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暄捫虱度清晝”，這是宋人黃公度的詩。暄者，太陽照下來暖洋洋也。唐人李頎有詩，題《野老曝背》，便是“負暄”的意思，“有時捫虱獨搔首，目送歸鴻籬下眠”。晴朗的冬日，溫暖的陽光懶散地灑下來，沒有風，或者有一點風也不要緊，反正是坐在背風的牆角落裏，黃公度也好李欣也好，就解開衣襟，慢騰騰地伸進手去，從腋下到褲腰間緩緩地摸索。這是一種再尋常不過的情形，在俗人糙漢，就叫“抓虱子”，在黃公度他們這些讀過一些書的人，就叫“捫虱”，透著些灑脫，透著些閑適，也透著些雅致。就著這樣的詩情畫意，一天很快地便混過去了。
虱子這東西說也古怪，當你憤怒，當你激動，當你為家為國殫精竭慮的時候，它就密密地隱蔽在衣褲的折縫裏，倒也不來打攪。一旦你閑下來，身心慵懶思緒渾沌了，你覺得暖和你“負暄”了，它們也欣喜著活潑著出來，讓鄙夫有以抓雅士有以捫，憑空就為人的生活添了些詩意。
我之不與虱子們親近也有數十年了，非但不想，而且不能，因為虱子的曆史在現代文明的中國南方已經不容易昌盛起來。但是當我回到我的膠東老家，虱子就像少男少女們的愛情一樣成了一個嚴酷的事實，不容你看不見。所以每次探家歸來，我的母親必要把我裏外衣服都用開水燙過，而我的父親則把我領到理發店，剃一個徹底的光頭。理發師望著在雪白罩布上倉惶而走的虱子們，臉上的神情便會顯得高深，或許是畏懼，又或許是喚起了久遠以前的關於虱子的快活記憶，盡管我堅信理發師隻會抓虱子，從不“捫虱”的。
虱子和人類“有親無類”，從來不狗眼看人低。老Q有虱子，王胡有虱子，“皇帝身上還有三個禦虱”。宋徽宗就說過，“朕身上生蟲，形如琵琶”。不過，人類對虱子的態度，卻因為是雅士或者鄙夫而有些差別。王荊公說“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 ”，周恩來道“捫虱傾談驚四座，持螯下酒話當年”，都拿虱子做了生活的風趣。毛澤東接受斯諾的采訪，便是“捫虱而談”，隻是不知道有沒有負暄，反正不似王胡老Q一般，當作一件天大的事，還要放在嘴裏使勁一咬，“劈”的一聲。
將虱子放在嘴裏咬斃，我是沒有親眼看見過。都說猴子們相互抓了虱子還要放進嘴裏，也是以己之心度猴之腹，早為猴類所不齒了。可是將虱子“齧斃”的事屢見於史書裏，也可謂所言不虛，隻不過是我們人類自己的事情。
寫過《洛神賦》的魏國陳思王曹植曹子建說過：“得虱者，莫不劘之齒牙，為害身也。”可見魏晉時候把虱子放在嘴裏咬死已成風氣。不過因為“為害身也”，就帶了一些怒氣一些仇恨，所以還算不得“魏晉風度”。曹子建也不是最早把虱子“齧斃”的，再早兩百年，《漢書》載，王莽帳下校尉韓威說“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虱” ，雖然談論的是國家大事，也見得虱子是曾經放在口中的，奇怪的是還多了個跳蚤，不知道漢人是如何辦得到。把虱子放進嘴裏咬，還不是起於漢代，又再早兩百年，秦王的應侯範雎就曾對秦王說：“得宛，臨流夏陽，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虱 ”，說的還是國家大事，還是一樣的把虱子放進口中，還是一樣的舉重若輕。如果有耐心再往前翻，我想一定還可以找到更早的證據。
本來我應該把虱子們已經忘卻了，現在卻又忽然想起來。不過這也怨不得黃公度，就是沒有他的負暄捫虱，我也一樣要想起來。多倫多這裏的小學校，經常在冬天向家長們發出布告，大意便是近日學生中虱子流行，希各照知，防患未然雲雲。起初我也十分詫異，因為如今的文明程度和加拿大涮洗的方便。後來讀了周作人先生專門說虱子的文章，恍然明白，原來虱子文化在西方也曾經繁榮昌盛，而今餘緒不絕就理所當然，並非吾人可以專擅的。周先生引用了西方名家的論述，我轉引在這裏：
偶讀羅素所著《結婚與道德》，第五章講中古時代思想的地方，有這一節話： “那時教會攻擊洗浴的習慣，以為凡使肉體清潔可愛好者皆有發生罪惡之傾向。肮髒不潔是被讚美，於是聖賢的氣味變成更為強烈了。聖保拉說，身體與衣服的潔淨，就是靈魂的不淨。虱子被稱為神的明珠，爬滿這些東西是一個聖人的必不可少的記號。”
洛威（R · H · Lowie）博士是舊金山大學的人類學教授，近著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書《我們是文明麽》……說道：“宮裏的女官坐車時隻可跪在台板上，把頭伸在窗外，她們跳著舞，總怕頭碰了掛燈。重重撲粉厚厚襯墊的三角塔終於滿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歐的時風並不就廢止這種時裝。結果發明了一種象牙鉤釵，拿來搔癢，算是很漂亮的。” 第二十一章講衛生與醫藥，又說到“十八世紀的太太們頭上成群的養虱子。”
虱子竟是“聖人的必不可少的記號”！這便如醍醐灌頂般讓我發現，難怪我們讀了那麽多書卻還做不成聖人，原來竟都是錯在我們現在脅下腰間不再有虱子這件事情上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