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之痛（上）

韋君宜生平

原籍湖北建始。1917年10月26日生於北京。本名魏蓁一。其父乃首批東渡扶桑的留學生，曾追隨孫中山造反。

1934年從天津南開女子中學畢業後，韋君宜於同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哲學係，次年即積極投身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為“一二·九運動”骨幹。十七中學生郭清於1936年3月9日被當局折磨慘死獄中，北平大中學生聞訊在31日舉行追悼大會，會上祭文即為韋君宜所撰。

1936年5月，由蔣南翔介紹，韋君宜加入中國共產黨。

平津於盧溝橋事變後相繼淪陷，韋君宜綴學流亡武漢，在湖北從事地下活動。

韋君宜在1939年抵達延安，從事青年工作及編輯《中國青年》。她還在晉西北和陝甘寧邊區當過中學教師、報紙編輯、記者以及新華社廣播電台編輯（1946年國民黨空軍的劉善本等人駕駛美式B-24轟炸機起義，就是聽了那些廣播才下決心飛赴延安的。梁注：劉善本在1968年3月以“假起義，真特務”的罪名被專案組折磨至死）。

韋君宜在“搶救運動”中無辜被整。運動結束後在延安中央黨校教務處工作。

解放戰爭中，韋君宜曾任區委幹部，參加土改。解放前夕在河北平山參加籌備《中國青年》的複刊。

進城後任團刊《中國青年》總編。

1953年初，韋君宜從團中央轉到作家協會，任《文藝學習》主編，為作協黨組成員和中直機關黨代表。“反右運動”中險被打成右派。

1958年《文藝學習》停刊後，韋君宜被下放到河北懷來縣花園鄉西榆林村。1959年初回京，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隨即帶職去京郊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參加編寫該廠廠史《北京的紅星》。

1960年調入作家出版社，任副總編。作家出版社被並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後，先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總編、黨委副書記、副社長和社長等職。

1965-1966年間，韋君宜在河南安陽搞“四清”。

1966年8月，主要受丈夫楊述牽連，韋君宜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幹將”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遭受無休無止的批鬥以致患憂鬱型精神分裂症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認人，成天隻想著自殺。

1969年-1973年，韋君宜被下放到位於湖北鹹寧的文化部幹校。

1971年底，“犯有走資派錯誤”的韋君宜獲得“解放”。

直至1973年，韋君宜一家四口離散整整七年。

1986年4月，韋君宜因腦溢血幾乎喪命，搶救過來後右半身癱瘓，後逐漸康複。1994年11月因腦梗第七次進醫院，全身癱瘓，四肢僵直，口不能言，耳不能聽，依靠鼻飼進食，從此再也沒能出院。

2002年1月26日病逝，享年八十五歲。

韋君宜著有長篇小說《母與子》和《露沙的路》（1994）、中篇小說《洗禮》、中短篇小說集《女人集》、《老幹部別傳》和《舊夢難溫》、散文集《前進的足跡》、《似水流年》、《古國情》、《海上繁華夢》和《我對年青人說》（1995）等。

而韋君宜真正在意的是她在1976-1986年間秘密寫作的回憶錄《思痛錄》。書稿曾在1989年初寄出版社，6月從出版社索回；1991年由親屬魏萃一帶出國譯成英語保存；1992年被林文山和邵燕祥要去，其中三章由邵燕祥介紹分別發表在《散文與人》和《精品》等刊物上；1996年家人正式委托（林文山介紹的）李輝負責出版，不果；1997年11月林文山再次設法尋找出版社；1998年5月《思痛錄》終於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修訂後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海外繁體字版；2012年，於韋君宜去世十年之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增訂紀念版。

《思痛錄》被智者譽為了解那個時代的人情世態以至政治風雲的“必讀之書”。本文為該書的部分摘要，加有少許說明文字和勘誤。

一痛民族危亡

當初，韋君宜並不知道什麽是共產主義。她也不是因為家中窮苦，反對豪富，而是為了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她參加革命是因為民族苦。

那時有什麽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當時中國的文壇。

共產黨本身的影響其實並不大。大眾實在也沒見他們對抗日實際局勢做出過任何扭轉。真正震動全國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學聯運動，七君子的被捕，……最後來了個“西安事變”，這才使共產黨的影響真的擴大到了全國。

二痛失去初愛

在去延安以前，韋君宜失去了她在清華時的愛人孫世實。孫世實犧牲於抗戰之中。

三痛“搶救運動”

1943-1944年間，從整風演變而來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在邊區如火如荼。特務越抓越多，從知識分子、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十二歲的、十一歲的、十歲的，一直到揪出六歲的小特務。

中央甚至還發現了“四川偽黨”的問題。四川的地下黨天天麵臨著殺頭坐牢的危險，卻說他們全體是特務，等於說共產黨員所堅持的革命原則和馬列主義毫無吸引力，不能吸引愛國青年，所有的愛國青年全被國民黨吸引去了！而且全當了特務！

據說國民黨有種“紅旗政策”，即盡量把共產黨員轉變為國民黨員，然後讓他們回到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凡捉到的共產黨員，如不肯具結當特務，就決不釋放。因此凡是釋放出來的，無一例外都是特務。

據說國民黨還有個“短促突擊”政策，在兩個小時裏就能把共產黨人變成特務。

於是所有在國統區幹過地下黨的幹部都被大會鬥爭，他們大部分都成了“特務”。

韋君宜和楊述當時在陝北綏德地區工作。

楊述曾在1939年在重慶被捕過。那天他身攜秘密文件走進一個群眾大會的會場，不巧在門口碰上了國民黨的人正在檢查，他當場把文件吞進肚子，然後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而被捕。後來由周恩來出麵，把他作為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正式工作人員保釋出來。周恩來在紅岩辦事處還囑咐過他：“你老老實實在辦事處呆著，可別出去又闖禍。”然而根據“紅旗政策”那一條，楊述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

在審查期間，楊述有次在淩晨偷逃出來，對韋君宜交代說：“你千萬不要相信，我決沒有那些事。”

但是延安來的消息陰風慘雨，一大批人，包括柳湜（梁注：1903-1968，湖南長沙人。1928年加入中共，曆任陝甘寧邊區參議員、邊區政府委員、教育廳長等職務。建國後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總編輯等職）和柯慶施都是特務。組織上也已決定楊述是特務。

楊述向毛澤東上書說：“毛主席，我不是特務，請你派人徹查。”然而泥牛入海。

韋君宜也曾上書毛澤東，同樣沒有回答，於是她絕望了，自己跑去整風班“勸說”楊述。見麵以後，韋君宜隻說了一句“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吧。”，說完就大哭，楊述也放聲痛哭，說：“好的。”

隨即楊述在大會上坦白，說他就是被“短促突擊”成特務的，不過他既無上級，也無下級，國民黨給他的任務是當“路線特務”，即專門破壞共產黨的路線。他的這種胡扯，竟然也算過了關。

接著他們的鄰居梅也坦白了，他依樣畫葫蘆，自稱為“策略特務”，專門破壞共產黨的策略。如此等等，無奇不有。而綏德地委把這些報到中央，認為是一大勝利。

綏德抗大分校的校長和副校長都是老紅軍。有次那副校長公開講他們的批鬥原則：“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那副校長在文革中全家慘死。）

楊述去延安上訴時，才知道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可怕。他們夫婦相知多年的許多朋友都被打進去了。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逼自殺。魯藝有一個藝術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偽黨”以外，還查出了個“河南偽黨”。

延安公然辦了份《實話報》，專門登載誣陷人的謊話。

許多夫妻都因為這場“搶救失足者”運動而離異。

有個畫家李又罘，進了陝甘寧邊區以後，他哥哥到邊區周圍地區出差（好像是個科學考察隊之類），李又罘請了幾天假去見哥哥，那就成了特務罪證。還有一個陳柏林，隻因是四川的黨員，第一次談話就被指控是特務，於是他就“進城坦白，下馬投降”了。有人問一個被懷疑者：“你沒有特務關係，怎麽能從上海坐火車到北平？”對於曆史上找不出疑點的韋君宜，有人責問：“你父親現在還在北平，又有錢，不是漢奸才怪！你和他什麽關係？”

作家吳伯簫在延安被整的消息傳到了蔣管區，因為傳說他已被整死，西安的朋友為他舉行了悼念儀式。延安聽到這事，立即要吳伯簫親自出來辟謠。於是吳伯簫寫文章自稱正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創作，從來沒有挨過整雲雲（在文革中，吳伯簫又一次被打倒）。

當時還發明了一頂帽子，叫做“不自覺的特務”，把那些實在沒有“毛病”可挑的青年都歸入此類。

解放戰爭中被俘的國民黨特務頭子如康澤和沈醉等，都從來沒有回憶起他們有過什麽“紅旗政策”、“短促突擊”，而當時的中央卻言之鑿鑿。

如此天翻地覆鬧了一場，傷了許多人，末了黨內刊物上說有兩個案子確實是真的，還把那兩個案子的情節正式重新發表了一次。其中一個是從前天津誌恒書店創辦人錢惟人案，這個案子不久就被否決了。還剩下的唯一的“真的”是蔡子偉案，然而蔡子偉的名字在建國後見諸報端，他已經是個負責幹部了。

整楊述和韋君宜夫婦的人中有習仲勳。

毛澤東在1943年說：特務之多，多如牛毛。結果成千上萬忠誠的共產黨員被打成特務，凡是從敵占區來的又坐過敵人的監獄的，無一例外都被看作敵人派進來的“紅旗”特務。到了1944年初，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大會上，毛澤東說：“整風整錯的同誌，是我錯了，我向你們道歉”，說罷他舉手齊帽行了個軍禮，又說：“我行了禮你們要還禮，不還禮，我的手放不下來呀！”有這幾句話，大家就全都原諒了，而且全都忘掉了。

（梁注：李克農曾是西北公學“搶救運動”的領導人。那天，學生施英站起來坦白說自己是特務，引起了極大的震驚。因為施英是趙世炎烈士的侄兒，他家是中共多少年來最可靠的秘密據點，他全家都是共產黨員，包括廚師、老媽子和看門人。施英從小長大，進出學校，都有人暗中守護，他沒有任何條件和機會接觸國民黨特務機關。十五歲他就來到了延安，更是一直在眾人的眼皮底下。李克農們分析了一切情況，確信施英絕不可能是特務。但他為什麽承認呢？有關領導立即找施英談話，問他：你怎麽也是特務呢？你參加的哪個特務組織？什麽時間、地點？誰介紹你參加的？他一問三不知。領導再問：“那你為什麽坦白自己是特務呢？”他說：“號召說‘坦白光榮’‘坦白有功’，又給戴大紅花，又給發西紅柿、老南瓜，還給吃雞蛋掛麵，我當然願意坦白自己是特務啦。”

李克農們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又分頭找了幾個小鬼來問，叫他們說說是怎麽成特務的，也是一問三不知。有的和施英的想法差不多；有的說，那麽追逼，他逃不脫，大家說“坦白了就沒事了”，他就坦白了。他們實際上根本不知道特務是怎麽回事。於是李克農們才意識到“搶救運動”搞錯了！毛澤東接到報告後，立即起草指示：運動馬上轉入甄別階段。

李克農們後來發現，幾乎百分之百都是假坦白、假特務。

李銳在其《口述往事》中說，“搶救運動”中延安地區共打了一萬五千個特務，其中沒有一個是真的。）

四痛失長女

韋君宜夫婦的第一個女兒在“搶救運動”那困苦的環境中夭亡。當時韋君宜患了美尼爾氏症，不能轉動，不能坐起進食，連大小便也需楊述伺候，卻還被逼立時搬家。

五痛“鎮反”和“三反五反”

“鎮反”時，當局把從前生活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許多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階級鬥爭”的自覺參加者。

“三反五反”時，韋君宜在《中國青年》當總編，那刊物總共隻有十四五個人，大的二十多歲，小的才十七八歲。刊物除了管一點點微乎其微的稿費以外，什麽錢也沒有，是個十足的清水衙門。可是上級規定每個單位必須有百分之五的貪汙分子，於是沒辦法，隻好查。一個十九歲的小姑娘王崗淩，天天被逼著打算盤算自己的帳，急得人都瘦脫了形。青年編輯丁磐石因為在交黨費時忘了帶錢，馬馬虎虎把別人的五角錢寫在自己的名下，就成了“老虎”。

六痛“肅反”

“肅反運動”是讓每一個幹部詳詳細細向全體同誌背一遍自己的履曆，大家側耳傾聽，用雞蛋裏麵挑骨頭的辦法找出他陳述中的破綻，隨即“打開突破口”，進行追問，問得他越說越不圓，然後據之定為重點，就把“反革命”揪出來了！

 1955年，在《文藝學習》編輯部，韋君宜參與整過一個毛憲文。毛憲文的舅父在他上中學時替他填過一張參加三青團的登記表，而毛憲文堅持說他從沒參加過三青團，就被認為是頑抗，使勁審問他。後來有細心人發現那表上把毛憲文父親的名字都寫錯了，這才核對筆跡，弄清了那表其實是毛憲文的舅父為了向上邀功報賬而替他填的。

國民黨認為發展黨員越多越好，經常下令讓某校全體教師參加國民黨、全體學生參加三青團，而共產黨則把這樣的師生視作國民黨的死黨、共產黨的仇敵，務必把他們統統清除而後快。

 還有個馮克，被監管了好幾個月，從早到晚有人跟著。她的罪行是背曆史背出來的。因為想參加抗戰，她投考過“戰時幹部訓練團”，進去後隻演過戲，沒幹過別的。離開後到一家小報當了個編輯。她被質問：“‘戰幹團’是特務組織，你怎麽說隻演過戲？”“你那報紙不是進步報紙，不發表反共言論是不可能的。”諸如此類，反正馮克就此變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報中宣部幹部處審查。後來經過複查，發現所有的證據都不充分，案子才撤銷了。

 楊述有個堂兄叫楊肆，是最早介紹楊述閱讀進步書籍、影響過他的人。年輕時楊肆數學極好，研究出了一種破譯密碼的技術。抗戰初他在國民政府交通部工作。抗戰展開以後，他想去延安，楊述把這事報告了李克農，問我們需不需要這樣的人才。李克農當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國民黨裏麵去，把破譯到的情報傳給我們。”李克農親自秘密接見了楊肆，布置了任務，並把他發展成了黨員。楊肆就此奉命加入了國民黨軍統局的戴笠係統，秘密為共產黨提供情報，同時逐步升至少將。跟他單線聯絡的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處長周怡。周怡被調往延安以後，這條線就斷了，而楊肆繼續在那個特務係統裏破譯日本人的密碼。解放前夕，他脫離了那個係統。剛一解放，他就跑到北京找共產黨的關係。那時周怡已死，楊述把楊肆的情況報告了李克農，李克農馬上同意由軍委技術部錄用他，並且交代可重新入黨。不料“肅反”一來，楊肆就以反革命罪被捕，在徐州戰犯集中營拘押了許多年。釋放以後他回到上海，無奈隻得在一個副食品商店當售貨員。1985年春，他盼到了結論，承認他在李克農領導下做過地下工作，不過又說他的身份是國民黨軍官，所以按投降起義論。那個結論沒有一句話說他幹過什麽壞事或出賣過什麽黨的機密，他的全部罪行就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少將。

七痛“反胡風運動”

“反胡風運動”是從作家協會開始的。

魯迅幫和周揚幫三十年代在是否取消左聯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而取消左聯是黨中央的意見。也就是說，魯迅、馮雪峰和胡風他們在這件事上沒跟黨中央“保持一致”。

加上文藝思想上的岐見，兩派的樑子結得很深。

解放後，大權在握的周揚向廟堂上呈了由舒蕪提供的胡風小圈子在四十年代的往來私信，導致了接連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以及毛澤東斬釘截鐵的結論：“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有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複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

然而周揚在討論會上聲稱他自己根本想不到胡風集團就是反革命。他說：“隻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地覺察到問題。我們文藝界每一次重大的問題都是毛主席發現的，我們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訓傳》是如此，《紅樓夢》問題是如此，這次胡風問題又是如此。”

胡風反革命集團裏被說得最確鑿有據的是國民黨軍統局特務綠原，說他是胡風集團跟蔣匪幫聯係的主要渠道。

作為一個向往抗戰的青年，綠原確實在重慶報名參加過一個抗戰訓練班，但他進去以後發現那是個跟中美合作所有關係的特務訓練班，就趕快設法逃脫了。他被誣為特務，主要是因為一個隻知道他現名的辦案人在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材料裏看到了一個“綠原”，張冠李戴，信手給他戴上的帽子，而他在那時的名字其實叫周樹凡。

1964年，綠原被公安部放了出來，因為他是個“胡風分子”，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就分配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給韋君宜時，隻說：“他這些年學習德文，可以搞點翻譯”，別的什麽也沒說。

“反胡風”蔓延到揪丁玲和馮雪峰。丁玲提倡一個作家應當寫出一部打得響的書，叫做“一本書主義”，就等於反黨了。馮雪峰發表俞平伯論《紅樓夢》的文章，就算犯罪了。馮雪峰還提起過想辦個同人刊物，那無疑一定是反黨刊物。接著發展到了與丁玲有關的陳企霞，跟陳企霞一起的編輯就都一網打盡。再以後就是丁玲的秘書，再後來就是跟丁、陳、馮毫無關係的、寫《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秦兆陽，然後又牽連到陳企霞在老解放區教過的學生、一味歌頌解放區的徐光耀。

（梁注：胡風案經曆了1980年、1986年和1988年三次平反，最後徹底洗白了他們所有的罪名。1986年1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胡風追悼會上，文化部部長朱穆之致悼詞，稱胡風是“我國現代革命文藝戰士”，“胡風同誌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並努力為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

八痛“反右”

作家協會總共不過二百人，右派卻劃了五十多，“踩線”的還不算。

韋君宜知道自己有被劃成右派的危險，告訴了楊述。楊述告訴了蔣南翔，蔣南翔打電話給胡喬木，說：“你把韋君宜調到作家協會，現在她快要劃成右派了，要開批鬥會了，你管不管？”胡喬木就打電話給時任作協黨組書記的劉白羽，說韋君宜大概尚非右派。同時楊述也把這事告訴了知道韋君宜是“一二·九”幹部的彭真。結果韋君宜隻受到黨內嚴重警告，下放農村，但免了右派之災。

下鄉以前，韋君宜一麵接受批鬥，一麵仍主持編輯部的工作，繼續發稿批判別人。她沒有不批判別人的權利。

劉白羽那一陣在作協的表現非常厲害。在一次作協全體會議上，他作報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汙，等於國民黨的一個省政府。”然而誰如果在散了會以後去單獨拜訪他，他會真的像個作家一樣，跟你談作品，談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訶夫，好像跟作報告意欲置別人於死地的不是一個人。

李興華原是警衛部隊的幹部，出身好，曆史純潔，十九歲進解放區，很快入了黨，參了軍，調到《文藝學習》時才二十六歲。因為曾經熱情地為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喝彩，王蒙被打成右派後，他也挨批，不過沒有戴帽。可是到了1957年底，右派都定案了，編輯部也解散了，人員大都調走或下放勞動了，忽然有一天機關領導說，經過各單位最後“平衡”，考慮到別的單位像李興華這樣的都已劃為右派，為了統一，也應把他“平衡”為右派。就這樣，這個青年入黨的革命軍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黨籍，變成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敵我矛盾。

韋君宜跟黃秋耘患難與共，兩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對秘密訴說無法告人的苦悶和憤懣，然而因為黃秋耘是《文藝學習》的人，而《文藝學習》必須表態，韋君宜就執筆胡說八道，用化名寫了篇批判黃秋耘的文章（由於邵荃麟的力保，最後黃秋耘也免劃右派，弄了個“留黨察看”了事）。

胡耀邦領導下的團中央打了大批的右派，比例在當時的各中央部委係統裏居高。他們把一批在解放前夕懷著滿腔熱情投奔解放區、最多不過三十歲的青年幹部劃為右派，如劉賓雁、李淩、丁望、楊犁、王亞生和陳野等，更早的一些學生幹部如陳緒宗、陳模和李庚等也被劃成了右派。

其中丁望和楊犁是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的骨幹。

劉賓雁當右派是為他寫的報告文學《本報內部消息》所付出的代價。那文章裏所描寫的到了中年就喪失了革命鬥誌的總編輯的原型就是陳緒宗，而陳緒宗卻也被劃成了右派。他是因為他妻子寫匿名信攻擊一個同事，被定為反革命，陳緒宗為其妻辯護而中了招。陳緒宗在延安時無端被“搶救”，曾跳山坡企圖自殺，這時被翻出老賬，罪上加罪了。

（文革後胡耀邦不僅積極地為右派平反，而且把其中一些人找到家裏認錯賠禮。）

“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之一袁永熙在清華大學被劃為右派。他的妻子、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幼女陳璉當年無比英勇地背叛家庭，參加共產黨幹革命並獨自在北京的貝滿中學教書，後來被捕時鬧得國民黨報紙都竟相報道。然而到了1957年，陳璉卻不再有勇氣去對抗當時如大山一樣的政治壓力，跟袁永熙離了婚。她以後一直沒有再婚，文革中遭受批鬥，終至自殺。

 上海交大機械係畢業的王翰在1932年入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是上海“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他參與組建了新四軍五師，曾任五師的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後他當過中南大區的監委書記。在擔任中央監察部副部長時，他提出在經濟建設時期做監察工作必須學業務、懂工業，他覺得隻有了解工業工作的漏洞在哪裏才能分辨得出是非；他還公開批評唯成份論。因為反對將下麵的一個幹部劃成右派，他自己被劃成了右派。他是當年部長級黨員幹部中僅有的右派。

王翰被打成右派後，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到三門峽一個工程局下屬的鐵工廠當鑄鐵工人。那時他已年近五十，身患多種疾病，一蹲下就會脫肛，而廠裏故意專挑最苦最髒的活讓他幹。他竭盡全力地幹活，甚至還買了許多書鑽研技術，在極差的條件下冒著危險做實驗，全身都是被火星燙的傷，搞成了好多項技術革新。他還結交了許多工人朋友。

因為工程局無權給中央部裏的右派摘帽，上邊也不管，王翰的右派帽子直到三中全會以後才改正。他在鐵工廠幹到六十六歲，身體徹底累垮了，其妻張清華不得不把他接回北京，因為沒有戶口，他當了四五年“黑人”。在改正之後僅一年，王翰就病故了。

韋君宜在1938年流亡到武漢，去富源裏六號省委機關接關係時見過當時的省委委員王翰。而韋君宜在同年受湖北省委的派遣去宜昌工作時，接頭人正是張清華。

張清華苦等了王翰二十五年。王翰去世以後，她不甘心讓王翰就此湮沒，她要為他整理日記和材料，要找人為他寫傳記。在韋君宜看來，張清華比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更難得多。可惜她也很快去世了。

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的女兒鍾鴻溫柔沉靜，是北京市委宣傳部為了湊數字交賬而劃的唯一一個右派。

台盟主席（台灣左派領袖）謝雪紅、雲南起義首領龍雲、民盟的章伯鈞和羅隆基以及共產黨的老黨員柳湜、沙文漢等全劃上了。中央機關比地方劃右派更起勁。梁思成的建築學思想不合“正統”，如果他在中央，多半逃不了，但彭真為了保他，多次開會研究，明確保護他過關的方針。

王蒙十五歲就加入了地下黨。他寫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因為呼籲糾正黨內的官僚主義，引起文藝界和青年團許多人的討伐。而毛澤東為這篇小說說了話，毛澤東說“誰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還說：“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對我。”可等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麽？》一出，反對官僚主義的人都成了居心叵測的資產階級右派。北京團市委的人不能公然批判《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就另找口實，逼王蒙狠挖思想，苦逼誘供，拚命自己打自己。最後王蒙說他曾想到過，像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那樣，誰有什麽主張，都可以拉一個肥皂箱來，自己站上去任意發表，那有多麽舒服、多麽自由啊。他這個想法，從未實行過，也沒勸別人去實行過，但他供了出來，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的鐵證。盡管他是毛澤東保護過的人，同樣得開除黨籍，先打發下鄉，後發配到新疆，共達二十年之久。

 進城以後，北京新聞界號稱有四才女，其中三個都被打成了右派。一個是《文匯報》的浦熙修（其妹浦安修乃彭德懷夫人）；另一個是《旅行家》雜誌的彭子岡，她在國共對壘的重慶寫過很多有利於中共的新聞和歌頌解放區的文章，但因為她寫了句“咱們現在互相之間朋友來往都很少了”，就被認作攻擊新社會；第三個是戈揚，她擔任過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後來主編《新觀察》。戈揚一貫立場很左，她寫過一篇文章說將來共產主義天堂實現，人們將不會再哭，除非笑得太厲害。在她丈夫、著名畫家胡考被劃為右派以後，戈揚背地裏議論：“現在大家有話隻能回家說，在辦公室裏隻能說假話”，被揭發出來，當了右派。第四個才女就是韋君宜，僥幸漏網（梁注：另一種說法：楊剛、浦熙修、彭子岡和戈揚被稱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

 《八路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公木（張鬆如）是文學講習所的所長，他一貫循規蹈矩，可是不知道暗下跟人說過什麽犯禁的話，也被打進去了。

 詩人流沙河不曾對黨的方針或社會風氣有過一句非議。他的罪惡是寫了首情詩，裏麵有一句大意是：我把你的嘴唇，當作醇酒一杯，我捧起來吻到沉醉。

北京高等法院院長王斐然是北京幹部右派中級別最高的，其罪行從未公之於眾。

書法家啟功、木刻家彥涵、詩人鄒荻凡、田間和作家徐遲等都是右派。

當時高校黨委有一幫人主張多劃學生右派而少劃教授，另一幫人則主張多劃教授少劃學生。

當年好多經手劃右派的人都以為這次運動跟過去的“三反五反”差不多，過一段時間就會過去的，劃上一個人，委屈他一下，以後就沒事了。誰能想到就是這樣裁定了一個人的一生。

1961年，中央突然發出通知：凡劃為右派、申訴要求翻案者，一律不得受理。而以前劃反革命、肅反、鎮反、三反五反，都還是允許甄別的。

九痛人民公社和“共產主義”

在下放懷來期間，韋君宜正好遇上了人民公社化。

那公社化是“忽如一夜春風來”，昨天剛見報，今天就要實行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迫不及待，到處都是連夜寫申請，連夜宣布，好像遲了一步那橋梁就會撤掉，天堂就爬不進去了。

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問道：糧食吃不完怎麽辦？他提倡大家吃好的，要農村食堂辦小吃部。西榆林村在一個院子裏開了食堂，每個生產隊一個大桶的菜，一個人掌勺，跟機關食堂開飯一樣，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菜，加上淨玉米麵餅子，還常有饅頭。而那時一般農戶家裏平時都隻吃醃鹹菜，通常是全家一隻鹹菜碗。除了過年過節和招待貴客，沒人能經常吃炒或煮的菜。這樣一吃，就把農村吃垮了。而這些事，當時都是上了報的大好事。

伴隨公社化的還有越鬧越火的群眾詩歌運動，鬧到在火車上每個旅客必須交詩一首，各鄉要製定文學創作規劃。張家口專區出了位“萬首詩歌標兵”，他一個人一個月裏就寫出了一萬首詩！誰也沒見過他的詩，隻聽說他的創作經驗是抬頭見什麽就來一首詩，譬如出門過鐵路見田野、見電線杆等等，都立即成詩，寫成就投進一間空屋。後來聽說這位詩人寫詩寫得太勞神了，住進了醫院。

北京文聯的下放幹部在懷來辦了幾個“文藝大學”。他們在三天內還辦了份《懷來報》。韋君宜把這項成績帶回北京匯報過。

城裏也一樣。報紙上宣傳，馬上就要共產主義了，廢除家庭，實行兒童公有製，夫妻關係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許會麵一次。

有天晚上，楊述回家時說：“有新精神哩，就要廢除家庭了。”

作協鬧得很凶，新來的副秘書長王西凡是部隊轉業幹部，雷厲風行，他打算把作協的平房宿舍大院跟外單位換樓房，然後全體人員集中住在一起，吃飯有炊事組，穿衣有縫紉組。作協曾經正式召開會議討論過此事，要趙樹理的夫人當炊事組長，出版社總務科長劉子玉的夫人當縫紉組長，還討論了搬家計劃。韋君宜在會上表態說：“我不是不肯搬，我是沒辦法搬。我住在市委宿舍，是楊述機關的，還有三個孩子，我怎麽能把楊述和孩子都搬到作協來集中呢？”到最後，作協的這個偉大的計劃沒能實行。

十痛“反右傾機會主義”

1959年的夏天還能買到東西，到了冬天，已經買什麽都困難了。

而凡是像彭德懷那樣說話的、從農村回來講情況不妙的，都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盡管說過這類話的人很多很多。

長辛店二七機車廠的總工程師李樹森在東北解放戰爭中是個鐵路工人，中長鐵路中蘇共管以後，他跟著蘇聯總工程師學文化、學技術，從而被屢次提拔，直至總工，號稱“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因為他說過“咱們工廠的領導幹部包括總工程師，目前這樣的工作方法太不科學，辦公室裏整天像騾馬大會似的，這讓人怎麽思考研究問題？”他還說人家蘇聯總工程師都是每天規定二十分鍾為接待群眾時間，其他時間自己支配，於是被批判，他的話被指責為否定群眾路線，高高在上，證明他已經變質為資產階級分子了。

 作協有個通訊員叫馮振山，農民出身，在機關跑腿送信。那年他回了趟家，返回北京以後，不免跟同事們說起他目睹的家鄉情況，無非是食堂散夥、大家挨餓之類。他跟彭德懷毫不相幹，也變成了“右傾”的典型，不知被大會批判了多少次。

後來情況越來越壞，郊區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韋君宜家雇的一個從安徽來的保姆說她的姐姐就是餓死的。農民不得不吃草根，有的人家連門都沒有人關了，因為一家人都死光了。城裏人也出現了浮腫。於是各種辦法都出來了：把切下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裏，讓它再長出幾片葉子，這叫“再生菜”；培養“小球藻”煮了吃，據說富有蛋白質；韋君宜有個妹夫李XX，當時任市政府秘書長，他們竟想到廁所裏的蛆有蛋白質，於是把蛆撈出來洗幹淨，試圖做熟了吃，然後考慮推廣，李XX本人親口嚐過那種異味；陳雲想出個救急的法子，即把飯店賓館的存貨全清空，上街賣；山西李雪峰開過個“吃飯大會”，讓每個到會的人隻帶二兩米去，他們做“雙蒸飯”給大家吃，即先把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問大家飽了沒有，大家都說飽了，於是李雪峰就此推廣經驗。

後來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黨派人士受不了了，有的已經病倒，中央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十七級以上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十一痛小說惹禍

在1962年秋冬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和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劉誌丹》一書剛發表在刊物上，書還沒出版，就被定了性，十萬火急，不許發行，立即徹查。沒有別的理由，就是因為高崗十惡不赦，書裏涉及到了他的過去，即使是客觀敘述，還用了假名，依然是反黨。作者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被惡整，看過稿子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指控為替高崗翻案的主謀，撤職查辦。

城門起火，殃及池魚。北戴河會議傳下令來，叫下麵收集一批“反黨小說”報上去。作協黨組就把韋君宜寫的兩篇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春歌》作為毒草報到了北戴河，害得她四處求援。幸虧有文化部副部長李琦和邵荃麟等人的庇護，韋君宜被送去安陽農村搞四清而沒有被公開點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