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話還是用文言寫作的爭論，在主觀意識上是新舊思想鬥爭的問題，而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客觀上還得益於現代書寫和印刷技術的成就以及社會文化教育的普及，否則，它也是不能戰勝文言文的。
不要相信，先秦的人們說話就像《尚書》或者《春秋》三傳裏那樣，那樣說話，恐怕也是不能被聽懂的。那個時候人的口頭語言，也就是“白話”，一定要比書上表現出來的豐富和生動得多。隻是囿於書寫條件，生動的白話便無法被記錄下來，無論是刻龜甲，刻木頭還是寫竹簡，都不能做到。否則，汗牛充棟就會是一個真實的寫照。於是，極大程度上脫離白話的書麵語言便不得不發展起來，其要點就是簡約。其實我現在使用鍵盤打字，由於速度，由於嫌麻煩等等原因，我所使用的語言仍不同於我日常的說話，我還是要求一些簡約的，盡管鍵盤打字比起寫竹簡，已經不知道方便了多少倍。
書麵語言，也就是文言，在簡陋的書寫條件下不得不力求簡約。但是，“螺螄殼裏做道場”，要想做好道場，就要在另一些地方下功夫。因此，文言雖然不及白話的生動和豐富，可是其表達的準確性和邏輯性，其修辭藝術，又常常是白話所不能代替的。所以，一方麵我們反對書麵語言的逆向複古，同時也應該看到，無論以後的書寫手段如何進步，書麵語言保持其特點，不完全混同於白話，也還是有意義的。
其實，在社會教育普及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公眾口頭白話向書麵語靠攏的情況也十分普遍，舊文言的元素融合進人們日常口語，使口語也變得更加文化。這些文言元素都體現著文言文的簡約、精確和修飾特征，譬如成語，便是文言的產物。
說起成語的日常運用，是一件有趣的事。由於教育和閱讀情況的變化，如今人們在白話中使用成語的時候，對成語的本意未必就有精準的認識，或者經常就是模糊的。我們來找一個常用而又淺顯的成語作討論。正襟危坐。
正襟是不易產生誤會的，但是許多人見到危就想到了危險，將危坐朝著小心翼翼、誠惶誠恐的方向去理解，以此來體會謹慎和敬意。雖然他們也為自己找到了解釋，但是這樣的解釋是建立於誤會之上的。危的本意是高聳峻拔，古人雲危樓，指的是高峻的樓。危而生險，危險就是派生的意義。所以，危坐原指向上挺拔而坐。怎樣才能向上挺拔而坐？危字古時同跪，由此，危坐便是跪坐，雙膝著地，屁股蛋子坐在自己的腳掌上。這樣就容易直腰挺胸抬頭，就是一種莊重肅穆的做法，體現著莊嚴和敬重。《管子》道“如見賓客，危坐鄉師”，就是這個意思。需要危坐的場合，是不能像佛家那樣趺坐（盤坐），不能像莊子那樣箕坐，更不能像北方農民那樣隨地蹲坐的。
如今在中華大地上已經看不見真正的危坐了，危坐或者隻能見於島國日本，倒是又證明了日本文化和華夏的淵源。中國人的危坐究竟持續到什麽時候，我也不能肯定，大約是到唐。這和坐具的變化相關。上古以來，人們在各類場合，習慣是坐席的，席地而坐，朝堂之上也不例外。到唐朝房玄齡作《晉書》說，謝安提到魏時韋仲將懸凳書榜，凳子或者已經出現，但是個矮小的東西，未能蹬上要緊的場合。宋代編的《新五代史》說到景延廣進貢椅榻，我們知道有了椅子，不必再坐在地上。所以，司馬光《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才有這樣的描寫：“常垂足危坐”，人可以兩腳垂地，挺拔地坐在椅子上了。
人們在倡導白話批判文言的時候，經常忘記白話中曆來充滿了文言元素，忘記了書麵語和口語之間曆來是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即便在白話中也有文俚之分。所以，並非口語的就是進步的。而對語言的逆向複古則沒有必要大驚小怪，因為這樣的情況幾乎是不能維持的。舊的材料可以在新的使用中獲得生命，而由於使用不當使曆史中積累起來的財富歸於喪失則更加不是應該鼓掌歡呼的。現在有許多精妙的成語也因為會使用的人日益稀少，漸漸退出人們的生活，隻能保留在典籍裏了。就像那天我用了“膏火自煎”一詞的時候，腦海裏還跳出了另一個詞：“臍脂自照”。
東漢末年，董卓惡貫滿盈，被斬後棄市，就是扔在大街上，供人羞辱泄憤。董卓肥胖，肚臍裏流出膏油，就被人插上火芯，點起燈來，於夜間也能照亮董卓的屍體。後人便說一個人作惡多端自取其禍是臍脂自照。若是脫開董卓的典故，後人還作了另一重的引申。譬如有這麽一個人，總以為自己十分了得，走到哪裏便令滿室生輝。可惜既非什麽神聖，自然沒有光圈罩著，紅豔豔的太陽也不肯灑下一些光輝讓他反射，好在肚裏還有一點肥油，自力更生還能照亮自己膝上項下的那一段，自己看了，還可以沾沾自喜一番。在一個浮躁的人世間，臍脂自照的人並不鮮見，雖然臍脂自照這個成語知道的人已經不多了。
說到最後，鮮紅的太陽總要升起來的，它會把溫暖和明亮灑向我們大家。我們各自操著自己的語言，隻要我們還有聽眾，我們就可以大聲地說下去。世上並沒有多少人，是真正頑固不化，冥頑不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