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萬卷書 行萬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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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論毛澤東和文革
* 毛澤東經常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以後，毛澤東不是檢查自己，而是責怪“階級敵人”搗亂，這樣，臆造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以致無處不是敵人了。敵人不但跑到黨內來了，而且跑到最高領導核心中來了。
* 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從主觀的好心起步走向迷誤，越陷越深，一直不回頭。他原想是作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習，讓所有人都表演一番，可是魔鬼放出來以後，就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將，不行；依靠老將，不放心；依靠軍隊，也不行；依靠工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又不行。走馬燈，惡性循環，他自己也收不了場了。
* 我們在解放以後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現在已經沒有王明博古了，你不能再說是王明博古的責任了，而是曆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自己的責任了。
* 毛澤東看到了問題，但他沒有看到，為什麽不能解決問題，恰恰就在於他總是把自己排除在問題的外麵。
*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小生產為社會基礎的、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群眾運動，因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倒退性。
關於江青
* 毛澤東同劉少奇矛盾的公開化發生在1964年。那年王光美在懷仁堂介紹四清的“桃園經驗”，接著劉少奇作了報告。當天江青就去毛澤東那裏哭訴，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劉少奇在報告中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說調查會方式已經過時了；說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和政治局。
毛澤東認為“桃園經驗”很左，拋開原來的幹部，紮根串聯，搞“搬石頭”，還抄家，噴氣式也是桃園發明的。
後來江青說她是冒著離婚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指這件事。因為毛澤東曾經禁止她過問政治，特別是不準過問領導核心的事。
毛澤東主要是不滿意劉少奇領導四清，說了些不好聽的話，如“什麽都叫劉少奇幹就得了。”
* 八屆十一中全會常委選舉時，鄧小平得了全票。毛澤東本來打算將他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常委名單最後的排列卻是她決定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麽還升了？過去才第七位，現在倒是第四位了？他得排在陳伯達後麵。接著江青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就這樣陶鑄從第十一位升到了第四位。
* 江青在毛澤東那裏往往故意不說話，可一出了那個門，就都得聽她的了。
關於劉少奇
* 共產黨白區工作的正確代表一向說是劉少奇和彭真。到了1964年，毛澤東卻改口說是李雪峰了。
* 李雪峰是1935年一二·九運動的總指揮。毛澤東曾高度讚揚一二·九運動，其實劉少奇在1936年2月到天津時，認為一二·九還有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殘餘。劉少奇當時就對一二·九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評，比如抬棺遊行、飛行集會等。他也不讚成學生組織的南下宣傳隊。他主張“隱蔽精幹、保存力量、長期埋伏、等待時機”。
（梁注：楊沫筆下的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就是那些遊行、飛行集會的骨幹或策劃者。）
* “越養越修”是毛澤東的話。他早就批評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了。江青說毛澤東過去沒有看過《修養》，其實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不僅看過，而且正是他把《修養》定為整風文件的。
* “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也是毛澤東提出。
* 同樣，是毛澤東提出要編《劉少奇選集》的。毛澤東還建議，劉選先編下卷，從建國後編起，因為劉少奇在建國後代表中央講話多，許多重大問題，都是劉少奇出麵講的。
關於周恩來
* 長征前期政治局會議永遠是四對三。四票是博古（秦邦憲）、莫斯科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朱德和周恩來，三票是毛澤東、王稼祥和洛甫（張聞天）（開始時毛澤東隻有自己的一票，不久先後爭取到了王稼祥和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會議變成了擴大會議，增加了各軍團的司令和政委，這才改變了局麵，毛澤東爭得了軍事指揮權。
* 王明和周恩來在抗戰初期曾建議把黨中央從延安搬到武漢去。
* 文革中所有被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的；如果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保。
* 文革中，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同時對周恩來並不充分信任。
關於鄧小平
* 1930年2月，鄧小平在廣西領導右江起義，在“立三路線”的指導下，起義部隊以占領大城市、建立新政權為目標，以致屢戰屢敗。在10月進攻柳州受挫以後，部隊傷亡慘重，實力被嚴重削弱。在此危難時刻，鄧小平脫離部隊，應召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
文革中專案組說他離開廣西是動搖逃跑。證人之一是鄧小平的老部下莫文驊，另一人是鄧小平在廣西時的搭檔張雲逸，他也寫了揭發鄧小平逃跑的信。因為張雲逸是公認的老實人，德高望重，他的話就分量很大，加重了打倒鄧小平的砝碼。
不過張雲逸在每次重大路線鬥爭中都是跟著跑，如饒漱石整陳毅時，他也站在饒漱石那邊。
* 林彪並不怎麽怕劉少奇，林彪認為能跟他爭權的是鄧小平。
毛澤東在選派抗美援朝的指揮員時，第一考慮的是林彪，第二是鄧小平，第三才是彭德懷。能指揮百萬大軍大規模作戰的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
（梁注：書中有連篇累牘的吹捧鄧小平的話，可圈可點）。
關於康生
* 毛澤東跟康生私交很深。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康生派人到上海找回來的。以後，康生又去巴黎把他們安置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康生一直照顧這兩個孩子。毛岸英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要他跟康生讀中國的書，要康生帶他下農村去學習，做勞動者，上勞動大學。毛岸英曾在康生的領導下在山東渤海搞土改、搞調查。
* 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康生開了家藝術照相館作掩護，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了幹革命以外，康生就閉門練字。他在莫斯科擔任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時，也是有空就練字。真草隸篆，康生都精通，他尤其擅長章草，而且能左右開弓。
* 康生在延安時騎馬摔了跤，腦子受傷，精神分裂。當時還沒什麽，解放後一發病眼前就都是延河水。他是被蘇聯醫生治好的。康生在養病時，用蠅頭小楷抄《西廂記》，一本又一本。
* 商務印書館的老板、文物收藏家、最早的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之一陳叔通曾在文章中提到，當代中國有四大書法家：康生、郭沫若、齊燕銘和沈尹默。而郭沫若說康生是當代第一書法家。
* 有次，四川一個人拿家傳的一幅蘇東坡畫的竹子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了以後，斷定是假的。鄧拓拿回家仔細研究以後則認為是真的。後來賣畫人願意以三千元的價錢賣給鄧拓，他說我不求錢，隻求有人識貨。鄧拓一時拿不出那麽多錢，便用一些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故宮的那些權威，他們指使榮寶齋一個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麵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於是引起了軒然大波，劉少奇專門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的中央常委和其他許多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後劉少奇的批示傳到了康生那裏，他用朱筆批了一大篇，說鄧拓在這個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他指責有的專家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容別人插足。他們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麵子。康生委托王力查清了此事，從而救了鄧拓。
* 康生主持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編選，毛澤東詩詞的定稿也是康生拍板的。
* 江青與康生的關係淵源深長，非同尋常。江青曾在會上公開說，這個“老”，那個“老”，我一概不承認，我隻承認“康老”。所有人叫江青都叫“江青同誌”，唯獨康生直呼其名。
但是在目睹毛澤東聽了江青關於老帥和副總理們在懷仁堂發的牢騷的匯報以後的暴跳如雷，康生被嚇破了膽，從此他對江青俯首帖耳。他認識到了江青的能量。
* 江青決定抓王力時，康生很害怕。他的秘書李鑫當時就說：不知為什麽，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康生跟王力相識二十多年，1960年後朝夕相處。他誣陷王力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組織者之後，自己也害怕了，怕牽連到他。
* 康生每天工作很長時間，睡眠很少。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都要發表意見，還會用朱筆批他看到的那些文字材料，天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稱為“今聖歎”。
* 康生是文物專家。他月薪四百，加上曹軼歐的三百多，絕對是大富翁。因為經常出國，康生不用花錢置衣，他吃得又簡單，所以手頭總是非常寬裕。他還有個怪思想，認為存錢是肮髒的，因此從不存錢，多餘的錢全用在購買文物上。他主要收藏硯台和善本書。他一般不收藏字畫，偶爾碰到喜歡而又便宜的字畫，他會買了，然後多半送給鄧拓、田家英或王力。他看上的東西，從不還價。他的業餘嗜好，就是玩賞文物。他自己也加工和雕刻硯台。
康生在文革以前就把自己收藏的硯台全部捐給國家了。
在去世以前，康生刻了枚“交公”字樣的章，在他所有的收藏品上都蓋了這個章。那些文物都無償捐獻給了國家。
關於陳伯達
* 毛選一、二、三卷是陳伯達主持編輯的。
* 1958年陳伯達回福建時，對福建的大躍進提了很多意見。於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就趁機要報複陳伯達，直到柯慶施說了情，葉飛才罷休。後來毛澤東也說了：“秀才還是我們的人。”
* 王力說，文革第一年，他和陳伯達接觸頻繁，才知道陳伯達品質不好，極端個人主義，見風使舵，左右逢源，投機取巧。
* 陳伯達什麽都直通毛澤東，除了江青，誰都不能傷害他，不能幹預他。表麵上他好像很謙虛，實際上不然，他的助手，沒有一個不被他幹掉的。
* 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和王力開會，就突然打倒陶鑄的問題，嚴厲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
陶鑄的親哥哥揭露陶鑄是叛徒，因此毛澤東才同意了打倒劉鄧陶的口號。
陳伯達在會後對王力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早已決定要自殺了。他已經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工人黨創始人之一拉法格自殺以後，列寧出席了追悼會，說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
後來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江青，江青指著陳伯達的鼻子訓斥：“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開除你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
* 1967年2～3月間的一天，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散會時，毛澤東要大家立即去參加軍委擴大會議，並且人人要發言。陳伯達說他那天有事不能去，毛澤東突然發火，對著陳伯達和大家說：“不願意幹的人，給我統統滾！”
* 在1970年夏的廬山會議上，因為誤判形勢而積極卷入了揪張春橋的活動，陳伯達逆了龍鱗，被打成反黨分子。毛澤東甚至說出了“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的狠話。
很快陳伯達又成了叛徒。
1936年抗戰全麵爆發前夕，在掛牌為“北平軍人反省院”的草嵐子監獄裏，關押著以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為首的一批共產黨幹部。為了緩解幹部嚴重不足的局麵，更為了避免這批骨幹落入即將占領華北的日寇的魔爪，時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聽從柯慶施的建議，作出了讓這批幹部履行國民黨的自首手續保釋出獄的決定。總書記張聞天隨即代表黨中央批準了這個決定。這就是轟動天下的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陳伯達原先也關在草嵐子監獄裏，但因為淋巴結核奄奄一息，事先已經通過一個山西軍閥同鄉的關係用錢贖出保外就醫了，所以他沒有在自首手續的關鍵條件即在聲明“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絕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的反共啟事上簽過字，隻是履行了一般手續（梁注：大概是類似李文亮寫了“明白”的那樣的訓誡書）獲得了釋放。
（唯一不肯在那反共啟示上簽字的隻有一個劉格平。他說：“是黨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執行。”他寧可坐滿刑期。然而，他沒有簽字，卻反而被誣陷為叛徒。在為“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的文件的附件裏說劉格平是特務（這個附件後來撤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