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話是司馬溫公說的，橫豎都覺著有道理。不過，例外總是有的。我和蘇煒在一起，就從來沒有喝過酒。
蘇煒是一個才華橫溢而又溫潤謙恭的男人，他永遠生活在理想之中或者說為理想而活著，他讓人不可企及的品格就是他從來不以哪怕一絲的惡意揣度他周圍的任何人。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把他的精力的大部分，投入到了中國七十年代末開始的那場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之中。
曆史犯了一個錯誤，讓蘇煒比我早半年進了大學，或者說讓我晚來了半年。當我還在努力適應著大學這個新環境的時候，蘇煒他們已經開始按照他們的理想行動了。這一輪的思想啟蒙運動最早發起於各地的高等院校，最猛烈的衝擊就是像雨後小蘑菇一樣遍地出現的自辦校園刊物，有十三家校刊成為這一股潮流中的先鋒，康樂園裏的《紅豆》即是其中之一。《紅豆》的創辦人和主編是蘇煒，因此，《紅豆》就有了蘇煒的性情，蘇煒的風格，對曆史和現實的冷峻思索和深刻批判，始終籠罩著濃重的感情氣氛，不像《我們》那一類的硝煙彌漫。雖然有不少人對這一點不甚滿意，但是《紅豆》上實實在在地產生過許多好文章，直到現在，我還能清楚回味陳海鷹的《黑海潮》和吳少秋的《冬天，一個小孩掉進河裏》所給我帶來的心靈衝擊。
蘇煒是同學裏比較早開始寫小說的，常拿了手稿來讓我看，可是以我當時的人生閱曆，我也提不出什麽真正有價值的意見。忽然有一天，蘇煒說要北上采風，杭州也是一站。我便把家裏的電話號碼給了他，叫他到杭州後住在我家。一個月以後，蘇煒回來了，找到我鬼鬼祟祟地說，在你家發現一個細節，將來一定要用到小說裏。原來是因為他到我家那天，一進門，便聽見我在裏屋說話，由是大吃一驚。探頭進去，結果是我父親正在放我春節時在家的錄音。我知道，這一類的細節是最容易感動蘇煒的。我母親到現在還會忽然想起來，說，蘇煒這個小孩，是真好。他這次采風的收獲，就是寫出了短篇小說《酒娘》，發表以後得了個獎，成了係裏的一個小小的驕傲。
大學畢業以後不久，蘇煒即去美國讀書，我則回到西子湖畔繼續我逍遙的日子。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忽然動了心，北上遊學，住在北京東郊的酒仙橋。用了整整一個星期，我終於醒悟，畢業分配時我拒絕上京，還有一重更深刻的意義：天天的煮大白菜吃饅頭，使得人除事業心以外，完全沒有了生活的樂趣。不過有一個消息還是讓我很高興，蘇煒回來了，而且在北京。
蘇煒在電話那頭急急地攛掇我進城，因為他用他的海龜身份在北太平莊得了套房子。我記下地址，當即出發。找到門牌，卻無人應門。我在門口團團轉了一小時四十分鍾，正盤算什麽時候開始光火最為經濟，見蘇煒背著個大書包匆匆地回來了。這次曆史性重逢的談話從我大聲地抱怨開始，中間蘇煒不失時機地解釋說出去為我找一種正宗的美國酸黃瓜耽擱了，最後帶著他永遠的天真的微笑說，電話裏告訴你了，鑰匙就在門口的氈墊底下。
雖然不吃水煮大白菜了，酸黃瓜還是不好吃。不過這一晚我的心思全在了蘇煒從國外帶回來的照片和唱片上。蘇煒的照相機好，照片的構思也好，所有照片是都放大成24寸彩色的，所有的天空都“藍得非常希臘”。唱片都是古典音樂的，其中許多還是膠木唱片。我翻看這些東西的時候，蘇煒便在一邊喋喋不休地解釋每一件東西的來曆。即便這樣，他還是用他的大爐子和小爐子，很快地為我積起一浴缸的熱水，讓我在這個初春能洗上一個北京的熱水澡。
蘇煒在北京過的是單身生活，自然是幹鍋冷灶。第二天起床後，我們就要為中午飯動腦筋。忽然蘇煒靈機一動，說，中午我們到再複家吃飯去。
劉再複先生是我於當時中國文化人中最為欽敬的一位，集寬、仁、淳、厚、中、正、平、和於一身。但就此便要去他家裏吃中午飯，我覺得還是下不了手。蘇煒說，沒關係。既然蘇煒領頭，我隻管跟著。再複麵對我們公然的吃飯要求大為高興，他母親燒得一手好福建菜，正合我的南方口味。這頓飯是我此次北京生活中最難忘的一頓飯了，更何況談話也令人非常地愉快，再複先生還送了我一本他剛出的新書。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沒有理由等著吃晚飯的，隻好告別出來。
吃飽喝足以後的心情是輕鬆的，蘇煒說，那我們去李陀那裏坐坐吧。我反正客隨主便，無可無不可。到李陀的辦公室坐下，李陀問了些南方文壇的情況，不失時機的談些看法作些指點，我便有些不耐，看看蘇煒的臉上也有點尷尬，個把小時就出來了。出得大門，我問蘇煒，李陀算是巴黎青年嗎？蘇煒終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說，他是真的拿你當外省青年了。
回到南方以後，和蘇煒天隔地遠，便少了見麵的機會。接著世道開始有些不大太平，聽說蘇煒也有些激動。再過些時，蘇煒住到天安門廣場上去了。最後的消息是蘇煒又去美國了，並從此絕了音訊。
九十年代了，一次我又訪京，和陳平原錢理群閑坐。我正糾纏老錢讓他說清楚《三毛流浪記》裏那些灰貌汙嘴的小孩裏哪一個是他，平原忽然說，聽說蘇煒現在的生活就是“汽車、女人、狗”。誰知道這離我再見蘇煒已經不遠了。
我因為公幹，去了加州伯克利。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王念祖二位先生盛情邀我一敘。我反正不忙，事畢之後就買道東進。這一敘因為和阮銘話不投機，敘得有些乏味，但意想不到的收獲是認識了唐德剛先生。我過去讀唐先生著作極是獲益匪淺，如今有機會當麵聆聽教誨，大是喜出望外，紐約一行可算不虛了。第二天，文貫中、孟玄二位兄長領我四下快活。我一麵吃著頂門杠一般的油條，一麵向孟玄打聽蘇煒的下落。孟玄說，哈，蘇煒前天還在紐約，剛回普林斯頓。並即刻找出蘇煒的電話給我。撥通蘇煒的電話，電話裏的快樂是全不掩飾的。我決定天亮就揮師普林斯頓。蘇煒還給了我蘇曉康的電話，說他也在紐約，可以去看看。
下了火車，蘇煒開一輛紅色的兩門車來接我。看他從車裏出來，我便指著他的鼻子，大聲說，汽車！女人！狗！蘇煒笑著說，女人在家等著呢。然後回頭，對著車裏喊道：Patton! 汽車的後坐上，巴頓抬起它大而且帶一雙憂鬱眼睛的狗頭。
到了家，開門的女人不是牛芸。牛芸曾是康樂名姝，我不可能認不準的。這時蘇煒介紹說，這是孟君。其實，是不是牛芸有什麽關係？孟君很端莊，也很大方，她就是“女人”，這就夠了。
蘇煒的家很簡單，一套臥具，幾件吃飯桌椅，屋裏就顯得小而寬敞。我似乎忽然有些明白了為什麽說是“汽車、女人、狗”，國內的朋友們錯會了意了。不過我總能在蘇煒的家裏見到些新鮮東西，上次在北京，是照片、酸黃瓜和鋪上厚厚的地毯的小廁所，這一次是一對薄得不及兩寸的網狀大音箱，效果非常迷人。他們坐在他們的“牛屎” （Bean Bag Chair) 裏，我坐在餐椅上俯瞰著他們。我們說些話，都是關於同學和別的一些人和事，然後就是蘇煒滔滔不絕的在美國大街小巷裏淘舊唱片的有趣故事。後來我問蘇煒，林培瑞在嗎？蘇煒說，他最近出去了，陳一諮在家，去看看？我見天色向晚，第二天還得趕飛機，便罷了。
不知何時，蘇煒離開普林斯頓，聽說如今在耶魯教書。這些年，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寫作上。那些隨筆散文，一如過去的溫情脈脈。他還做了一陣子的張愛鈴研究。後來忽然寫出一個中篇小說，叫《米調》，竟是雄渾沉鬱，和過去的風格大大的不同了。不過，隨便他的寫作風格如何變化，他永遠都生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世界中。我就是這樣認為。
我和蘇煒總是要再見麵的。有時侯我翻起地圖，看著從京士頓過橋到紐黑文的路徑，再拿手量一下，就覺得實在不算遠。所以倒也不著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