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滅佛”的提法原出自《舊唐書 武宗紀》，泛指帝王通過行政對佛教現有規模實施打壓和驅散，在佛學史上亦稱“法難”。從漢史上看由朝廷至社會底層庶民群體對宗教信仰還算自由開放，帝王即使“尊道”也不排斥朝下佛教信仰的自由，況且佛教亦有被尊為“國教”的時代，尤其在隋唐。追溯至六朝史學稱有“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晚唐武宗滅佛和五代十國後周世宗滅佛，此四次滅佛事件中除了晚唐武宗滅佛即“會昌滅佛”外其他三次都是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或分裂狀態的局部地區。唯有唐武宗的“會昌滅佛”發生在全唐疆域的和平年代，從研究漢史和佛學史角度看，由於圓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第四卷詳細描述了他本人一行在會昌滅佛期間被趕出寺廟，驅逐回國的經曆，在一個側麵或者點上給後人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史料。
筆者在此鄭重提出的是：“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之外，務必記住上世紀1966年十年浩劫“滅佛”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遭到嚴重摧殘斷代的曆史記憶。因為1966年十年浩劫的滅佛事件無論在寺廟碑塔等建築，書論經典的破壞和僧侶或在家信徒遭到打壓驅散的程度是曆史上“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所無法比擬的。其次“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本質是經濟稅收和整頓治安的行為，同時佛教團隊也通過被整治而越發找到了和“儒道”融合形成佛教漢化。
唐大統之後，曆代君王都篤信佛法並高禮遇大力提倡佛教，甚至給予免賦稅、免徭役的福利。至中唐以後漢傳佛教各個宗派得以擴張，而私度錢財通常歸於寺廟和地方官僚所有，這樣長期以往造成有些寺廟招攬許多僧侶，當時有很多成年男子為了逃避賦役或犯了刑罪而出家為僧，致使僧團膨脹造成社會與治安不穩問題。同時寺廟的土地不用納稅，僧人團體仰賴百姓供養，逐漸侵蝕到唐朝中央政府統治的稅收。842年即會昌二年，武宗在勸說下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盡皆還俗，行咒術、妖術等者同禁，私人財產全部“充入兩稅徭役”，僅長安一地就有三千四百多人還俗，而佛寺僅留四所廟宇，其他沒有前代禦匾的一切寺院、佛堂均拆除僧侶還俗。
圓仁從他的角度如實記敘了會昌滅佛拆除寺廟，驅逐僧尼還俗等，但經濟原因顯然不是《入唐記》所涉及的，武宗在詔書中寫明：“僧徒日廣，佛寺日崇”。故而“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還有：“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見《舊唐書 武宗紀》。武宗不願再走晉、宋、齊、梁的老路，於是沒收寺院的土地，勒令僧尼還俗使其為納稅之戶，這一滅佛的根本原因圓仁不會直書。據《入唐記》所載，武宗滅佛始於會昌二年，842年10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違犯佛教的清規戒律的僧尼必須還俗。敕文還規定：收繳有私藏財產的僧尼，或還俗為兩稅戶。
諸多佛堂、寺舍等遭到拆毀，最後連外國僧人也被勒令無祠部牒者，必須還俗歸國。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毀拆天下山房藍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充入色役。”圓仁對這一敕文極感痛心，《入唐記》有“且長安城裏坊內佛堂三百餘所，佛像、經樓等莊嚴如法，盡是名工所作，一個佛堂院，敵外州大寺，準敕傳除罄盡。”僅長安就有相當外州大寺的佛堂三百多所，“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數”，再加上各地的“尊勝石幢、僧墓塔等”，全部拆毀。
845年會昌五年三月，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首先，規定“天下寺舍，不許置莊園莊”。其次，又令檢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財產情況如何。城中寺舍的奴婢分為三類：“收身有藝業者軍裏，收無業少壯者貨賣，老弱者填宮”。這樣處理的結果，造成老少分離，“父南子北”。為了防止奴婢逃跑，強迫“五人為一保，保中走失一人者，罰二千貫錢”。至於諸寺的財產及貨賣奴婢的收入全部沒收。當時藩鎮割據，武宗詔令未必在全國各地都能生效，但長安是照章執行的。從四月一日起，年四十歲以下的僧尼還俗，每日還俗者達300人。從四月十六日起，年五十歲以下僧尼還俗。從五月十一日起，年五十歲以上無祠部牒者還俗。這樣接二連三的“盡令還俗，即僧尼絕也”。最後，對在長安的天竺、新羅、日本等國的僧人也不放過：“若無祠部牒者，亦勒還俗，遽還本國者。”圓仁因無唐朝的祠部牒故而必須回國。迫不得已，圓仁到京兆府、萬年縣辦了離境手續，於五月十六日告別長安東去了。以上《入唐記》所載詳細，而在其他史籍中都沒有這些內容。《新唐書 武宗紀》僅有“大毀佛寺，複僧尼為民”數字。
圓仁對武宗滅佛的態度是非常明朗，在唐代，儒釋道並存而互有衝突，故而經常發生相互攻擊。圓仁站在佛教立場上，堅決反對道教。圓仁認為，會昌滅佛是因道士以“飛煉仙丹”等求長生邪說蠱惑武宗，再借皇帝權威恣肆妄為所致。因此字裏行間對道教和武宗所為極盡批評。
更有甚者，他指出武宗與女道士不正交往。844年2月，武宗“駕幸右街金仙觀（女觀），觀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見如意，敕賜絹1000匹。遂宣中宮令修造觀，便通內，特造金仙樓。其觀本來破落，令修造嚴麗，天子頗駕幸”。記載這些內容，顯然是要大家知道，武宗與女道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他們與佛教為敵，完全是私人成見。以上《入唐記》所載是可信，846年3月武宗死宣宗即位，5月就殺趙歸真、劉玄靖等道士多人，其罪名就是“說惑武宗，排毀釋氏”。見《舊唐書 宣宗紀》。這種急轉直下的變化，說明道士的所作所為是極不得人心的。
筆者覺得《入唐記》記載還有些內容不可全信而有待考證。如845年8月，圓仁離開長安後到了文登縣<今山東文登>。他說：“有敕斷天下獨腳車，條流後，有人將獨腳車行者當處決殺。”而禁獨腳車的理由，圓仁說是因武宗信奉道教，“獨腳車碾破道中心，恐道士心不安歟”。這未免牽強。為皇帝諱古已有之，為道教諱罕見少聞。武宗崇道，主要是迷信於長生不死，所以他在全麵滅佛同時，並沒有在全國大肆提倡道教。即使在長安，武宗崇道也沒有在僧尼以外的平民中引起波動。獨腳車是當時的重要生產工具，禁獨腳車必然會引起百姓反感。如果有百姓反感的情事，圓仁肯定會大書特書，決不會放過。很有可能，是圓仁到了文登以後，看到很多獨腳車，觸景生情，以道路的“道”喻道教的“道”，為了發泄私憤，給武宗加了一條罪名。圓仁還說：“有敕斷天下豬、黑狗、黑驢、牛等，此乃道士著黃，恐多黑色壓黃令滅歟。”這與上例類同，武宗雖然崇道滅佛，但絕不至如圓仁所謂的荒淫暴虐，是非不分。
功德使是唐代管理佛教的重要使職，在唐代功德使並不是一個常設的官職。根據湯一介先生的研究，功德使一職，最早記載出現於中宗時期。起初僅是在修造寺廟時臨時設立的官職，並不具備管理僧侶的職能。代宗以後才在實際上成了對僧侶團體擁有管理職能。功德使在德宗以後，已成為宦官中神策軍勢力所把持的官職，而因為功德使與佛教的管理密切相關，所以功德使與佛教有很大有很深的關係。
在圓仁《入唐記》中任職左街功德使的宦官仇士良作為佛教的保護者而出現，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他在《入唐記》裏完全不同於他在“甘露之變”中的血腥形象。作為一個掌握了實權的宦官，仇士良對武宗一朝的政局確有影響，尤其是在會昌滅佛這一事件中他更是一個關鍵人物。《入唐記》記載，圓仁最初到長安時正是去仇士良的衙門報到的。此衙門叫“功德巡院”，筆者參看湯一介先生《功德使考》以及查明昊《從唐五代功德使一職的變遷看宦官勢力的消漲》，大致理清了功德使與佛教的聯係。在唐代中後期，由於功德使一職長期為宦官把持，因而宦官與佛教僧侶存在著多方麵的聯係。廣泛地聯係使得宦官與佛教有著深刻的利害關係，所以武宗清剿佛門在政治上等於在打擊了宦官勢力。
從《入唐記》字裏行間，圓仁麵對仇士良是抱有一種崇敬感情，他對於仇士良始終尊稱為仇軍容。圓仁在來到長安以後，立馬就去拜會仇士良。對於仇士良掌握下的神策軍，圓仁也有交往。後來圓仁在避難時，就曾托庇於神策軍將領李元佐。不僅如此，從現存記載來看，仇士良對佛教很有好感，他本人還可能是一個佛教徒。在武宗的滅佛政策實施之後，各處的僧人都惶恐不安，尤其是回紇新羅日本等的外國僧人。自回鶻滅國之後，在回鶻的佛教摩尼教僧人都是處於較恐慌狀態，因為在回鶻覆滅的過程中，唐朝的軍隊也起了很大作用。唐武宗在大破回鶻以後曾有盡殺摩尼教徒的命令。在滅佛開始之後，這些外國僧人，特別是回鶻人，是唐朝官府嚴令要對付的人，但是仇士良卻對圓仁等外國僧人專門召來加以撫慰，《入唐記》：廿八日早朝入軍裏。青龍寺南天竺三藏寶月等五人,興善寺北天竺三藏難陀一人,慈恩寺師子國僧一人,資聖寺日本國僧三人,諸寺新羅僧等,更有龜茲國僧不得其名也,都計廿一人,同集左神策軍軍容衙院。吃茶後,見軍容。軍容親慰安存。當日各歸本寺。
仇士良在神策軍的衙門裏公然召見外國僧人，可見他對朝廷政策的無視和對佛教又有所尊敬，他召見的這些外國僧人中西域僧人頗多，這在當時大唐與回鶻成為敵國以後，這一行為很能招來通敵的嫌疑。筆者以為以現存史料記載分析，仇士良應該也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根據嚴耀中先生的研究唐代宦官之中，有許多人可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的大宦官。高力士就曾經捐宅為寺，而且他有一個養子，後來也成為了一代高僧。再者仇士良若非對於佛教有著虔誠的信仰，以他當時的地位無需這麽做。對於此時已是暮年，在朝影響已不如以往看，和皇帝對抗是極為不明智的。所以仇士良消極抵抗武宗的滅佛政策，很有可能是出自自己的信仰和執著。
仇士良發家於“甘露之變”，這是一場聞名全唐曆史的事件，仇士良成為了掌握實權的人物。他廢了唐文宗，並且擁立了唐武宗。唐武宗登上皇位之後，麵對著掌握神策軍仇士良，內心裏當然有警覺之意。所以當唐武宗要推行他的新政策時，必然會與仇士良勢力發生矛盾。在武宗條流僧尼的命令下達之後，仇士良不得不開始消極執行，在武宗開始頒布滅佛的命令時，仇士良采取的態度又曖昧不堪。見《入唐紀》：
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煉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巧,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若僧尼有錢物及毅鬥天地獲圓,收納官。如惜錢財,情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宛入兩稅搖役。敕文在別。城中兩街功德使帖諸寺:不放出僧尼,長閉寺門。……左右街功德使帖諸寺,勘隸僧尼財務。準敕條流,天下大同。諸州府,中書門下碟行。
京城內仇軍容拒敕,不欲條流。緣敕意不許,且許請摧停一百日內。帖諸寺:不放僧尼出寺。左街功德使奏:準敕條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精確外,愛惜資財自願還俗僧尼共一千二百升二人。右街功德使奏:準敕條流僧尼,除年已衰老及戒行精確外,愛惜資財自願還俗僧尼共二千二百五十九人。
圓仁在長安求法的五年中，除了參於一些重要的佛事活動，大部分時間用來向大興善寺、青龍寺、大慈恩寺等寺廟的唐朝或印度高僧學習佛法和請教經文，並在高僧的指導下學習梵文。在此期間，他還抄寫最新翻譯出來的佛經，收集各種教法經論章疏五百多部，向密宗高僧學習繪製密宗金胎兩部曼陀羅畫像，並收集其他諸尊曼陀羅、高僧畫像、舍利、道具等，會昌滅佛的厄運之中也是一個因緣契機在催促圓仁早日回國弘法，他對佛教的傳道貢獻當然在其回到故國之後。
<後記>
筆者完成圓仁法師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考注一文後，深感從事曆史求證之路途艱辛。在許多領域裏，需要有“笨”人去從事枯燥繁瑣的整理和統計方能得到驚天動地之結論，而在此道路上絕無捷徑可繞，這就是許多先人平凡之偉大讓後人尊敬倍至。其次作為曆史研究絕沒有“以史為鑒”之所謂金句。曆史事件發生和應由都是在當時時空所產生，而今時空是無法取而代之或作旁證。曆史隻能是告訴後人在這塊土地上發生了什麽事件，出現過怎樣的人物。曆史學家的工作就是保存接近真實之過去。通過《入唐記》，筆者覺得要將漢史盡量回歸真相，隻有在漢學範圍內研究漢學曆史是狹義而達不到客觀層麵，必須重視周圍疆域的史書作以旁證，這也是新意義上的王國維“二重證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