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中國自古王朝更替時，新王朝對前朝王宮都是“付之一炬”的態度，阿房宮，未央宮還有大明宮無一例外，還好滿族人多爾袞留給華夏後代一個完整的故宮。太和殿的確雄偉，但和唐代建築相比是“體格大，氣度小”，唐代建築用繁複有力的鬥拱撐出樸實舒展的屋簷，再加上短而粗的立柱，有時體格雖小但氣度博大。其實這與生俱來的美在當年工匠眼裏有不得已之處，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地基都是黃土夯實的，舒展的屋簷可以為之避雨免遭流失，“煙霞迤邐接蓬萊，宮殿參差曉日開”也是在大麵積抬高了的夯土上更顯偉岸。明清時代石板取代了夯土，舒展的屋簷和繁複的鬥拱變得不重要了，以下筆者敘述解開法隆寺三個疑點，來佐證中國工匠主導建造了法隆寺都多大可能。
第一是布局疑問。公元607年建成的法隆寺當然屬於體格小氣度大，從法隆寺整個布局看，穿過南大門和中門這條標準參拜道正好是整個寺廟的中軸線，而五重塔和金堂分在中軸線左右兩邊，後邊的講堂壓住中軸線。湖南大學柳肅教授在他的古建築學網課上對此有特別論述，柳教授認為佛教建築中塔的地位有先前從印度引來佛教時重要地位到明清變得不重要了，他認為西安法門寺的“阿育王塔”和大慈恩寺的“大雁塔”無不是壓在中軸線上，可見當時塔在寺廟裏的地位，明清時代建寺廟有的都沒塔了，而日本奈良法隆寺塔的布局正好是這一演變中塔和大殿“分庭抗禮”的時代。筆者認為柳教授可能對法隆寺建成年代有所不知，如果硬要將中日寺廟合起來研究，法隆寺建成也應該在法門寺之後，大慈恩寺之前。之所以法隆寺有這樣“分庭抗禮”之左右布局，筆者以前認為是日本對建築群體的中軸這一中國自古的風水觀念的忽視，而當漫步了整個法隆寺伽藍之後，又很容易悟出其真實原因，和法門寺，大慈恩寺展開在廣闊地域相比，法隆寺依山而建，左右地域開闊而沒有縱深，即便是近代中國工匠來設計法隆寺，也隻能將五重塔和金堂布局在中軸線兩邊，所以不能因為這樣的布局來推定日本匠人所為。
第二，關於“短裙板簷”看法疑點。法隆寺金堂建築是兩重歇山頂，在底層重簷下又一層“短裙板簷”，中國學界對此解讀是，當時日本還未完全掌握鬥拱構造，所以造了這個“短裙板簷”，從圖片觀察似乎可信，但筆者親臨金堂，仔細觀察了“短裙板簷”的受力原理並近距離拍照取樣，得出的結論是若有一點古建築結構知識的話，很容易分清這是“計心造”簡易處理，這和日本還沒有掌握鬥拱技法毫無關係，何況整個金堂和五重塔上的鬥拱受力比“短裙板簷”複雜得多，國內學界在整個法隆寺為日本工匠之作這一大前提下得出以上結論顯然就有矛盾。同時既然學界已經懷疑日本本土工匠尚未掌握複雜鬥拱設計和製造，為何沒有從根本上從法隆寺整體上去質疑？筆者覺得還是跨學界知識不夠齊備，即中國古建築學界就實體論實體，沒有涉及到日本曆史文獻。
第三，解開“心柱式”佛塔謎團。相對於金堂，在中軸線另一側的五重塔從結構上分析屬於“心柱式”佛塔，目前日本記錄在案古塔都屬於“心柱式”即塔中央豎立一根長木柱對整個塔作加固作用，這樣的塔底層擺有佛像或者供奉品而不能攀登上塔，據日本1948年參與修複五重塔工程中提取樣本和後來對整體維護掃描中得出結論，法隆寺心柱取材至今二千年以上樹齡的檜木，原木直徑估計在2.5米以上，當年工匠取整樹最粗的一段加工成直徑約0.8米的八角心柱中長16米，兩根對接固定在高約32米五重塔中心，心柱埋入底層基線以下約2米固定在石盤上。據專家考證一千四百年來當地發生七級以上地震約一百七十次，法隆寺五重塔沒有倒塌記錄。
中國古建築學界認為“心柱式”佛塔建在多地震的日本，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普遍佛塔屬於塔樓式結構，這是日本特有的建塔方式。確實這個觀點在筆者思索中糾結很長時間，中國現存完整最古木結構古塔是建於遼代1056年應縣木塔，當年梁思成詳細測繪了此塔並確立了應縣木塔在中國古建築中重要地位，從木塔結構看它的確屬於塔樓風格。如果中國木結構佛塔重來沒有“心柱式”，或者說“心柱式”佛塔是日本本土獨創，那確實很難去質疑誰造了法隆寺。當年離開法隆寺數月後，筆者翻閱了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國建築史》中注意到了先生提及的一本古書，北魏末年楊衒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書名“伽藍”是印度語音譯，指寺廟建築和其庭院。此書記述的北魏永寧寺塔的建造情況，這座早於法隆寺五重塔一百年前的“土木結合”佛塔，除去夯土地基高度，學界初期估算淨高136米，是高33米法隆寺的4倍。現代王貴祥先生依據酈道元《水經注》所載：“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盤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以及對唐以前尺丈長度考證和本身木結構建築的物理承重極限分析，永寧塔高度不超過75.6米的合理性，但筆者需要的不是永寧寺的高度計算出入，而是此塔中間的夯土形式，在學界意見基本一致，夯土高度約整個塔高的60%，夯土立方下大上小截麵呈梯形。夯土最上平麵還豎有和法隆寺心柱同樣性質木柱與塔頂固定。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地判斷“心柱式”佛塔不是日本本土工匠根據當地實際情況之創新，而是自古中國工匠至少在唐以前築建高聳木構佛塔的一種方法，與其同時代也有石磚塔，這都和佛教布局有關，出現能登塔遠眺風景和膜拜佛像的木造塔樓不會早於北宋。至此筆者認為解明了上述三個疑點，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作為日本飛鳥時代建起的法隆寺現存金堂和五重塔古建築，沒有日本本土工匠在掌握了鬥拱設計施工等繁複木造技法下，留有日本工匠獨創部分。筆者將在下文圍繞金堂地層二十多幅具有敦煌風格的筆畫，在此拷問是誰建了法隆寺？
< 待 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