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過去說法，文章千古事，也算是大道了。心思湧動坐立不安，於是窮天地究鬼神，字字辛苦地寫了出來，結果卻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更有因此生出齟齬的。文場小子還就不必說，即便像子美老杜這樣的，文章已經“光焰萬丈長”了，也還有人不喜歡，歐陽永叔就不喜歡杜甫。誠所謂此事古難全也。
人家不喜歡你的文章，或者因為你見識不到，或者因為他和你心思相左，還或者與你趣味不投，再或者什麽也不為，就是不吃你那一套，這個是奈何不得人家的。其實我們自己也一樣。不同的情形在於，有的人不說什麽，棄而不顧，向別處去了；有的人站下來，咿哩哇啦說一通，還要跺跺腳，實在都是一樣的。總沒有拉住人家 不叫走，非得讓人說清楚的道理。如果真是因為自己見識不到，讓人給看穿了，那就隻好打落牙齒往肚裏咽，不像那種由於趣味不投而來的爭執，還可以說一句“青菜蘿 卜各有所愛”什麽的。
古人論文章功夫，講究義理、考據、辭章。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思想性、邏輯性和藝術性，思想觀點是第一要義。有皇上的時候，蒙生考秀才，一篇文章交上去，主考也要下評語，就像現在給考生打分，有優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之類。最好一等的，考個“文理平通”，意思就是觀點正確，說理清楚，句法章法中規中矩。次一等的 算個“文理尚通”，雖有瑕疵，並無大礙，假以時日，也能成才。再次一等就是“文理不通”，需要好好修理，好在願意學習，勉強給個及格。最糟糕的是“文理荒 謬”，見識鄙陋還要胡說八道自以為是，就隻好不及格，不準他當秀才。
不過話又說回來，見識的事情，除非是淺顯的常識，到與不到經常說不清楚，尤其是自由倡明的現在，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容易裁判。這個時候如果辭章功夫了得，讀者又沒有成見，就能占很大的便宜。即便一千幾百年前，駱賓王一篇《討武曌檄》，中間不乏顛倒是非無中生有的把戲，可是因為氣勢浩蕩詞鋒淩厲，竟連武則天自己都大為讚歎，還要怪宰相怎麽沒有網羅到這樣的人才。不要說武則天，孔老夫子看見這種文辭綁架思想的情形也無可奈何，也要害怕，要把它定為“人生之 罪有五”的其中一條大罪，“言偽而辨”，要行“君子之誅”。所以，辭章的力量不可低估，藝術的感染力是很能拉攏那些處於中間狀態，心裏還不是很有主意的人。
一個人辛辛苦苦地把文章寫出來，希望天下的人都喜歡，實在沒有什麽錯，也是天經地義的，畢竟是勞動的果實，如果能在辭章上下點功夫，就會有更好的效果。麻煩的是，這 個功夫怎麽下？又沒有一個原料配方。有的人就把文采的希望寄托在冷故僻典上，寫詩做文章如同破謎，讓讀者備受煎熬。再有的人則幹脆專找筆畫多的字來用，逼 得讀者自慚形穢抱頭鼠竄，弄得事情與願望大大地相違背，原本是討人喜歡結果成了與人為敵。另一些有著同情心的寫家就把藝術力量的傳播寄托在語言淺近趣 味通俗上頭，就像白居易的辦法，不能不說也有一點道理。白香山做詩力求淺近，若有詩成，就上外頭去拉個老太太來念給她聽，如果聽不懂就改，直到聽懂為止。 此即所謂“老媼能解”，也算是個敬重讀者的做法。可是眾口難調，白居易這樣做，老媼們是聽懂了，專業人士卻就不大高興，蘇東坡就說了一句“元輕白俗”， 把他從追求上層境界的詩人裏給劃拉了出去。 蘇學士的說法好像也不錯，藝術畢竟與遷就流俗是背道而馳的呀，借文取利的人，才尤其講究人場。
如此說來，故弄玄虛佶屈聱牙的文章固然令人生厭，可是通俗淺近又難寄寓奇情別意高致雅趣，而奇情別意高致雅趣又不見得人人能領略能喜歡，可是領略不了高 雅藝術的人一樣有著享受藝術的權利，而且他們還是大多數。這就是個大麻煩，是一些充滿熱情的文章寫家的尷尬，也是個許多年裏爭吵的由來。隻要讀者的情趣有 高雅俚俗之分還是一個事實，麵對著街上的老媼和“居有竹”的東坡，爭吵就還會繼續下去。當然，力求雅俗共賞是一個可能的選擇，努力使文章的情致趣味的更加 豐富和具有多取向性，讓雅者能見其雅俗者能見其俗。但是這樣也難免遷就，令一些有著強烈個性的寫家感到不痛快。
如此轉著圈地說下來，文章寫家們最後就隻能捏著指頭盤算清楚，降低一點期望，使出渾身解數，為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讀者去專心地舞蹈，用敬意和誠心去爭取更 多的人。至於別人的說長論短，能聽則聽不能聽的不妨放過一邊，不要為此壞了興致。隻是要明白，要想一文既出而盡得天下歡心，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很可惜， 如果反過來不慎而“文理荒謬”了，盡失天下人心，倒還是完全有可能的。敢不小心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