已經垂頭喪氣。

周恩來在六月底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總隊長陳賡將隊裏一千多條槍自動上繳給軍方。這事後來被共產國際斥為“可恥的機會主義”，其實這是鮑羅廷的提議，而鮑羅廷又是根據共產國際製定的盡力息事寧人的原則決定的。

七月二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通過《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決議仍然承認汪精衛國民黨“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表示“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的要求不得超出國民黨的決定和法令範圍以外，同時，“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另一方麵，決議要求國民黨應保護工農組織及其利益。這個決議案是鮑羅廷根據莫斯科的指示草擬的，標誌著莫斯科退讓政策的底線。

七月十二日，鑒於陳獨秀躲在武昌一偏僻的工人住宅區自行“躺平”，而鮑羅廷又不打招呼帶著瞿秋白離開了武漢，張國燾倡議召開中共臨時政治局會議，改組了中央，由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李維漢和李立三五人組成臨時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政治局職權。會議建議陳獨秀赴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在實際上解除了他的總書記職務。

中共中央在次日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國民黨中央多數領袖公開的讚助反革命軍官”，“使武漢同化於南京，變成新式軍閥的結合與紛爭”，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又表示“一切革命工作，中國共產黨都要和國民黨黨員群眾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實行—因此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

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關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決議》，一改其原定的中國革命政策，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的要求。

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決定“分共”，幾乎同時，曾被蘇俄寄予厚望的馮玉祥也公開反共，從一九二四年初開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至此以徹底失敗而告終。這次合作注定不可能有圓滿的結局，因為雙方始終是同床異夢：國民黨指望得到蘇俄更多的援助以加強其實力，中共則企圖借國民黨之雞生共產黨之蛋、擴大自己的隊伍和地盤；國民黨抓住國民革命的口號忽悠民眾，但並無意實行，更不想進行一場社會革命，中共打著國民革命的口號，實際上是想借其掩護而逐步推行自己的綱領。

跟蔣經國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的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也曾公開發表過一個聲明，聲明說：“父親,……現在你我屬於敵對陣營，你在反革命陣營，今後我一定要和我那與工農為敵的父親進行鬥爭。這是我對反革命父親的訣別之言。”

八七會議

瞿秋白在七月二十一日從廬山回到武漢以後，恢複了其中共中央常委的職權。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他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以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中共新的鬥爭方針和任務。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五大選出的中央委員蔡和森、蘇兆征、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和候補中央委員毛澤東、李震瀛、陸沉，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和王荷波，青年團代表李子芬、楊善南和陸定一，湖南代表彭公達，湖北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以及以專程來華的共產國際“欽差大臣”、二十九歲的格魯吉亞人羅明納茲（Vissarion Lominadze。他回國後在當年十二月舉行的蘇共十五大上受到批判，又在一九三0年因反對斯大林過分集中的政策被指控組織反黨集團而被開除出黨、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得知即將被逮捕後開槍自殺，第二天在搶救過程中死亡）為首的三個蘇俄代表。

會議完成了四項議程。第一.羅明納茲用將近半天的時間，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為會議定調；第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會作工作報告；第三.通過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以及關於農民鬥爭、職工運動和中共組織問題的三個決議案；第四.選舉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

據中共官方黨史，八七會議“決定了中國革命走向”，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具體表現為會議取得的三大成果：1）清算了大革命後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會議指責陳獨秀完全放棄中共獨立的政治立場，一味妥協退讓，不想武裝工農，不想組織真正的革命軍隊，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解決土地問題。2）確立了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會議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目標，並決定通過“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會議明確提出中共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有係統、有計劃地在盡可能廣大的區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3）正式罷免了陳獨秀，選舉產生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蘇兆征、瞿秋白、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和任弼時九人當選為臨時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李立三、張太雷和彭公達七人當選為候補委員）。

不過問題是，八七會議既不是“中共中央全會”，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不是有共產國際的背書，這次會議完全可以被認作是一次“黨內政變”，是非法的，因為五大選出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被“境外勢力”羅明納茲拒之門外，而政治局常委中張國燾、李立三和譚平山三人都在南昌暴動以後南撤的途中，所以隻有留在武漢的瞿秋白、李維漢和張太雷參加了會議；同時，五大的三十一個中央委員中隻有十人到會，十四個候補中央委員中隻有三人到會，因此如果嚴格地從組織原則上說，這次會議通過的一切決定都是無效的。

其次，八七會議的一切都取決於羅明納茲這個不懂中文、第一次到中國的“毛頭小夥子”（瞿秋白語）的部署和指揮，中共中央自瞿秋白以下，都不過是他操縱的木偶。

第三，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急需替罪羊，中共中央一些人忙於撇清責任，中共基層許多人呼籲問責，陳獨秀知道自己難辭其咎，實際上他在七月十二日已經被免去了職務，在次日他向中央遞交了辭職信，八七會議不過是確認了既定事實。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還是被選為總書記，大大出乎莫斯科的意料。在共產國際看來，陳獨秀以往時不時表現出自己的獨立性，在需要挺身而出背起黑鍋的時候又不情不願，早就非除去不可了。

最後，八七會議鼓吹的武裝起義直接導致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

八七會議與會人員中最活躍的是毛澤東。根據會議記錄，在討論羅明納茲和瞿秋白的報告時，先後有十四人發言共五十六次，其中毛澤東發言七次。毛澤東首先表態：“國際代表報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接著他回顧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說：“首先是加入的問題，繼又發生什麽人加入，即產業工人不應加入的問題。實際上不僅產業工人，即農民都無決心令其加入。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不知道毛澤東憑什麽居然會認為國民黨是人人可據為己有的“無主房”，也不知道從中共三大到五大那四年的時間裏，毛澤東在什麽場合鼓吹宣傳過他的這個判斷。關於“農民問題”，毛澤東對陳獨秀中央忌諱過火的農運、扣壓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直耿耿於懷，因此他在會議上強烈譴責“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毛澤東著重討論的另外兩個問題是軍事問題和中共的組織問題。毛澤東認為“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在這方麵，毛澤東的遠見顯然遠遠超過其他人（會議以後，毛澤東就身體力行，主動回湖南去發動秋收起義、入草為寇了）。中共希望能當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領導者，但對於如何奪取政權，卻並沒有明確的概念。至於組織問題，那時不在中央核心的毛澤東很自然地強調“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

八月九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和李維漢為常委，瞿秋白從此成為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

同日，蘇共中央通過關於國際形勢的決議，正式認定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陷入了右傾”。決議又說：“現在……革命轉入了自己發展的更高階段，即直接為建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鬥爭的階段。……在短時期內，新的革命高漲將取代革命的暫時失敗。”

九月底－十月初，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武漢陸續遷回上海。

中央擴大會議

十一月九－十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瞿秋白的主持下於上海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羅米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等文件，正式決定要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以自下而上發動暴動的辦法實現土地革命。這時，中共組織和工農群眾運動遭到了極大的摧殘，中共黨員從五大時的近六萬人在半年裏銳減至一萬多人。然而在羅米納茲的影響下，這次會議卻認為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不斷革命”，革命形勢仍在繼續高漲，因此反對退卻而要求繼續進攻。斯大林希望中共能打幾個勝仗以證明他的中國政策的正確性和托洛茨基的消極悲觀的錯誤。

這次擴大會議增選了周恩來和羅亦農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十一日，趁粵桂軍閥混戰、廣州國民黨兵力空虛之機，以共產國際提供的二百多萬美元為資金，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惲代英、葉劍英、聶榮臻等，領導國民革命軍中的教導團、廣州工人赤衛隊和市郊農民發動廣州暴動，燒了幾條街的店鋪，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然而僅僅三天，暴動就失敗了，張太雷被流彈擊中犧牲，直接參與暴動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等五人被捕後遊街並被槍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