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先選王安石一首詩《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的魂魄已無法招，可是每讀到經典卻能再現聖人的風骨。可見孟子在介甫心中的地位，他是在官場滾打的老手但“明月何時照我還”之情懷不輸任何詩人。後人對王安石不陌生，官方教科書上把他寫作“十一世紀中國改革家”，或許在其之前也就是商鞅了。王安石的改革意義何在？至今大陸學界沒有統一的看法，有人把他貶得很低也有人捧得過高，筆者認為在政治上應該如何評論姑且擱置，而王安石是中國統治學說的一位重要改革者卻被後人忽視了，王安石始終懂得教育和政治的關係，他最先向“太學”動刀，他認為“國家教育部門”已腐敗不堪，太學隻能培養出一幫無用的“學究”，所謂“學究”就是除了書本以外一無所知。所以王安石主張教育改革，即培養“學究”的學府變成培養秀才學府，這裏的秀才不是明清時期等級稍低的知識分子，而是具有實際治理能力的官僚對象。
為了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他的教育改革措施是：第一改革教育體製，將太學分成高中低三個等次，最高等次是“上舍”，相當於今天的博士生，朝廷需要的話可立即為官，他認為這樣的措施會改變文官的素質。第二他改革教科書體係，他和他的助手呂惠卿和兒子王雱三人重新注釋了幾部經典，《詩經》《尚書》和王安石特別推崇的《周禮》。王安石的改革首先希望解決朝廷的財政問題即“富國”，然後“強兵”，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夠抵禦北方的遼朝和契丹人，當然還有正在崛起的西夏，這些北方勢力是直接威脅宋朝的現實問題。王安石最重視《周禮》的主要原因是他認為《周禮》有解決經濟問題也就是有“理財”的辦法，這是王安石重編教科書都起名“新義”，“新義”顯然是針對於《五經正義》，所以《詩經》的“新義”由他的兒子王雱編著，《尚書》的“新義”由助手呂惠卿編著，他自己編著《周禮》“新義”叫做《周官新義》，這三部《新義》在王安石當宰相時要求宋神宗把它頒發到太學裏作為教科書，既然太學教科書改了，以下各個私塾都依次改變，這就是著名的《三經新義》。
第三，王安石改變了誰是傳道者形象，他讓韓愈的主張變成了現實。在曆史上顏回是以聽話出名，《莊子 外篇 田子方》裏形容顏回對孔子的態度一怔見血：“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這裏“趨”就是小跑。顏回經常緊跟孔子，還學孔子大搖大擺走路的樣子，有次孔子忽然遇到前麵有一個誰必須趕上行禮，，顏回也莫名其妙跟著跑起來，可是“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也瞠目其後矣。”在王安石眼裏，“尊顏”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後人以顏回為榜樣，做官後對朝廷唯命是從。王安石推崇孟子有自己的思想，《孟子》說：如果說是有一個道，傳承下來周期大約是五百年，周公傳給孔子正好五百年，也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從當時形勢看，孔子到孟子應該要出現一個大人物來幫助新的君主來治國平天下，孟子認為：如果上天不想改變那就也罷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就從這一點曆代君王都不喜歡孟子，認為孟子的言行就是想當君王的老師。而王安石為年輕學子們樹立了孟子為榜樣，要他們做人做事有所擔當。在他擔任宰相時期將孟子牌位供進了太學，要求學子們日常對孟子行禮。筆者認為王安石終結了中世紀的“周孔之道”，也終結了唐朝的“孔顏之道”，真正開啟了“尊孟”。儒學的“孔孟之道”發於韓愈，成於王安石，而這一基本的道統演變，當今許多所謂的學者還含糊不清，口若懸河般大談所謂的“國學”，實歪曲曆史誤人子弟。
“尊孟”在王安石時代並不是高度一致的，反對者大有人在，其中有一位重量級人物是《資治通鑒》編撰者，王安石的“死對頭”司馬光，筆者對司馬光的個人品格很尊重，他為人正派，生活嚴肅為官廉潔，學問非常好，《資治通鑒》就是不朽之作。司馬光寫有一本《疑孟》是為王安石“尊孟”主張量身定製的，《疑孟》現存十來篇，每篇幾百字不等，司馬光陸續寫了三四年，語言雖然有著士大夫慣有的委婉，但也不乏“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這樣的話，直言孟子主張為了混口飯吃而做官出仕，認定孟子性善論說錯了，還質疑孟子有些話不但不能勸諫君王，反而會被拿來作為篡逆的理論根據。以司馬光的文風習慣，這已經是在吊打孟子。司馬光對孟子的態度，不止於此書，他的散文名篇《獨樂園記》，一開始就跟孟子劃清了界限：
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眾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所及也。
身居高位的司馬光在旁人眼中，自然也算王公大人，但他將花園取名獨樂園，僅僅隻在孟子那裏借了個名字，實際上表達的，是和孟子截然不同的快樂觀。司馬光就是這樣開心也不合孟子開心到一塊去。北宋還有一位李覯也是“批孟”急先鋒，民間傳有一個不可考證的故事：宋仁宗年間選拔人才，題目出自《孟子》，自認學問很好的李覯不會做，他氣憤之極道：“我平生無書不讀，就是不喜歡孟子，這道題肯定出自《孟子》。”李覯屢試不中，範仲淹幫忙推薦才當上國子監老師，範仲淹在推薦信裏稱讚李覯有孟軻、揚雄之風，李覯看在俸祿之麵隻能閉上嘴乖乖上任。而當司馬光著手廢除王安石新法時，《孟子》早已被編入科舉教科書深入人心，《疑孟》在“尊孟”的洪流之下黯然失色，支持也好反對也好，和古人動氣最後自己都成了古人，王羲之說得好：“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
但是司馬光《疑孟》也不是為了捍衛“漢唐經學”，司馬光對儒學有自己的觀點，他是北宋最早提倡《大學》成為經典的先驅之一，《大學》原來是《禮記》裏的一篇，從來沒人重視過將它單獨提出來，而《中庸》在梁武帝時代已經被重視，曆史人物看似矛盾，其實是後人了解不夠。司馬光在“經學”上可以反對王安石的“道”學，反對眾人盲目追隨王安石“尊孟”，可是他在懷疑的基礎上也不是像被描述的那樣保守死舊，他推重《大學》可見他“慧眼”不低。
王安石在朝主持變法時，朝廷就分有新黨和舊黨，其中有些人想跟著王安石吃改革飯，上文提到的呂惠卿便是，還有一批年輕學子和仕官擁護王安石改革也為的是做官，有個福建人叫鄧綰，一直在王安石前後迎合，當他聽到被罵成“投機分子”時他留下一句官場名言：“笑罵由爾，好官我自為之。”把權力看成高於一切，損害名譽也在所不惜者今亦有人在。像鄧綰，呂惠卿一流屬於新黨內“假改革者”。在舊黨陣營裏，除了一批“死舊”派，司馬光屬於善於取舍的反對派，這支隊伍中還有兩個洛陽出生的程顥和程頤倆兄弟，曆史上叫做“二程”，程顥對王安石持批評的態度但還算溫和，程頤態度可就極端，程顥早亡，程頤開創了一個學派，他主張的“道統”是似乎繼承了韓愈的思想，程頤做過宋哲宗的老師，後以帝王之師自居，被宋哲宗惹火後將他流放到四川，這使得他們在學術和政治有了矛盾，在政治上“二程”是王安石的反對派，在思想學術上和王安石 基本一致，於是乎王安石後來變法失敗導致政治上受挫，可是他在經學方麵的改革，雖然《三經新義》後來也被廢掉，但孟子取代顏回被學子“膜拜”已大勢所趨。
到北宋的晚期，一直就在爭論王安石的新法該不該廢？王安石的新學該不該廢？當時吵得非常厲害，直到北宋“送終”的那幾個人比如宋徽宗和蔡京等要說他們所謂的政治傾向還都屬於王安石的新黨，這是過去研究經學史或者研究哲學史，思想史的學者注意得很少。蔡京不但是倍受王安石信賴的新黨派，和王安石還有親戚關係，他的胞弟蔡卞是王的女婿，蔡京當政後還追封王安石為“舒王”。
北宋滅亡以後逃亡南方的那批官僚集團，擁立一個王子也就是宋徽宗第九子做了皇帝，此人就是宋高宗，在宋高宗統治的三十年間前期非常動蕩，金朝殺燒掠奪不停，宋高宗到處逃竄狼狽至極，幾年後他的勢力集團在江南地區穩住了腳跟，朝野圍著“靖康之恥”開始爭論不休，其中當年王安石的新政和新學這老題目又被重提。曆史對宋高宗評價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他重用了秦檜這樣的人物，可是宋高宗本人也有難言之意，眾所周知當時朝廷裏對金朝態度有主戰主和兩派，宋高宗若公開主和，那麽“靖康之恥”父皇兄皇的仇不報而安居享樂要被後人痛罵。若全力主戰，如果嶽飛抗金成功朝迎“二聖”，那宋高宗這個皇帝位置讓給誰呢？他躲在秦檜後邊暗地主和是不得已，後來的形勢是嶽飛部隊直搗黃龍府，他的下場是被莫須有罪名而處死顯然是高宗的本意，秦檜隻是背了鍋。
< 待 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