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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清代治學及其對漢學之貢獻》其三

(2024-10-02 03:55:07) 下一個

 

 

         分析清代治學脈絡,源頭是兩位著名大學家:黃宗羲和顧炎武。因為從順治到康熙的二十年中,清初沒有湧現出新政下的學者,這兩位學術精深廣博大學家成就於明末,而影響至民國。筆者在下文將試著理清這兩條治學脈絡的特點和傳承情況。
 

          黃宗羲學識淵博,大凡天文、曆算、音律、經史百家,釋道、農工等無不深究。治學以捍衛“陽明心學”自任,力主誠意慎獨之說。黃宗羲也精通天文曆法,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閻若璩等人考證古文《梅頤尚書》為偽作震動當時學界。他還對照《國語 (書)國語》,認為古文《尚書  湯誥》是後人“誤襲周製以為《湯誥》”。並得結論“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偽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黃宗羲依靠曆算方法對“武王克殷”的確切年代加以研究,寫有《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確切生辰日期,並論證了周正建子和周曆改月。
 

          黃宗羲是“民本主義”的開拓者,他提倡仕途要“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和他親曆明末清興動蕩時代不無關係,說他是中國自由民主的啟蒙者也不為過。黃宗羲有兩位學生後成為清代著名大學者,全祖望和章學誠皆以史學出名,後來形成“浙東學派”,它的地域在浙江錢塘江以東地區,整個學派體係龐雜著作繁多,其重要學術取向是“經世致用”。章學誠的學術成就是《文史通義》,後道光年間成書編入《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文史通義》是因為校讎《漢書   藝文誌》而起,為了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念,給九十年後的民國時代出現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就是“六經皆史”的原意,他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和成係統的觀念。日本近代漢學體係深受“浙東學派”影響,胡適年輕時讀到內藤湖南所著《章實齋先生年譜》深受刺激,“第一位為章學誠編年的竟是日本學者。”全祖望雖英年早逝但著作等身,阮元的評價簡潔恰當“嚐謂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傳,而祖望兼之,其《經史問答》實足以繼古賢啟後學,與顧炎武《日知錄》相增。”
 

           清代“乾嘉學派”規模遠大於“浙東學派”,它的治學源頭是大學者顧炎武。和黃宗羲不同,顧炎武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理、性、命”,他認為信奉程朱理學“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顧炎武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和實證研究,他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因而提出以“樸學”代替“理學”。他提倡“多學而識,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顧炎武開一代新學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這就是清代學者不大著力於詩歌文學而專攻樸學的治學思想,顧炎武學識淵博但被後人繼承的還是他的經學研究,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他認為研究儒家思想不能隻限於闡述義理,而首先把經典考據清楚再闡述義理,這樣一個客觀研究經典之學風和方法正是清考據學發端,後來分出很多門類,音韻學,地理學,金石學,訓詁學等。
 

           至乾隆年間形成聲勢浩大的乾嘉學派裏分有幾個小派,比如較傾向於考訂漢代古文經的吳派,代表人物是惠棟,惠棟學承顧炎武,主張治經學務必重視古音訓詁從古文字入手,對漢儒易說搜輯鉤稽而不遺餘力,雖“凡古必真,凡漢必好”思想略顯固執,但求古而不問是非風氣成為吳派經學的重要思想特征。惠棟公開撐起漢學旗幟而對壘宋學,他認為:“漢有經師,宋無經師,漢儒淺而有本,宋儒深而無本,有師與無師之異,淺者勿輕疑,深者勿輕信,此後學之責。”著作有《古文尚書考》、《後漢書補注》、《九經古義》等。惠棟的治學格局雖不能算大,但其後來者中誕生了一位漢學大人物錢大昕,這位史學,語言學集大成者影響後三百年漢學奠基和發展。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以顧炎武之曆史考據方法,拾遺規過最享時譽。與趙翼《廿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史學三著。錢大昕也是音韻學開宗定規人物,在之前研究古音者眾多,但都隻注重古韻,真正注意到古紐問題者當推錢大昕,所謂“古紐”即先秦兩漢時期古漢語的聲母。他提出古紐四個要點:“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古人多舌音”,“古影喻曉匣雙聲”。錢大昕還著有閱讀筆記《十駕齋養新錄》,民國史學家陳垣評論:“《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但非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可見此書的學術價值。
 

 

          乾嘉學派的另一個小派為“皖派”,創始人是江永,後來皖派出現了一位集大成者戴震。戴震創立音韻學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乾隆中葉,戴震傾注十年研究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為其正本清源。晚年著《孟子字義疏證》質疑宋學,徹底否定程朱思想。戴震培養出如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等著名清代文字學家。梁啟超稱“故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而樹立,蓋未可知也”,皖派稍晚於吳派,並不特別尊崇漢儒,“主張反複求證,不主一家”。
 

       “揚州學派”是集大成的學派。它略晚於吳派和皖派,而在前兩個流派的學術基礎上壯大起來。張舜徽著《清代揚州學記》概括得好:“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揚州學派就是將吳皖兩派的治學之風綜合起來,在前輩學者建立起紮實的漢學構架上演繹,他們把輯佚,校勘,注釋等方法綜合利用還兼顧訓詁和義理,代表人物是焦循,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以及汪中和阮元等。焦循少年學算學,中年攻《易經》完成“易學三書”後晚年治《孟子》著成《孟子正義》。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在訓詁學頗有成就,《清史稿》對清學訓詁學傳承描述全麵:“初從休寧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其於經,熟於漢學之門戶,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分古音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書韻表》亦見及此,其分至、祭、盍、輯為四部,則段書所未及也。念孫以段書先出,遂輟作。”可見由戴震至段玉裁至王念孫脈絡清晰地奠定了“漢學訓詁學”。
 

         在乾嘉學派之外,以莊存與為代表的“常州派”和追求古文創作研究的立於方苞,成在姚鼐的“桐城派”亦有一定格局。姚鼐文章簡潔清淡紆徐要渺,有宋歐陽修曾鞏文風。他著編《古文辭類纂》被譽為是“文章正宗”、“閱此便知為文之門徑”,廣受學界重視。清代治學最後一位大師當屬俞樾,著《古書疑義舉例》是今人讀懂古文的工具書。
 

         晚清學者皮錫瑞曾概括清朝之漢學演變:“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之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轂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複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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