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之痛（下）

十二痛文革

剛開始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韋君宜就知道在劫難逃，因為楊述跟彭真、鄧拓的關係人人皆知。她隨大隊從四清處剛回到北京站，立刻就成了等外之民。人群中隻有文學所的葉水夫跟她點頭握手告別。回到機關以後，馬不停蹄就被送往文化部文藝界的總“牛棚”社會主義學院關押批鬥。

在那裏，邵荃麟病重不能起床，其妻葛琴因為照顧他，也被貼了大字報。田漢的兒子田大畏給父親貼大字報，開口是“狗”，閉口是“叛徒”。有次田漢在食堂吃飯，咬不動一根肉骨頭，吐了出來，被“革命群眾”當場斥罵，並被迫把吐出來的東西都咽下去。孫維世被戴上了“蘇修代理人”的帽子，還要她揭發蘇聯老師的罪行。翻譯家孫用在舊社會當過一個小鎮的郵政局長，他承認自己是貪官汙吏還不夠，還得承認舊社會的郵政係統全是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因此他本人也跟特務有涉。孫用是個極其訥於言語的人，直逼得他滿臉血紅血紅，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接著，眾“牛鬼蛇神”被各單位領回去批鬥。韋君宜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裏挨鬥次數最多，規模最大。

韋君宜的大罪狀之一是有次為了紀念毛澤東的若幹歲壽誕，人民文學出版社編了本《毛澤東論文藝》，因為毛澤東的著作都已編入印數巨大的《毛選》，書店怕銷量有限，提出先印一萬冊，韋君宜不假思索批了“同意”兩字，這就成了她“反黨反毛”的險惡行徑。

而就在兩年多前，韋君宜親自抓《毛主席詩詞》的出版，半夜三更去印刷廠看清樣，以確保天亮能送到毛澤東的手裏。那書好像印了一百萬冊。

宣傳部長陸定一曾經布置說，我們老是反帝反封建，這不夠，也應該出幾本書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於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應命而動，勉強搞出了三本“反資文學”。文革一來，陸定一倒了，他的一切言行都成了反革命言行，他倡導的“反資文學”也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吹鼓手文學”。

1969年9月底，國慶節前兩天，韋君宜被送到湖北鹹寧幹校。

剛到時的一天，韋君宜跟舒蕪奉命挖個糞坑以修建臨時廁所。兩人累得大汗淋漓，剛挖好，上級傳來指示，廁所改址了。

研究魯迅的楊霽雲是魯迅的朋友。他素無幹力氣活的習慣，鏟土隻能一次小半鏟，被連隊裏首先解放的第一任指導員取了個綽號“二兩半”，還在大會上當眾譏笑他。

凡曆史上確實查不出認識一個國民黨的，通常“解放”較早，而沾點國民黨邊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後不是鬥“走資派”，而變成鬥國民黨、鬥叛徒了。上至劉少奇和賀龍，下至一般群眾，無不如此。

邵荃麟被誣告為曾經投降過國民黨。他病得不能起床大小便，拉在褲子上，也不準看醫生（他後來死於獄中，其妻葛琴長年癱瘓）。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裏，許覺民因為曾請假離開桂林去上海，沒能找到黨的關係，隻得跟幾個朋友合夥開了個書店謀生，於是獲得罪名“奸商兼叛徒”。王士菁和蔣路在中學畢業時按當局規定履行過加入三青團的手續，就是“混入我黨的反動黨團員”。趙少侯在淪陷區參加過新民會，成了“老牌特務”。牛漢是“胡風分子”，因為他在學生時期參加過革命組織，所以是“反革命混入革命隊伍”。向雲休在重慶時曾參加過國民黨的婦女指導委員會，自然是“特務”。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手下當過職員，罪名為“國民黨嫡係反革命”。劉崗山曾被國民黨關押在五台山集中營，出來時被列名於《勸共黨青年脫黨書》，“叛徒”。蕭乾，“老右派加叛徒”。老黨員陸耿聖在被日本人拘捕時寫過一句“我是良民”，“叛徒”。丁玉坤和馬義民在舊社會當過警察，“反動黨團”。董恒山原是京劇小生演員，在舊社會參加過民社黨，“反動黨團”。周汝昌在抗戰勝利國軍回到天津時寫過篇文章《簞壺迎師記》，“反動派奴才”。陸浮在南洋曾被人誣告出賣同誌，盡管公安係統早已甄別平反，還是“叛徒”。張健婆家是地主，“地主階級孝子賢孫”。郭鳳蘭丈夫辦過個縫紉學校，“階級異己分子”。楊立平因丈夫重病不能教書，夫婦一起回她娘家，而娘家是地主，罪名也是“階級異己分子”。社裏解放前在二十歲以上的人，如此這般被揪出的竟達半數。

還有黃愛因在《毛選》上胡畫胡批，成了“現行反革命”

韋君宜在1938年曾受黨派遣去襄陽，其間她的外祖父去襄陽把她叫回了武漢。湊巧在她離開襄陽期間與她一起工作過的劉某被捕，於是她被懷疑出賣了劉某。韋君宜力辯劉某被捕跟她無關，因為劉某被捕時她早就離開襄陽了。幸運的是她正好有證人：在武漢慶祝台兒莊大捷遊行那天，她碰見過張光年和於光遠兩人。

十三痛同事朋友

原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是走過長征的老紅軍，1957年被劃為右派，留在社裏當普通編輯。

1965年時，馮雪峰已經六十五歲了，還有胃病，卻固執地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他以化名在鄉下辛辛苦苦勤勤懇懇，被不明底細的地方幹部評為“四清”工作團模範幹部。文革中這成了韋君宜“招降納叛”的罪狀之一。

文革初的牛棚裏，“牛鬼蛇神”們除了“請罪”和隨時承受各種批鬥和辱罵以外，就是不停地寫檢查，寫材料和應付四麵八方來的外調。馮雪峰資格最老，自然成了各路外調人馬爭奪的對象。為了防止別人胡亂記錄傳抄他的話，尤其是關於三十年代左聯的那一段經曆，他認真仔細地寫了一篇長材料，不管誰找他，他就給這一份，文中沒有順從造反派的口徑誣陷任何一個人（這篇材料後來刊登於《新文學史料》第二期）。

1969年，將近七十歲的馮雪峰戴著叛徒的帽子被下放到幹校。

1972年春，在對舊案進行複查、落實政策的過程中，發現馮雪峰當年在上饒集中營不但沒有叛變過，而且還幫助過其他同誌越獄逃跑。他根本沒有在那份國民黨當局公布的上饒集中營自首人員聲明上簽過字。還有就是有個解放後在押的國民黨特務因希圖出獄而胡亂咬人，咬了馮雪峰一口。不過在那時，能夠替馮雪峰平反的也就這一部分。

1975年，馮雪峰發現肺癌，開刀後九個月，到冬天由感冒轉成肺炎，突然惡化，幾天後就去世了。

盡管馮雪峰被開除了黨籍，生平事跡不可與人道，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為他舉行了一個特殊的追悼會，會上隻有一個議程：奏哀樂，默哀，一句話也沒有。

馮雪峰逝世三周年以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韋君宜的主持下為他補開了正式的追悼會。

向陽湖是鹹寧的一片沼澤地。從1969年9月至1974年12月，文化部係統六千多文化人及部分家屬曾先後被下放在那裏的幹校務農。

不到二百人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向陽湖失去了八個同事。

人文社冤魂一：公勤人員兼電工老艾。他一向體弱，那晚去收拾剛到的鍋爐，沒人幫手，他一個人使勁扛，竟倒斃在鍋爐跟前。他身後留下了妻子和三個幼女。

人文社冤魂二：期刊發行處科員周玉祥。因為所有的文學期刊都停辦了，他沒了業務，所以被送到幹校。他病了一場，好像情況不嚴重，不過當地沒有像樣的醫生，始終也沒弄清他到底得了什麽病。頭天晚上他還沒事，第二天早晨就稀裏糊塗離開了人世。

人文社冤魂三：校對程穗。她是“曆史反革命”，老也解放不了。她年輕時在重慶政府機關當過小職員，當局要求大家必須登記參加國民黨，她聽話登記了，隻是她的登記表上還有“監察員”三個字。文革當權者要她坦白，她什麽都交待了，包括一切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卻就是交待不出這個“監察員”來，完全可能她確實不知道她還在紙麵上被委任過這個所謂的官。程穗是“地富反壞右”裏最底層的人，誰都可以任意打她罵她，包括孩子。到了最後，她實在熬不過去了，於是下定決心離開充滿苦難的人間，先是服毒，被救了回來，她就一口飯不吃，喂她的飯偷偷吐掉，活活絕食而死。

人文社冤魂四：古典編輯室的秘書劉敏如。他是個胖子，有高血壓。抗戰時他是家鄉一個小學的校長。那裏是日偽軍和八路軍拉鋸爭奪的地區，八路軍這邊先委任他當地下村長，日偽那邊也要村民推舉個村長，老鄉們認為一客不煩兩主，也歸他去應付，於是被打成“漢奸”。三伏天烈日當頭，他被逼下地，在彎腰鋤地時，一跤跌在地下，再也叫不醒了。造反派當場作主把他就地掩埋，連墳頭也沒立。

人文社冤魂五：現代編輯室編輯謝思潔。他年輕時曾是共青團員，被國民黨抓去以後由資本家父親花錢贖了出來，就此脫離了組織關係，在一家公司當差。他跟郭沫若很熟悉。文革中他被定為“叛徒”，他父親留下的錢又害他成了“資本家”。他在向陽湖得了癌症，後來死在武漢的醫院裏。

人文社冤魂六：校對孫昌雯。她和丈夫本是作為革命群眾帶著兩個女兒來到向陽湖的。不料造反派發現孫昌雯曾經跟另一個女校對在北京時有過有損江青光輝形象的言行，無非是聊過江青年輕時當電影明星、有過幾個丈夫之類的八卦，還傳看過有關的照片，於是她成了“現行反革命”，被日夜審訊，要她供出背後的主謀。大冷天她被罰在院子裏站立，一站站半夜。她身體本來就欠佳，就此弄出一身重病。後來軍宣隊允許她帶著孩子回北京，一查已是癌症病入膏肓了。

人文社冤魂七：翻譯家金人。他是被揪出來的“反革命”。當年他是共產黨員，還是沈陽地下黨的負責人。抗戰結束蘇軍和國軍進入沈陽時，把他找了出來，不知讓他公開辦了個什麽手續，把他的黨籍給弄掉了。多少年來他對此事從不隱諱，但還是循例被打倒，戴上了帽子。他年紀既老，身體又壞，造反派手裏沒有多少材料，對他興趣不大，把他與一群老弱病殘一起發配去了丹江。丹江是幹校喪失勞動力的人的收容處，那裏沒有生產任務，但那些人得自己拉煤、種菜、做飯。金人就死在那裏。

人文社冤魂八：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主管戲劇的副總編輯孟超。他寫的昆曲“李慧娘”深得同鄉康生的欣賞，康生還曾讓孟超陪著劇團去釣魚台演過一場。不料不久以後冒出個“有鬼無害論”事件，孟超成了那事件的主角，“李慧娘”被指控為影射黨中央。康生率先翻臉拍案大怒，江青接著批示：“誰同意給這個反黨分子提級的？有陰謀，要追查”（大概江青太忙，沒顧得上追查這個首先同意給孟超提級的人，而那就是韋君宜！）

在文革前兩年，孟超的名字已經不能見人了。文革一爆發，他自然成了人所共知、全國共討之的罪犯。在向陽湖，他是長期的永久性的鬥爭對象。他病倒了，女兒從北京來侍侯。他去武漢治病，治完了，還是回向陽湖。他是向陽湖幹校的末班“畢業生”。回京以後不久就悄悄地死了。

韋君宜另有兩個熟人也死在向陽湖。

一個是中華書局的金燦然。他是知識淵博的曆史學家和老延安。在延安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還出過書。他領導的中華書局成績斐然。然而在幹校裏，他似乎已經失智了，成天光知道睡覺，還有就是抬糞，抬完糞就呼呼大睡。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和怎麽死的。

另一個是作協的評論家侯金鏡。他因為在閑談中對林彪有不敬之處，成了“現行反革命”。他有高血壓，晚上還無異，天亮之後卻不能動彈了。連裏衛生員無法救治，送進縣醫院時早已來不及了。

在追思那些冤魂時，韋君宜寫道：“我不想描畫那些臨死悲慘的場麵。現在記下他們，隻為的是讓今天主事拿權的中年人即當年的孩子們，想起這些糊裏糊塗送了命的叔叔阿姨。不該忘掉的，好好想想看，你們還想得起來嗎？”

十四痛清華校友

在清華比韋君宜高三級的熊大縝平時不大活動，讀書很用功。抗戰開始以後，這個書呆子拋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大學助教不當，跑去冀中參加革命。他是學工科的，在軍隊裏搞科研，製作炸藥、手榴彈等，還曾回城為部隊采購藥品和電台，後來卻以特務的罪名被槍斃了，而且正式通報，明正典刑，以致校友們都以為他是“隱藏的敵人”。過了幾十年後才查清，原來是場冤獄！

1935年日本軍國主義明目張膽地侵犯華北，而蔣介石卻天天呼籲親善睦鄰。韋君宜和她的幾個女同學成天像發了瘋似的聚在一起，為國家的命運焦慮擔憂。她們的頭頭韋毓梅這時已是共青團員，她帶領大家成立了清華第一個女生的革命組織“民族武裝自衛會”，而韋毓梅的上級是蔣南翔，蔣南翔也參加過她們的會議。

韋毓梅在1936年畢業以後去了上海，成了職業革命家，長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後來去新四軍控製的解放區當了縣長。解放後，她先後擔任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和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長。她離了婚，帶著三個孩子生活。文革中，在被鬥挨打後沒有人勸慰她，拉她一把。那天她被打得遍體鱗傷，扔在空屋裏，她艱難地爬上陽台，從那裏跳了下去。在她跳下去時，胳膊和腿都被馬路邊的電線杆掛斷了。

十五痛“一二·九運動”戰友

王文彬是領導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學聯常委。1938年他在武漢負責籌備全國學聯大會，會散後，領導上要他留在武漢，他卻執意要回微山湖地區拉隊伍拿槍杆打鬼子。這樣的一個人，卻在“湖西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而槍斃了！因為他是學運中的名人，消息傳出時，隻能含糊地說他在抗日中犧牲了。楊述當時還寫了悼念他的詩：“我聞君就義，矢誌與君同”，好久以後才知道他是這麽一種死法。

十六痛蔣南翔

蔣南翔也是清華的學生，更是中共清華黨支部的書記。後來他擔任了北平學委書記。

《清華救國會宣言》出自蔣南翔的手筆，其中的名言“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如野火般瞬間傳誦全國。

 蔣介石在“雙十二”西安事變中被扣，左派學生欣喜若狂，大喊大叫，要求公審和槍斃蔣介石，中共負責幹部如黃敬們也是如此，隻有蔣南翔說不要這樣提，因為廣大民眾恐怕不會讚成。十二月十四日據說傳來了延安要求公審的消息，而第二天正式消息來了，說周恩來已飛往西安，提出了和平解決事件的主張。

1937年平津淪陷以後，學生們流亡四方，北方局領導劉少奇主張學生、尤其是學生骨幹，應留在華北抗日，集中到太原去，不要去南方。蔣南翔則認為不應該絕對化，南方來的學生多半會希望回南方，再說南方開展工作同樣需要人，他自己也去了南方，結果受到批評。解放以後，陳雲還出麵調解過這事。陳雲認為當時雙方都沒錯，北方需要人，南方也需要人。

延安整風變成審幹，審幹變成“搶救失足者”，蔣南翔從一開始對那一套就極不讚成。審幹結束以後，康生還在喋喋不休地說運動如何有成績。1945年，蔣南翔上書提出應該明確用搞運動的方式審幹是錯誤的；堅持強調“搶救運動”成績為主是錯誤的；隻相信工農幹部而歧視知識分子幹部，更是錯誤的。他的意見書交給劉少奇送中央，卻被“留中不發”。蔣南翔的意見非但未被接受，他反而受到了黨內批判，被指責為犯了嚴重錯誤，隨即被派到東北做一個省下麵的宣傳工作。這個處分直到1985年中組部為蔣南翔徹底平反時才被撤銷（他的這份意見書可見於《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四期）。

 剛進城時，蔣南翔任團中央書記，1952年起任清華大學校長，後來又擔任了高教部部長（梁注：當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始終頭腦清醒的蔣南翔，卻把清華大學搞成了“反右”的“先進”樣板，在全校揪出了五百七十一個右派，包括錢偉長、葉企孫、曾紹掄和黃萬裏等大師。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盡管蔣南翔一直緊跟毛澤東的教育路線，毛澤東還是把教育係統說成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為此蔣南翔在文革中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最多的一天他被審訊、批鬥二十七次，承受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摧殘令人發指）。

1984年在中央黨校工作期間，蔣南翔心髒病發作。之後，他為消化係統的癌症幾進幾出醫院，在醫院裏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後的四年。

十七痛周揚

文藝界反右運動基本結束以後，以周揚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文章，殺氣騰騰，蠻不講理，可謂登峰造極。1979年，韋君宜到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向周揚約《周揚文集》的稿，而周揚卻非常為難非常勉強，韋君宜對他說：“要弄清現代中國文學史，就離不開你的這些文章，無論如何也得出。”為這事韋君宜追了周揚好幾年，後來才了解了周揚整理這些舊稿時痛苦的心情。

周揚解釋說：“這裏麵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還有毛主席寫的。那篇《大辯論》就是。如果要用我的名義發表，我必須一一說明，所以很費事。”

以前，周揚還說過，他當初並不想把艾青劃為右派。

周揚從延安時代起就是共產黨在文藝方麵說一不二的“沙皇”，多少作家一生的榮辱都決定在他手裏。而到了晚年，他對自己生平的所作所為作了痛心的懺悔。周揚在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上梗咽流淚，說：“很多好同誌受了苦，我對不起大家。”他向許多被他批過整過的人賠禮道歉。他跟馮雪峰一向不和，還是出席了馮雪峰的追悼會。他的坦誠，使二十多年遍體鱗傷的文藝界彈冠相慶，大家全身放鬆，都同情周揚，諒解了周揚。

周揚的醒悟本身就是中國文藝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十八痛楊述

（梁注：楊述（1913-1980），江蘇淮安人。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加入“中華民族先鋒隊”，編輯《北平學生》等報刊，在“一二·九運動”中發揮骨幹作用。1936年參加中共，任清華大學支部宣傳委員。抗戰爆發後，參加平津大學生南下工作團，到達武漢後任“青年救國團”組織委員。不久調任中共川東特委組織部長兼青委書記。1939年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次年任綏德師範、米脂中學黨總支書記。1943年在“搶救運動”中被戴上“特務”帽子隔離審查。其後相繼在馬列學院、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工作。抗戰勝利後以新華社特派記者身份隨中共代表團參加重慶談判。1948年調中共中共“青委”籌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中央成立後，任常委、宣傳部長、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中國青年報》報社社長。1953年調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兼高校黨委第二書記。1961年調任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1965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倍遭摧殘。1978年獲平反昭雪。1979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據“百度”）

韋君宜跟楊述共同生活了三十九年。

“一二·九”時，韋君宜跟楊述都在清華讀書。

1939年，韋君宜由重慶經成都前往延安。楊述那時在重慶工作，他介紹韋君宜去他家住，並通過他家的關係跟四川省委取得聯係。

楊述的家庭是淮安的商人兼地主。其父在楊述十歲時就去世了，寡母盡管備受族房裏的欺負，還是獨力帶大了六個孩子。家裏大哥繼承父業，老二楊述是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大學生。他在中學裏就受到革命文學的影響，同時也開始受到當局的注意。他母親想了解兒子到底在外麵幹些什麽，也讀了兒子買回家的《母親》、《語絲》（以梁遇春、周作人、魯迅和林語堂等人的作品為主的文學刊物）和《拓荒者》（蔣光慈和錢杏邨主編的文學刊物）等進步書刊，而楊述則以唯有革命才能破除家族裏的封建陳規和挽救民族於危亡的道理，教育母親、兄長和弟妹們。他在武漢為黨工作時，寫信讓全家趕緊出來，不要當亡國奴，而他的母親竟真的聽了他的話，丟棄了土地、房屋和商店等財產，率領他的哥嫂和弟妹一起到了武漢。楊述隨即把三個較大的弟妹送去了延安，接著他的母親、哥嫂、小弟以及侄兒撤到了四川，楊述將他們托付給成都的黨組織，要他們一切聽黨組織的安排。他母親把帶出來的細軟變賣捐作了黨的活動經費，家裏則成了黨的地下機關，在那裏還召開過四川省委的擴大會議。楊述的哥哥油印機密文件，他母親站崗放哨，母親兄嫂都入了黨。他的哥哥後來被捕被活埋，母親失去關係後窮居鄉村，是周恩來指示八路軍辦事處的人四處找尋，才把她接回延安的。

很多進步青年背叛家庭參加革命，但像楊述這樣把全家統統帶進革命隊伍裏來的很少見。

楊述是個老實忠厚的人，有時到了迂呆的程度，無論是對黨還是對朋友。他成天談工作，寫舊詩，嘴裏老是滔滔不絕，可是在生活中傻到令人同情，他的鞋子全是破的，床上的褥子肮髒破爛不堪。

在延安時，毛澤東曾經就楊述寫的一首詩寫過評語。

1943年，楊述遭到“搶救”，被打成特務。他是被彭真保下來的（梁注：彭真與毛澤東、劉少奇和康生同為延安整風的主要操盤人）。

楊述是學曆史的，他曾有過寫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想法，還草擬過若幹篇章。他那時動輒能下筆千言，寫過題為《二千年哲學的總清算》那樣大而無當的文章；到大會上賣一回《北平學生》刊物，就能來一篇《編者賣報記》，但是後來在黨內工作的時間越長，地位越高，寫東西就越來越謹慎，文章越來越短，思想越來越放不開了。他寫東西必先弄清當前黨的宣傳中心，然後照著去構思，從不越軌。他在1940年寫過本小冊子《一二·九漫語》，文字活潑真切，可是解放後在把這本小書收入他的《記一二·九》時，他親手把那些富有生活氣息的以及不符合當前宣傳要求的東西大加刪削，使人讀了索然無味。1957年時，楊述知道把許多大學生和二十來歲的青年幹部打成右派實在不近情理，也爭辯過，但最後還是執行了。他已經習慣於以上級的思想為思想，自己的一切思想隻能在那個圈子裏轉，不能越雷池半步了。

“反右”期間，韋君宜因為言論出了圈，受到嚴厲的批判。作為丈夫，楊述是同情的，在韋君宜苦惱到極點時，他會陪韋君宜外出散步，然而在散步時，他們倆卻幾乎沒有什麽話可以交談。當時韋君宜就發現，他們兩個經常說不到一起去了，他們的心恐怕已經不能相通了。

三年困難時期，楊述自己吃著鹹菜，眼看著老百姓餓得腿都浮腫了，多少人在發牢騷，他對誰卻都還是一本正經地宣傳黨的政策，要大家相信黨，“麵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人前人後，從無二話，以致有的親戚開玩笑說他是個真正的“徹底的宣傳家”，宣傳不擇對象（筆者有個同學是韋君宜的外甥，他每年暑假去北京玩，就住在韋君宜家。記得他回來後多次說過，他姨夫總是要他多讀毛主席著作）。

然而，在“三家村”被點名以後，這麽一個標準忠實樸素的幹部，立刻被作為“三家村幹將”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在全國報章上點名批判，他被掛黑牌、剃陰陽頭、拳打腳踢，所受的殘酷折磨和精神壓迫，到了“逼得石頭要說話”的地步。

在關鋒等人的授意下，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吳傳啟是揪鬥楊述的急先鋒。

使楊述最痛苦的，還不是肉體的摧殘，而是人家把他的信仰，他對黨、對馬列主義、對毛澤東的信仰，當作耍猴兒的道具反複耍弄。

可是回到家中，見到造他反的十七歲的女兒楊團，他還是囑咐道：“我這次可能被亂棍打死，但我實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總會有犧牲，我就是死了，翻不過案來，你也一定要永遠跟黨走。”

韋君宜一度被鬥得受不了了，在還允許回家的那一陣，有一次夫妻倆單獨在一起，韋君宜對楊述說：“我實在沒法忍受這種侮辱了。看這形勢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轉了，我們不如去廚房，把煤氣打開，了卻殘生，免得零碎受苦吧。”楊述聲音很低，卻是義正詞嚴，像平時開會分析問題一樣說：“不！我估計這次運動搞成這樣，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進來了，也許是國民黨搞的，這種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楊述被隔離審查後，有一次給家裏送條子，要跌打丸和接骨膏。他死後韋君宜才知道，造反派用直徑一寸多的鐵棍把他打倒在地，又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都被打斷了。

 下幹校時，楊述已經五十九歲了，他有心絞痛，被迫從事的繁重的體力勞動使他的心絞痛越來越厲害。

1973年，韋君宜和楊述從幹校回來，那時群眾性狂潮已過，隻剩下四人幫在作威作福。在機關裏卻還是每天上班必須說假話，不說不行。他們家每天吃了晚飯，就拉緊窗簾，關了大燈，一家人圍著一盞台燈議論時局。這個在永定門外沙子口那兩間狹小簡陋但溫暖的小屋裏的 “家庭政治小組會”總要開到十點才散。他們自己作過“政治排隊”，思想最左的是楊述，女兒楊團其次，再次是兒子楊鬱鬱，最右的是韋君宜。

楊團認為她的真正的大學就是在那四年（1973-1976）裏完成的。她說：“如果說文革頭七年的遭遇和磨難是鍛造我的意誌的鐵砧，那麽後四年的家庭討論會則是開啟我心靈的鑰匙。”

關於自己的遭遇，楊述先前總認為是造反派的胡搞，吳傳啟大概是混進來的國民黨，後來又認為最多加個關鋒，中央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成天寫申訴信、控告信，複寫，重抄，自己寄，托人送，還打聽“門路”，在國務院門外的樹林裏等信訪處的人出來，送給這個組織那個組織，所有領導都找過了，但無論如何，都是石沉大海。他還不斷地研究政策，拿自己的情況去跟那些劃分敵我的“杠杠”對照，然後再寫信，說明自己夠不上“杠杠”。所有這些，他足足堅持了六年！六年裏他就在這個磨子縫裏活著。

跟楊述同病相憐的許多人，除了進監獄的以外，都在家裏掛著等結論。這時興起了一股風氣，大家互相來往起來了，一串聯就知道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慘劇。這時楊述已經沒法相信這都是國民黨的陰謀詭計了，因為他知道，國民黨絕沒有這麽大的本事！

楊述空前頻繁地出去找朋友。大家的境遇都一樣，人人都頂著可怕的“叛徒”、“特務”或“反革命”之類的帽子。從前楊述是不跟已經“定性”的人交往的，那不光是怕沾邊，也是因為他認為既然黨給人定了性，那人就一定有問題，不應該對其表示同情的。可是現在不同了。楊述說：“真奇怪，過去一個人出了問題，戴了帽子，就會被孤立起來，自己也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了。現在不管戴多大的帽子，大家還是來來往往滿不在乎！”他自己隻要聽到什麽老朋友從監獄裏放出來，必然連忙趕去看望，也不問自己會不會連累人家或人家會不會連累自己。

學部整黨時，楊述有點明白了，他知道不管如何給自己無限上綱，還是沒有可能恢複組織生活的，於是他決定隻承認錯誤，再也不肯承認反黨和叛徒了。

從1973年起，楊述恢複了工資，並被發還了凍結工資，但不做結論，不恢複黨籍。他整日整月整年地憂愁，弄成一場大病。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心目中最要緊的黨不承認他是黨員。他一見到那種“開除黨籍，給以生活出路”的政策，就氣得發抖，說：“我要生活出路幹什麽？”他說過：“隻要能恢複黨籍，咱們寧可全家搬到（女兒下鄉的）雲南去，全家老小去插隊。”他寫過五十多次申訴書。他無法接受別人的勸告：實在沒有必要這樣認真，對這種世態，隻有玩世不恭才是辦法。他未必不知道當時把持著黨權的是些什麽東西，也知道他的申訴書上去隻能落在那些人的手裏。但是他總覺得黨是個最神聖的徽號，代表著人類的希望和理想，能否留在黨內，決不能不認真對待。

 批林批孔時，楊述曾想去看望郭沫若，安慰他老人家。不過郭沫若的秘書誤解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有求於郭沫若，擋了駕。

 周恩來去世後，按規定他的舊部都允許參加辭靈，楊述合乎這個規定，他一再打報告要求，卻不被批準，甚至連跟著群眾參加追悼會都不行。

“四·五”的前一周，楊述帶領全家，整頓衣冠去廣場行禮致哀。“四·五”前一天，楊述夫婦又去了廣場，回來後楊述在燈下寫了首詩，不過次日沒來得及貼出去（詩後來被收入了《周總理，你永遠和我們在一起》一書）。

“四·五”以後，韋君宜家的“家庭政治小組會”的內容有了改變。以前楊述說話不多，還常常提醒別人“可不要說過了頭”，從那時起，他的話越來越多了。他說了許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劉少奇在天津關於資本家的講話，其實並不是他個人的主張；說彭真的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完全是冤枉；馬南邨（鄧拓）寫的“健忘症”並非指向中央，等等。楊述尤其無法理解毛澤東對遲群等人的評價的朝三暮四。

悼念毛澤東的規模那麽大，瞻仰遺容不僅韋君宜能去，連楊述帶進革命隊伍的弟弟妹妹等，還有他的女兒女婿都能去，隻有他不能去，氣得他簡直發狂。

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領導知道楊述是不可能被定成敵我矛盾的，但是因為他的案子是禦筆親批的，上麵不表態就沒法改結論，隻能在下麵對他寬鬆一點，他要求工作，就讓他到一個研究所看看稿子；他要求自費外出療養，也就同意了。四人幫倒台時，楊述正在上海，於是他跟著群眾在街頭喊口號、跳腳，並口占詩二首，其中兩句是“一片歡騰人海裏，老夫聊作舊時狂”。那時他六十三歲。

楊述的案子又拖了兩年，這兩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時候。其間他的心血管病轉化成了腦血栓。

在經受了整整十二年的磨難之後，楊述在1978年11月終於等來了組織結論，那是一句“維持原有結論”（指延安審幹最後否認他是叛徒的結論）！好比繞地球一周回到了原地。

得到平反結論時，當年那個壯健的中年人已經變成了說不出幾句話，也走不了幾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

為了楊述的摘帽問題，韋君宜找過新的黨中央，跑過中組部，求見過鄧穎超，都沒有效果。中組部一個新來的副部長曾推心置腹地對她說：“楊述沒有問題，我們知道。可是，他和XXX同誌是過去的中央畫過圈的，現在的中央專案組就不許我們推翻，毛主席的話要句句照辦。這事怎麽解決？隻能慢慢想辦法。”

有人建議韋君宜去找新上任的組織部長胡耀邦。1952年韋君宜在團中央工作時，胡耀邦從川北行政公署調任團中央書記，他們經常見麵。韋君宜記得胡耀邦幾乎每一件事都要考慮“不知主席的盤子怎麽樣？”但是韋君宜沒好意思去求，同時她相信該怎麽辦胡耀邦自然會辦的。

後來，有人告訴韋君宜說楊述跟那位XXX的事大概快了。據說胡耀邦對人說，對於這些事，他比當事人還著急。再後來，又聽人說：“快了，中組部正在跟他們頂”。

不久楊述果然被“解放”了。

當時轟動九城，大門外排了長隊的地方，隻有一個中組部。各式各樣受冤幾十年的人寫血書上告，城裏到處流傳著“胡青天”的故事。

韋君宜那個當年被“平衡”為右派的同事李興華以前不知道申訴過多少次了，這一回又寫了申訴書，讓妻子去中組部排隊遞交，自己卻一點不著急。盡管已得了癌症，他居然安心地躺在家裏跟朋友們聊文壇近況，自己還想寫些文章。對於交上去的申訴書，他胸有成竹：“會有結果的。”果然，他在去世以前收到了平反通知，得以安然瞑目。中央負責幹部能得到黨員群眾如此的信任，在韋君宜的經驗中，是除了抗日初期大家投身革命那時以外，後來再也沒有見到過的。

十九痛自己

共產主義信仰曾使韋君宜認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裏麵了，包括自由和民主。

然而延安整風整得她灰頭土臉。在那期間，她寫了首詩：

“八年來

對人說

這兒是我們的家

可是如今在家裏

我們卻成了外人

……

究竟誰是手足？

誰是仇人？

誰是親人？

誰是奸臣？

光明的世界裏

卻攪在一團糊打混

我們如今成了外人

有辱罵

有冷眼

有繩索

有監獄

……

八年隻算個飛騰的夢

夢裏醒來

高原的老北風

吹的熱身子冰冷

把心撕碎放在牙縫裏咬

看還知道痛不知道！

……

家呀

（讓我再呼喚這一聲！）

我們對得住你

你愧對了我們

世界

人生

革命

學來好大個聰明！

如今

已變成無家的流民

夜晚尋不上宿頭

讓我彈一曲沒弦的琴

你聽

站在曠野裏

呆望著

最遠的星星

……”

幾年以後，改天換地，從老解放區來的知識分子，一下子擺脫了長年身受歧視的境遇，一變而成了“老幹部”，終於揚眉吐氣了。

可惜好景不長，層出不窮的“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考驗人的良心和意誌。

韋君宜發現自己竟然常常會麵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她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

在“反右”時，她極度悲痛失望，同時下定決心情願同罪，決不賣友。韋君宜曾對人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然而在實際上，跟從前一樣，她是一麵牢騷滿腹，一麵努力說服自己，繼續當“馴服工具”。同時隻要氣候稍微轉暖一點點，馬上就又歡欣鼓舞了。

直到經曆了文革，在眼淚都已經幹涸的晚年，韋君宜才大徹大悟。她問自己，窮盡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奮鬥，換來的究竟是什麽？當她重溫年輕時的理想，不能不承認自己犧牲一切所追求的，許多都與自己那時的理想相悖。

她認識到她所屬的黨專門“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自己人，往往借著“群眾”的名義，一哄而起，一擁而上，以勢壓人，視戰友如草芥。而盲目的、毫無法律依據的“中央精神”和隨時變化的“領導意圖”，竟然可以隨便支配幾十萬人乃至幾億人的命運。

她和絕大多數人都寧可化自己為烏有，化自己的個性和人格為烏有，心靈一生都在痛苦中煎熬，還得自己親手捆綁，活生生的心靈，被石碾子千萬遍地碾過，變得麻木、僵硬，甚至冷酷、壞死了。

她問道：難道這種日子是人過的嗎？難道這種心靈的重負是人的生命能夠承受的嗎？

韋君宜還想到很多很多該懺悔的事情。她說“捫心自問，我能不懺悔、不慚愧嗎？我有罪過。”

四人幫粉碎後又過了一段時間，韋君宜才對女兒楊團公開了自己的秘密：她要寫一部長篇回憶錄。從“搶救運動”開始，一直寫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她說，曆史不應該被忘記。她十八歲參加革命，現在已經六十多了，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曆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發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會帶到棺材裏去了。她寫回憶錄是為了讓子孫後代避免因無知、盲從而重新蒙受他們那一代人的苦難，為了讓後人在痛定思痛之際，從史實中追索產生這種一整代共產黨人的曆史悲劇的真正的根源。

問題是，韋君宜悲哀地意識到，文革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那場曆史悲劇的謝幕。

農村開始經濟改革時，韋君宜找到中央辦公廳的馮文彬，要求下鄉去體驗生活，如同當年下鄉搞土改一樣。隨中央工作組到了大震後尚未恢複的唐山附近，她聽到一個故事：有個農民，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醫藥費，家裏有個一歲半的孩子，還有個瞎眼的老太太，他全靠家裏的一個小菜窖掙點錢。縣委抗日民兵出身的沒有讀過什麽書的彭書記下鄉檢查工作，嚴令各村的菜窖全得挖出來，不然就是資本主義尾巴。那農民對著彭書記下跪磕頭，最後掏出了刀子，說：“要砍菜先砍我！”彭書記不為所動，還是一個字：“砍！”於是那人當場在菜窖前用刀子自殺了。他死後，全村老百姓為他送葬。彭書記隻是執行了中央的政策，因此一點沒事。實際上，他不久就升任了地區副專員，因為在地震時，他雖然束手無策，卻在陳永貴來視察時，拍胸脯表示全縣自力更生，一點支援也不要，於是得到了上級的賞識。

 “壓下葫蘆起來瓢，如果從前的冤案都拿出來翻騰，局麵不整個兒亂套了？”一個經常下去的紀檢委員開導韋君宜說。她的話使韋君宜越想越有道理，同時也使她越想越睡不著覺。

韋君宜嚎啕痛哭悔恨錐心的另一個原因，是她本來可以走完全不同的道路的。

她的父親堅信長女是可造之材，一定要送她去美國深造。而韋君宜棄之如敝屣，義無反顧地奔向了延安。

一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華人科學家曾經對韋君宜的熟人坦述：“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裏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裏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樣的人高多少倍！”

 

 

2020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