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晚唐開成會昌年間新羅人在境內的活動記敘，是很難在漢史範疇中找到什麽蛛絲馬跡。但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中有著詳細的記載，這為後人研究唐代新羅人的境內社會活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所謂新羅人指在2世紀到4世紀生活在朝鮮半島南部的三個韓姓部落的後裔，《後漢 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7世紀中葉新羅人聯合大唐在發動“唐羅戰爭”之前先後滅了百濟，高句麗族群幾乎統一朝鮮，新羅王朝是從8世紀中後期逐漸衰敗，直到9世紀末開始被分裂瓦解最終被高麗勢力取代。圓仁在大唐的九年期間還是新羅王朝祥和年代，從《入唐記》可以得知新羅人在大唐的活動是日本遣唐使所不能比擬的活躍，筆者下文將通過《入唐記》較詳細地總結當時新羅人的情況。
圓仁在《入唐記》裏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新羅人大致47人。這些人中為圓仁作翻譯的大致4人：金正南、樸正長、劉慎言、道玄。圓仁所掛單的赤山法華院原本就是新羅人聚集的寺廟，遇到的僧人固然不少，但在唐底層官府中當差的至少有5人。除此之外還有水手，商人等。
圓仁到唐最早接觸新羅人是在楚州<江蘇淮安>。839年二月圓仁一行到達楚州，日本遣唐使為了回國，雇新羅人通海路者60餘人。一次能雇熟悉海路者60多人，可見新羅人在楚州為數不少。在從楚州前往密州<山東諸城>的途中，圓仁及其隨從在東海縣<江蘇連雲港>境內海岸下船，準備暫住待機前往長安。他們剛登岸不久，看見有一條船停泊海岸，船上有10餘人。待他們互相問明情況時，對方說他們都是新羅人。後來他們又到宿城村的新羅人住宿休息，被告知當地唐人對日本人不大友好，要處處小心。這樣反證新羅人在當地能和唐人雜居沒什麽麻煩。新羅人有自己的船隻，還對當地情況熟悉，他們明確告知圓仁等：“從此南行，逾一重山，二十餘裏方到村裏。今交一人送去。”《入唐記》第40頁。這說明新羅人有自己的財產而且居住此地也非一朝一夕了。
4月26日，有30餘新羅人騎馬乘驢而來，告知圓仁等州押衙要來看望他們，不久押衙乘新羅人船來，“下船登岸，多有娘子”《入唐記》第56頁。既然婦女很多，更說明新羅人早已定居於此地，並非來往匆匆的過客。同時，圓仁又從這些新羅人口中知道，日本朝貢使的九條船都安全無恙。29日，圓仁等命翻譯新羅人道玄與新羅人商量在此地居留的問題，結果順利談妥，新羅人願提供方便。5月1日，圓仁又遣人去邵村找該村的頭領王訓，既買糧又談留住此村的事，王訓立即表示，他負責辦理此事。王訓與上麵提到的新羅人態度一致，筆者估計王訓也是新羅人。
6月初，圓仁等又到文登縣<山東文登>清寧鄉赤山村的法華院，該院有僧三十多人，都是新羅人。他們還保持著新羅人的風俗習慣。例如，他們非常重視八月十五日這個節日。據新羅僧人說起，這天是新羅國在渤海作戰取得勝利的節日，所以新羅人“仍作節樂而喜舞，永代相續不息。設百種飲食，歌舞管弦以晝續夜，三個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鄉國，今日作節”《入唐記》第67頁。這與中國史籍的記載基本一致。《舊唐書 新羅傳》在敘述新羅的風俗時說：“又重八月十五日，設樂飲宴，賚群臣，射其庭。”《新唐書 新羅傳》說：“八月望日，大宴賚官吏，射。”以上雖然和《入唐記》所載大體一致，但都沒有《入唐記》記載詳細，唐以後什麽時候開始有了吃月餅觀明月過中秋的習俗？應該不晚於北宋，但至少在圓仁的唐時代，唐人在中秋這個時間點是靜悄悄。
赤山村一帶不僅有新羅寺院，而且是新羅人聚居的地方。10月16日寺裏講《法華經》，聽眾男女道俗除了圓仁等四個日本人以外，全都是新羅人。人數雖然沒有具體數字，但據圓仁“男女道俗”、“其集會道俗老少尊卑”等提法，可知聽眾有男女老少尊卑之別。既然有各種性別、年齡、等級的人參加，當然是相當多的人了。840年3月21日，圓仁等四人到達青州<山東益都>龍興寺。24日典座僧將其引向新羅院安置。4月5日，他們又到長山縣<山東鄒平東>也同樣是被醴泉寺的典座僧引向新羅院安置。長山縣屬於淄州，由此可見，青州、淄州一帶新羅院不少，勿庸置疑新羅人也到處可見。
843年1月27日宦官召見在長安的外國僧人。圓仁這時正在長安，據他所記，當時外國僧人共21人，即青龍寺南天竺僧5人，興善寺北天竺僧1人。慈恩寺師子國僧1人，聖寺日本僧3人。接著又說“諸寺新羅僧等，更有龜茲國僧，不得其名也”。《入唐記》第159、184頁。既然說“諸寺新羅僧”，當然是指不少寺都有新羅僧人。845年3月，武宗有敕：外國僧“若無祠部牒者，亦勒還俗，遞歸本國者”。圓仁記載此事，提到北天竺僧難陀、南天竺僧寶月、日本僧圓仁、惟正等，對新羅僧則記為：“新羅國僧亦無祠部牒者多。”《入唐記》第159、184頁。另外，有一個長安籍的僧人，為了逃避武宗滅佛的災難，曾冒充新羅僧，暫住大薦福寺。由此可見，當時長安的外國僧人中，新羅僧人是最多的。
在唐朝朝廷中還有新羅人充任重要官員。843年8月13日，由於武宗滅佛，圓仁等為了回國，去求見左神策軍押衙李元佐。李元佐信敬佛法，住在永昌坊的新羅人。到了845年3月，李元佐除了左神策軍押衙的頭銜以外，又加上了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監察侍禦史、上柱國等官銜。左神策軍押衙是禁軍的下級軍官，銀青光祿大夫是文散官，檢校國子祭酒是虛銜，殿中監察侍禦史是禦史台的屬官，上柱國是武散官。由此看來，李元佐雖然不是有實權的高級的官員，但也是個頗有聲譽的人物。正因為如此，圓仁才請求他幫忙辦理回國事宜。
綜上所述，圓仁所到之處，看到過新羅人的地方有：楚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淄州、長安、泗州。其實，圓仁未到過的地方也多處有新羅人，例如憲宗時新羅“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惡風，漂至楚州鹽城縣<江蘇鹽城>界”。當時的鹽城臨海，王子的船能漂至此處，其他新羅人的船當然也可漂到此處或來到此處。還有816年“新羅饑，其眾一百七十人求食於浙東”《舊唐書 新羅傳》。到浙東去求食，很可能有原在浙東的新羅人引進，否則為什麽不到山東半島去求食而舍近求遠？據此推定在現在的浙江、江蘇、山東的沿海一帶，都分布有不少新羅人口。另外，在京城長安也有少量新羅人。
當時新羅人在大唐境內主要是從事佛教活動。佛教在朝鮮半島興起後不斷有僧侶到大唐求法取經。由於人數愈來愈多，在唐期間也長，故朝廷決定：新羅“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新唐書 百官誌三》，但這並沒有影響新羅僧繼續來唐，所以在圓仁來唐時在各地碰到很多新羅僧人也不足為怪。
新羅僧在唐長安大致分散在各寺廟，還有像赤山法花院那樣集中在新羅人的寺院裏修行。前者新羅僧必須遵守唐朝寺院的規矩，和當地僧人不無差距，都受左、右街功德使的直接管理。這些僧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當寺主座學習佛經，圓仁到長安即是如此，而後者如法花院是私人所建，院內還保留著新羅的學佛生活的習俗。比如法華院的講經習俗與唐寺有所不同：“其講經禮懺，皆據新羅風俗。但黃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唐風，自餘並依新羅語音。”講經的儀式，也是唐和新羅兼而有之。例如：“講師上堂，登高座間，大眾同音稱歎佛名，音曲一依新羅，不似唐音時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據唐風，即‘雲何於此經’等一行偈矣。”《入唐記》第72，73頁。這更進一步說明法華院確是新羅人的寺院，該院保持著新羅人的習俗和講經儀式，但也受到唐人風氣的影響。筆者由此推測青州的新羅院，淄州長山縣的新羅院，亦可能大體類同。
新羅院的經濟來源，是他們擁有莊田，法華院的莊田一年可得米五百石。該院的僧人對唐朝的情況十分熟悉，很可能他們和唐朝的一些著名寺院都常有交往。例如當圓仁要前往五台山時，新羅僧諒賢就詳細告訴他前往路程：“從赤山村到文登縣，百三十裏；過縣到登州，五百裏；從登州行二百廿裏，到萊州；從萊州行五百裏，到青州；從青州行一百八十裏，到淄州；從淄州到齊州，一百八十裏；過齊州到鄆州，三百裏；從鄆州行，過黃河到魏府，一百八十裏；過魏府到鎮州<恒州>，五百來裏。從鎮州入山，行五日，約三百裏，應到五台山。”《入唐記》第68頁。以上所述，除了魏府<魏州即今河北大名>到鎮州<河北正定>較籠統外，其他行徑非常準確。實際上圓仁沒有按這條路線行進，而是到齊州禹城縣<山東禹城>即北渡黃河到德州<山東陵縣>，然後經冀州<河北冀縣>、趙州<河北趙縣>、鎮州<河北正定>境內到達五台山。筆者認為這說明法花院的新羅僧不隻一個人到過五台山，而且了解不同的路徑。
新羅人在唐除了僧侶外還有從事商業活動，他們往來新羅國和大唐頻繁，了解的訊息也不過時。圓仁在楚州新羅坊得到常州<江蘇常州>有兩條日本船的消息，還了解到日本惠萼梨子的情況，由此力證。楚州新羅人劉慎言是當地社會活動人士，他掌握各方麵的信息，圓仁在長安和登州等地都和他有書信往來。圓仁從長安回到楚州首先就找他，主要是為了請他解決回國的船隻問題。後來，圓仁前往漣水也經他介紹。這說明各地的新羅坊是相互聯係，不是孤立的。這種相互聯係靠商人最為方便。登州是唐距新羅最近的地方，無疑新羅人更多，除了新羅坊外還有新羅所。所謂新羅所是管理機構，它既負責包括商人在內的新羅人的來往，也和唐地方官僚打交道，代辦在唐的新羅寺院、新羅人入戶。例如，張詠是文登縣新羅所官員，他管理法華院及文登縣界新羅人入戶。圓仁從長安再回文登縣就去新羅所見張詠，由他出麵向登州報告準許圓仁等暫住新羅所，候船回國。由此可知新羅所在當地的角色。
據圓仁所記，楚州、海州、登州是唐和日本、新羅海路交往的據點。楚州雖不臨海，但當時淮水從楚州向東經漣水入海，同時，楚州又位於運河的交通要道上，所以，該地也必然是個商業中心。圓仁從長安東去，首先到楚州，然後到海州、登州，都是為了找尋回國的船隻。在他之前，有些從京兆來的新羅僧也曾到海州找船回國。未達目的，也必然向登州而去。圓仁最後是在登州境內乘新羅船回國的。這些地方來往船隻很多，商業必然發達。新羅商人對這裏的商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圓仁第一次到海州，就碰到十多個新羅人駕船從密州來，“船裏載炭向楚州去”《入唐記》第40、99頁。圓仁最後回國時，在密州境內碰到新羅人陳忠的船，也是“載炭欲往楚州”《入唐記》第40、99頁。從北向南運炭，又必然從南向北運送其他貨物。不難看出，新羅商人的長途販運是司空見慣的。
圓仁到唐的船上，雇有新羅人金正南當翻譯。在船行至距長江口不遠處見到黃色水，眾人皆以為是長江流水，但當有人登上桅子遠望時，發現前麵還是淺綠色的水，遂使許多人暫感失望。於是，金正南解釋說：“聞道揚州掘港難過，今既逾泊水，疑逾掘港歟？”《入唐記》第2、24、29頁。盡管金正南的解釋還不夠確切，但至少可以判定他對揚州一帶很熟悉。圓仁等到達揚州後，金正南接到停泊於海州的另一日本船上新羅人樸正長的書信。838年7月，圓仁等到達揚州。12月18日，“新羅譯語金正南為定諸使歸國之船，向楚州發去”《入唐記》第2頁、第24頁、29頁。839年正月4日，又“依金正南請，為令修理所買船，令都匠、番將、船工、鍛工等卅六人向楚州去”《入唐記》第2頁、第24頁、29頁。由此可見金正南、樸正長等新羅人翻譯，不僅是語言上，而且引導日本使團入唐和使團回國做著準備，充當了日本遣唐使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們雖然在生意往來上有一定的壟斷性，但不能否認他們對日本遣唐使進出大唐的作用。在唐代，無論官府還是平民對新羅人、日本人的關係還算友好，這主要是先進的中國文化對日本和新羅都有很強的吸引力。
會昌年間，唐武宗大肆滅佛，圓仁也必須離開長安。為了辦理回國事宜，圓仁結識了新羅人在唐為官的李元佐。從843年8月到845年3月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裏，圓仁與李元佐多次交往，關係甚好。所以，圓仁記道：“左神策軍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監察侍禦史、上柱國李元佐，因求歸國事投，相識來近二年，情分最親。客中雲資，有所闕者，盡能相濟。”《入唐記》第185頁、186頁。在圓仁即將離開長安時，“李侍禦（當是李元佐）與外甥阮十三郎同來相問”。並幫助辦理行李。圓仁離開萬年縣<西安市東部>前往照應縣<陝西臨潼>時，李元佐相送到春明門<長安外郭城東麵中門>外，又共同吃茶。同時，李元佐還送圓仁很多禮物，如：“少吳綾十疋、檀香木一、檀龕象兩種、和香一瓷瓶、銀五股、拔折羅一、氈帽兩頂、銀字《金剛經》一卷，軟鞋一量、錢二貫文、數在別紙也。”《入唐記》第185頁、186頁。顯而易見，圓仁能夠離開長安順利回日本是和李元佐的大力幫助分不開的。在武宗滅佛的高潮中，僧人正在遭難之際，李元佐對圓仁伸出援手值得記入史冊。
圓仁東去先到楚州新羅坊，新羅人翻譯劉慎言也全力幫忙。劉慎言首先到楚州治所山陽縣辦理交涉，要求準許圓仁等日本人民在此停留，候船回國。因有武宗滅佛的詔書縣司不肯答應。劉慎言又到州裏交涉也未果，劉慎言把圓仁安置在私宅休息數日，圓仁把不便攜帶的東西寄存劉宅，然後根據劉慎言的安排，前往登州。到了登州文登縣，找到原來相識的新羅人張詠。張詠喜出望外非常熱情。這時張詠是平盧軍節度同軍將兼登州諸軍事押衙。所以他對圓仁說：“餘管內苦無異事，請安心歇息，不用憂煩。未歸國之間，每日齋糧，餘情願自供，但飽飧即睡。”《入唐記》第194頁。張詠為其妥善解決了食宿問題，又為其代向登州請求停留候船得到許可。這為圓仁回國提供了極大的方便。847年9月2日，圓仁等乘新羅人金珍的船從登州界東渡，途經新羅國少息後安全回到日本博多。
筆者在閱讀整理《入唐記》時無疑發現新羅人在唐的活動描述，雖洋洋灑灑而枯草無味，這些小曆史比較“安邦立國”歌頌君王偉業的二十五史似微不足道，但真實性意義深遠，其背後值得思考回味的東西其實很多。
< 待 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