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事，早先不常有。三皇五帝到戰國，好像沒有過。聖王當朝，無非君主垂拱百姓無聊，大大咧咧地過日子。紂王奢侈，不過朝歌一地，算不上盛世，而且一下子便亡了。
所以，第一個盛世，要算始皇帝的時候了。從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到始皇帝大放光芒，耗了百十年的時間。說起商鞅這個人，也是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家夥。第一次見孝公說帝德，孝公不愛聽，還要睡著了，第二次他就說王道。孝公又睡著了，第三次他就改說霸業，一種原始的軍國主義思想，終於“君大悅之”。
商鞅那一套，主要還是嚴刑厲法。破井田設郡縣，拿走地主的土地和稅租，通過地方政府輸送到中央，加強中央財政，目的是擴軍備戰。編製戶口，戶有兩丁便強製分戶，同樣是增加稅源兵源的措施，目的還是擴軍備戰。所以，秦積一百年的努力，不過財富聚散變化的把戲，國雖強而民未必富。政府有錢膽子就大，外戰而內奢，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韙了。可是秦帝國枚平六國以後竟二世而亡。後人說是由於“民力的過度使用”，豈知民早就沒有什麽力了，還能怎麽使用呢。
接踵而來的盛世，在漢武大帝的時候，這是第一個真正的盛世。同樣，這個盛世也經曆了百十年的積累。秦末大亂，蒼生塗炭，漢初文、景二帝內奉節儉外修民生，給農民和工商業者以充分的休養生息。戰國時孟子“仁政”的稅賦理想是“十稅其一”，而景帝時的稅政是十五分之一，有時減半征收為三十分之一，實際執行甚至曾經到過四十分之一。如此才有了漢武帝時的全麵強盛，武帝的氣魄也由此大長，一是擊匈奴，一是封泰山，都是花錢的大手筆，最終拖垮了漢帝國的國家財政，武帝也不得不逐步加賦，漸以奪財傷民。隻是民力未竭，劉漢統治得以繼續，不過衰象已成，而社會矛盾則愈演愈烈。直到王莽個書呆子異想天開，借受禪上台大搞國有經濟，行“六筦”“五均”之法，將土地全麵收為國有，實行鹽鐵酒布匹冶煉金融等等的國家經營。這算是中國最早的“社會主義”嚐試，可是惹惱了上下所有的人，前漢也就此完結了。
下來的盛世，當數“開天”，則又是一百年的積累。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的盛唐氣象，若無太宗以來近一百年的養民是不可能的。李世民平定天下，改良北魏“均田製”而實行的“租傭調製”，既使耕者有其田，更將田租降至四十分之一，勞役僅合漢時的三分之二。到開元年間國力強盛，支持了唐玄宗一方麵對突厥、吐蕃和契丹的大舉用兵，一方麵助長了舉國上下的奢靡風氣，至天寶年間已有入不敷出之虞。盛唐氣象的衰敗，《新唐書》對玄宗有這樣一段總結：“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至於安史亂後，唐王朝沒有迅速崩潰，和太宗以來藏富於民的政策甚有關係。即便中唐時期，雖然中央政府衰落，各地方政府依舊府庫充盈，使得各地有能力自力維持行政和治安。當然也遺下另一禍端，此處不表。
其實，在李唐王朝之前，還曾出現過一個小小的盛世——隋。北朝兼並過程中的破壞性相對較小，南朝又是自古繁華，所以，楊堅統一天下以後，民生迅速得以恢複。而楊堅生性吝嗇，以致政府唯有節儉，甚至有國庫銀子堆放不下卻不舍得救濟災民的笑話。煬帝楊廣繼政以後，窮奢極欲同時刻薄百姓，終於在執意三征高麗而不勝的情況下，軍官們一起哄，就把個花團錦簇的天下一下子給弄丟了。
最後一個盛世，當是兩百多年以前的“乾嘉盛世”，而乾嘉盛世依然也有一個近百年的積累過程。順治進京，孝莊撫孤到康熙親政，清王朝一直在努力平定內憂外患。康熙時期雖然沒有特別的養民政策，但天下大致太平。據清廷自己的統計，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存銀八百萬兩。經過雍正幾年的刻薄經營，國庫存銀迅速增加到六千多萬兩，即便準噶爾用兵耗去大半，到乾隆接手時還有兩千四百萬兩。可以說雍正十幾年的克己勤政，為乾隆朝走向昌盛打下了基礎。盛世圖景出現在乾隆中葉，雖經開辟新疆、大小金川等戰役及六下江南等的糜費及四次“普免天下錢糧”，乾隆五十一年，國庫存銀仍有七千多萬兩。但是這個時期和盛唐不同。自康熙以來的百姓稅賦並不寬鬆，加之朝廷嚴令地方所有財政收入上繳中央，造成財富相對集中。雍正推行“火耗歸公”，斷了地方政府小金庫的來源，隻給地方留下官員奉銀和必要的基建費用。所以，乾嘉盛世的火爆依舊和財富集中方式有關，依舊是國雖強而民未必富。你看嘉慶皇帝就在一片反腐敗的熱鬧聲中走向衰落。
大致看起來，一個“盛世”的出現，總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積累時期，這是一個政通人和的時期，一個社會“幸福指數”比較高的時期，譬如“文景之治”，譬如“貞觀之治”，又譬如“康熙之治”。此後如何集中存放財富決定了“盛世”將以何種麵目出現。但當“盛世”真的繁花似錦地擺在人們麵前的時候，它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統治者甚至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這種改變就注定了“盛世”的完結。所以，“盛世”未必就是一個好東西，因為它應了冷子興的那句話：“內瓤卻也盡上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