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閻連科先生是筆者很喜愛的當代作家，最近看了他關於《聊齋》和當代文學寫作批評的三場演講，這是他2024年底訪問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時與當地學界和文學愛好者的交流會，在國內B站都能查看到。閻先生從事寫作研究是最近幾年的事，當然他亦有近作發表。一位專業作家從事寫作理論研究同時成就豐碩實屬罕見。整場演講以及近幾年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公開課上，閻先生從被視為文學高峰的十九世紀文學到二十世紀以及未來文學發展的思考無不展現出他對文學的真誠熱愛。
他在圍繞《聊齋》思考中外文學比較中提出“因果論”很有新意，閻先生認為，十九世紀文學處在“全因果關係”，小說從鋪墊，敘述到發展，都是由“因”至“果”的一對一關係。但現代小說亦有“有因無果”“無因有果”以及“內因外果”等等結構，比如卡夫卡代表作《變形記》就是“無因有果”結構，主人公薩姆莎怎麽變成蟲子這個不要緊，而變成蟲子以後周圍親人，同事的反應才是寫作全部。閻先生還指出，魯迅和卡夫卡完成代表作《阿Q正傳》和《變形記》幾乎在同一時期，一位在二十世紀初寫十九世紀文學，一位是二十世紀初寫二十一世紀文學，確實《變形記》影響全世界幾乎一個世紀。然而起筆於康熙元年，蒲鬆齡花費了之後四十餘年時光，將四百九十餘篇離奇古怪的短篇故事匯集成《聊齋誌異》，正如閻先生指出的這些成書於十八世紀早期的短篇故事，其結構用“因”和“果”來作剖析竟然超越了兩個世紀，因果結構各色各樣，可以說《聊齋》的超前性完全領先於世界小說發展。當然像今人稱為《紅樓夢》的《石頭記》那樣，曹雪芹在前半埋下很多“暗扣”，到後半一個不漏的解開，構思複雜縝密不能以“全因全果”籠統概括。
閻先生還直言不諱地說，大陸作家麵對的是很多值得寫的故事，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在大陸幾乎天天發生，大陸不缺寫作素材，但台灣作家比大陸作家更善於發揮漢語的美，大陸作家寫出的語言似夾雜沙子的米飯，而台灣作家寫出的似很純的白米飯。閻先生說中國現代文學即作家的文學創作對豐富漢語沒有提供什麽貢獻，幾乎所有作家還是在魯迅，張愛玲的語境中探索，沒有一種嶄新的語言敘述引起讀者共鳴和感動以至影響整個漢語拓展。筆者亦有同感。正如普希金豐富了俄語，莎士比亞豐富了英語，巴爾紮克，雨果豐富了法語，馬爾克斯豐富了西班牙語一樣。在清末民初新文明思潮隨日語漢字融入漢語，上世紀末“動漫用語”再一次衝擊漢語詞匯，而同時中國作家“無所作為”前提下，漢語內核勢必受到融化。而在兩者中間社會經曆了文革清洗，漢語用語有過一次徹底的由雅入俗，以俗為美的變化。當然《棋王》《黃金時代》《靈山》《塵埃落定》以及閻先生的代表作可算是在大環境下的一種努力。關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文學創作批評，筆者在三年前發表過《一九四九年中國文學的紅綠燈事故》一文中有詳細分析，這裏不再展開討論，簡而言之在延安文藝座談的大思想下，中國作協的建立，作家享受體製薪水決定了他們創作什麽樣的文學。比如《紅岩》《林海雪原》《李自成》的發表，這樣的前車之鑒在舊蘇聯時代就曾完全發生過。其次閻先生在他的《發現小說》一文中提到“神實主義”，筆者將在後文聯係審視中文小說之願景共同討論。
古有“詩言誌，文載道。”相比詩賦駢文，散文，小說確實能被更多人接受，這也是盛唐韓愈古文運動的改革宗旨，可是明清小說興衰牽涉出市井社會“愛不釋手”而官道學政極力打壓的兩種不同態度。筆者認為這兩股勢力沒有在“何以小說”這一概念形成統一。這裏還是舉《聊齋》為例，乾嘉著名經史學家紀昀對當時社會盛行《聊齋誌異》之閱讀不以為然，他的門生盛時彥在其《姑妄聽之》之《跋》中記敘了紀昀對《聊齋》批評：
先生（紀昀）嚐曰：“《聊齋誌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
紀昀認為《聊齋誌異》雖然風靡一時，但僅僅是才華橫溢的文人才子的遊戲之作，而非真正懂得著書立說的作者（著書者）的嚴謹之作。他指出，小說既然以記述所見所聞為主要特征，就應該屬於敘事文學，這與可以隨意虛構和裝飾的戲曲表演是不同的。紀昀尤其對書中細致生動地描繪男女之間親昵的言語和舉動“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表示質疑，認為如果這些細節是人物自己所說，那就合情理，如果說是作者代為敘述，那作者又是如何得知這些隱秘情節？對此他感到困惑不解。也就是在紀昀眼裏，小說可以敘事但不能光怪離奇。我們從鄒弢的《三借廬筆談》裏了解到蒲鬆齡寫作經曆：“蒲鬆齡每晨起就在大道邊鋪席於地，並擺設煙茶，坐待過往行人，以搜集奇聞異事。每聽到一事，回家後就加以粉飾潤色。”鄒弢是清末民初無錫學究，以上敘述亦是相傳所得，但蒲鬆齡的故事源於市井庶民口中確在情理之中，同時筆者覺得蒲鬆齡花如此經曆編撰《聊齋》動因還是其個人愛好，毫無名利可尋。因為在整個清朝時代，小說的地位始終位於低俗之流，在科舉學政圈內，“注經”“修史”才是有學問有地位的象征，它能讓作者名利雙收。和紀昀同時代的大學者錢大昕較前者更直麵小說並提出尖銳批評。
錢大昕字曉征，是乾嘉學派精通經，史，曆算，文字學的集大成漢學大家。筆者去年曾為曉征先生寫有《錢大昕小傳》，他的名著《潛研堂文集》中編有一篇短文《正俗》針對當時流行小說提出尖銳的批評，文題所謂“正”，“是也，從一為止。”引申為“規範”，所謂“俗”即民間風俗，題意就是“規範端正社會風氣”。以下筆者試著逐次評注此文，因為通過細讀文本，不僅能了解當時小說在清代各層的地位，也可以窺探像《石頭記》《風月寶鑒》《老殘遊記》等命運坎坷之緣由：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儒釋道經典思想無疑被曆代視為拯救人性，地位崇高，然與這樣至高無上被視為“教”的之後，明朝又多了一個教，是小說。此處可理解為曉征先生對小說作為一種“教”的諷喻。>
小說演義之書，未嚐自以為教也。<寫小說的人以及小說本身沒有想作“拯救人性”這樣的大事，他們也無意自立為一個所謂的教，什麽廣受信徒，然後來煽動人心，小說自身沒有這樣的意圖。>
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問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但是天下的人通通都熱愛閱讀小說，還喜歡聽講小說故事，以至於不識字的兒童婦女如聽說書一樣了解小說的故事，於是對這些小說故事耳熟能詳。>
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釋，道獨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從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訴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這個“教”與儒釋道相比其影響力更廣，可是如此結果如何考量？儒釋道唯有勸人以善，從善必有報。小說卻描寫怎麽作惡，幹壞事，在儒釋道典籍裏不堪寫這些東西，如奸邪淫盜，神魔鬼怪等小說必詳細描述，淋漓盡致，讀來津津樂道，將這些內容充分描述表達出來。>
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比如《金瓶梅》不能否認它的文學成就和寫作終極願望，那些情色無限擴張後的虛無，令人唏噓，感人發想。可是其中的色情描寫被世俗人讀得就是色情而已，真正悟到作者初衷的有幾位？於是乎《金瓶梅》麵對廣大讀者除了喪心病狂的色情小說會是什麽？或許蘭陵笑笑生在動筆描寫每一段色情情節都報以一種極為鄙視之心。但這和絕大多數讀者沒有絲毫關係。>
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乎禽獸乎？<那些平時閑情生活的年輕人大多是沒受過很好教育者，再加上這些書作為誘餌，道德淪喪之何等嚴重。就不要責怪有識之士將其視為猖獗的禽獸，這樣小說盛行就是顛覆社會正統禮教。>
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世人習慣了而不去仔細考察，就常常奇怪為什麽刑罰訴訟日益繁多，盜賊日益猖獗，哪裏知道小說這類東西對人心風俗的影響，已經不是一天兩天造成的了。>
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那些有覺醒世人、引導民眾責任的人，應該趕緊把小說焚燒並丟棄，不要讓它流傳散播>
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製之罪。<從京城內部到各省，都要嚴格檢查街市，如有印刷販賣小說的，要處以違反製度的罪過。>
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為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如果實行幾十年，一定會有減少盜賊、減輕刑罰的效果。或許有人會批評我的話是迂腐不切實際，不了解情況，這是目光短淺的看法。這是曉征先生個人化觀點，但上文“嚴查坊市，科以製罪”在曆史的確始終在實施。>
曉征先生《正俗》細讀深思給今人有以下啟發，首先在清康乾盛世時代，小說的創作閱讀非常普及，當時有多少文人因為仕途不得誌而從事這樣的寫作，我們今天還能閱讀到《儒林外史》《石頭記》《聊齋》也許是“冰山一角”，同時像曹雪芹，劉鶚絕非普通暢銷作家，而完全是精通經史文，釋道悟性極高的才子，他們以文說史，將真實事件通過文學小說保存下來。其次，曉征先生是學富五車，入翰林修史監學的大學者，他針對小說在世俗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以於批判是代表當時官方學政的普遍態度，“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乎禽獸乎？”是從根本上道出了之所以小說“包庇殺盜淫亂”行為，根本在於年輕讀者普及教育不足，沉迷於這些書刊閱讀之中而不拘束自己的行為，這和當今極個別年輕人沉迷於鬥殺等動漫，而忘乎所以般在社會上持刀行凶確有相似。最後，曉征提出了解決辦法，那就是通過官府“嚴察坊市，科以製罪。”甚至提倡社會有識之士“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這就導致當時被視為“淫書”而今天被視為“瑰寶”如《石頭記》殘缺不可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今天回首審視誕生在十八世紀《聊齋誌異》，《石頭記》，《儒林外史》等這樣的中文小說，與同時代的世界啟蒙文學相比，相較於當代中文小說與世界文壇的情況，當時何止是在世界文壇占“一席之地”，堪比是屹立在亞洲的一座山峰。隻可惜今天還能讀到的清代小說與預計當時的體量比較實在太少，這與曉征先生《正俗》中透漏出來的信息，清代小說猶如“焚書坑儒”般遭受滅絕是相聯係的。
然而朝廷學政的壓製難阻民眾對文學的需求。曉征先生對小說“導人從惡”的憂慮，恰反映了其在社會強大的影響力，觸及了傳統道德認知的局限。文學功能並非僅是教化，亦能反映現實、揭示人性。《金瓶梅》的爭議與價值並存，《石頭記》雖曾被視作“淫書”，終被時間證明其藝術與思想的超越性。清代小說的遭遇，是主流意識形態與新興市民文化衝突的體現，也揭示了文學創作與社會接受的張力。盡管麵臨壓製與批評，這些小說仍憑其藝術魅力和深刻洞察力贏得民眾喜愛，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重要印記。今天的重新審視，正是對其曆史文化價值的肯定，閻連科先生對《聊齋》的解讀，亦是對這些文學瑰寶的再次發掘與致敬。
< 待 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