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名的簡稱或者說是一個政權統治區域的標記始於一九一二年元月中華民國的成立。我們常說中國曆史悠久，華夏文明可追溯五千年，而“中國”作為一組漢字出現在文獻裏也大致有兩千餘年，那麽曆史上的“中國”其真實含義是什麽，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裏大清帝國統治的二百六十八年裏說發生的事件有著客觀的作用。
自古“中國”作為一個地域稱呼出現在中原一小部分區域，古代華夏族群居於此，注意它不是漢族。因為周邊部落過於落後，東周末年，諸侯稱霸，孔子著春秋大義，提出“尊王攘夷”，確立中央華夏文化，而排擠周圍落後族群，稱之為“夷狄”，“華夷”是區隔文明和野蠻的觀念，這就是曆史用語中“夷夏之辨”的開始，筆者認為即使到當今，這個觀念在中國人的潛意識還有殘餘。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今天的漢族占絕大多數，我們說起中華文化很容易將它等同於漢族文化，其實曆史上漢族的真正確立在西晉晚期的“五胡亂華”，“華夏”和周邊“蠻夷”的勢力不是一直不變而是始終此消彼長，即便是秦這樣的強權統治也要去修個土長城來防止外來侵犯。今天看秦統一六國會被視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統，但它的疆域才三百四十萬平方公裏，約今天中國版圖的三分之一，而秦也不是“純種”的華夏，在六國眼裏，秦是蠻夷，《史記·秦本紀》說的很清楚了：“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嚴格地說，我們後人所自豪的“秦兵馬俑”也不是絕對的漢文化。楚國自稱南蠻，《楚辭》怎麽看？《詩經》代表北方中原文化，而其中幾乎近一半是出自長江中下流。今天發現的三星堆遺跡位於四川區域，時間直逼中華文化源頭，而在空間上和中原是有距離的。
秦漢後，突厥族入侵中原，建立北朝自稱中國，而由中原被趕到南方的族群建立了南朝也自認是中國，這是曆史上第一次實現“一國兩製”。在隋唐意識形態大論戰的“三教論爭”環境下，韓愈給出了他的思想，他在《原道》裏闡明：
“孔子之作 《春秋 》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韓愈站在華夏血統立場上重新搬出孔子語錄和《詩經》，諸侯用夷禮則視為 蠻夷，諸侯用中國禮就視作中國，人的教養和文明勝過所謂的血統。筆者認為從韓愈開始，“中國”這一概念有以前的地域觀變成了文化觀。而這個文化觀直接影響宋明理學。清雍正帝為視滿清為華夏正統，在《大義覺迷錄》裏有意篡改韓愈原話，可見直到近代一位帝王對於“夷夏之辨”的心態。
長期以來，有這樣一種曆史敘述在我們的思維觀念裏：中國的近代史開啟之際，滿清帝國愚昧顢頇，執迷於“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國”自居，在西方先進的製度和思想文化麵前仍然自以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潰”。這種因過度文化自信導致的“華夏中心主義”大大地阻礙了中國向先進的西方學習，造成了落後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某種意義上便是拋棄原有的以“天下”“夷夏之辨”為核心的傳統天下觀而融入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現代世界體係。然而，這種曆史敘述略有過於武斷之嫌，它沒有看到“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一度也為中國向西方學習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資源。在曆史上，中國長期以來在東亞處於文化、政治、經濟領先的地位。中國文化即使先進文化，中國即屬於華夏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結論。然而，當清王朝麵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而喪權辱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時，中國是否仍是文化最為先進的國家，就成了一個不得不麵對的問題。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將大清即是華夏作為無須懷疑的前提，那麽大清便還是文化先進之國，無需向西方“蠻夷”學習。即便要學習，最多也是製造業而不是製度和文化，即“師夷長技以製夷”“中體西用”。在華基督宗教方麵，早在晚明時，各教派、修會在利瑪竇死後對於教義、應否遵行“利瑪竇規矩”等問題已經有所爭論，但到清初，爭拗更為激烈，驚動羅馬教廷發布通諭。禁止華民習俗之令來到江寧（今南京市）時，當時康熙帝大為不悅。康熙帝就下令將所有不遵行“利瑪竇規矩”者逐出帝國。東西方經過一番通使交涉之後，羅馬依然重申禁令。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就下旨禁止基督教士在華傳教，又認為“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到雍正年間，教宗本篤十四世在1742年頒布《自從上主聖意》，不但重申禁令，又不許在華教士討論“禮儀”問題。雍正帝就下旨曰：“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太平天國事件之後，清朝耗盡所有國力，中西方勢力呈排山倒海之勢，才有一批有識之士注意到西方列強不僅有極為發達的物質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在深入了解西方社會之後，便感慨道：“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在他看來，中國已經淪為“夷狄”，而西方列強因為文化昌盛，儼然已有“華夏”氣象，甚至直追三代盛世了。王韜亦批駁了中國自為華夏的觀念：“自世有內華外夷之說，人遂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他指出華夏和夷狄的區分標準是文化而非地域或種族，並再三強調了夷夏身份的可逆轉性，“然則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係於禮之有無也明矣。苟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苟無禮也，華則變為夷，豈可沾沾自喜，厚己以薄人哉”。維新派的代表譚嗣同、梁啟超則將民主、共和製度視為辨認夷夏的重要標準：“惟視教化文明之進退如何耳。……是以西人最講究倫常，且更精而更實。即如民主、君民共主，豈非倫常中之大公者乎？”（譚嗣同語）在他們看來，在與西方世界的較量中，中國早已落後而成為夷狄了，“乃以如此之國勢，如此之政體，如此之人心風俗，猶囂囂然自居中國而夷狄人，無怪乎西人以我為三等野番之國”（梁啟超語）。
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到“夷夏之辨”的雙重含義，除了狹義上的中外之別以外，還有注重文化先進與落後之別之義。事實上，這一含義本身便是儒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孔子曾說道：“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這便是主張重視文明禮樂而反對用先天的血統去評判人。
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期間說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口號，在大一統的中國理念上看，客觀是不正確的，還不如晚清一批文人的思想，至於孫在那段時間做了什麽，起了什麽作用，筆者將在以後部分論述。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在國難危機當頭，蔣介石作為中國抗戰領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廬山抗戰聲明》中發表的言辭，筆者認為是近代史第一次將當時各軍閥勢力，各黨派和各民族包容在一個大統的中國範疇裏進行抗戰動員。它有別於早期中華民國的建國理念，也是今天中國政權統治的最初雛形。由於當時的“夷夏之辨”觀念一直隱藏在每個中國人心裏，或者嚴格地說隱藏在執政者的心裏，我們再重審“外蒙獨立”和被斯大林所掠奪去的百萬平方公裏的國土，今天看來似“重如泰山”。“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丟”隻是冠冕堂皇而已。筆者將再第三部分闡述中國國土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