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拿中國曆史畫出了一幅美麗的圖畫,其心也善,可惜這樣的圖景在曆史本身並沒有出現過。中國政治的曆史,從來是血與火的曆史,武力與權術的曆史,唯獨沒有田園詩。對於現今的事,我們可以從這部曆史中尋找根由,千萬不能奢望尋找到出路。
“不戰而屈人之兵”,其所以“善”,是因為劃算,是成本的計較,是建立在實力和謀略之上的,與道德的力量八杆子搭不上。孔明安居平五路,七擒服孟獲,概出於此。“攻心為上”,必先有攻城的力量;“心戰為上”,必先有兵戰的本錢。孟獲打光了自己的隊伍,又打光了盟友的隊伍。若非如此,曆史上恐怕就會有“八縱”“九縱”的故事傳下來。德布天下,內聖外王,僅存在於儒生的想象中和帝王們的幌子上。以黃帝之神聖,誅共工逐炎帝並非以德,首先靠的是實力。以帝堯的偉大,“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天下鹹服”,靠的同樣還是是實力。沒有實力的翅膀,德政是行之不遠的。企圖以懷柔而贏得天下,不過是儒生們的可憐的夢想罷了。
“縱觀五千年,中國的盛世在漢唐。其四海歸心,天下臣服,非為武力強大,乃行仁義所致。”我們再“縱觀”一遍,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過嗎?
中國的第一位平民皇帝劉邦唱道:“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位皇帝還是誠實的,他說了“威加海內”,沒有說“德服四夷”,因為在他有生之年,他是無法以其德而讓四海賓服的了。以婚姻作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示好、妥協或結盟的手段,不是中國人的發明。但是中國人頻繁地使用了這一手段,而且一樣與道德的力量八杆子搭不上。漢朝對北匈奴的和親政策起於高祖劉邦,直接的原因是白登之役,劉邦險喪老命。他知道取勝無望,隻能委屈求和,漢朝的和親從一開始就是屈辱悲哀的,沒有一點的浪漫在裏頭。文景二帝下困於經濟凋敝,上不安於諸藩王窺伺神器,無力雪恥,隻好繼續謙辭厚幣,堅持和親政策。武帝能夠大開局麵,正是因為經由文景的積累而兵精糧足。至於其後來的對匈奴停戰,不過由於幾十年的戰爭耗盡全部國力,還是與仁義八杆子搭不上。正是因為漢武帝沒有畢其功,後來的北方邊患一直沒有停歇;也正是由於武帝分化了南匈奴重創了北匈奴,有漢一代的北方邊患自他以後再不能像文景之時那般的水深火熱。至於昭君出塞,是漢元帝一朝留給後人的唯一一個像樣的故事,其意義也不是那樣溫情脈脈的。漢元帝聰慧懦弱,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無所不會,執政卻無建樹。加以外戚專權宦官幹政,元帝實在是沒有什麽德政可以服人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忘記軟硬兼施的權術,賜王嬙與呼韓邪之前,是有剿殺郅支單於作鋪墊的。所以照舊和仁義道德八杆子搭不上。
有唐一代麵臨著與漢朝同樣的問題,采用的也是相似的手段,文成公主一案,隻是多了許多戲劇性,仍然與道德的力量八杆子搭不上。看看《舊唐書》是怎麽講這個故事的。鬆讚幹布聰明英武,西羌諸國都賓服與他。太宗見狀便派人前去聯絡以期結好。鬆讚幹布聽說突厥和吐穀渾諸國都和唐朝聯姻,便也要求聯姻,太宗很不情願。鬆讚幹布是以婚姻來結成政治聯盟的,和他有婚姻聯盟的國家還有尼泊爾等。鬆讚幹布的使臣向他報告道,是吐穀渾在中間搗亂。他便率大軍趕走吐穀渾,並攻破周圍諸羌,屯大兵於鬆州,揚言“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太宗無奈,許以文成公主嫁之。又是一個城下之盟。唐太宗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為西部邊境帶來了長時間的安寧。但這隻是雙方的權謀,不是大唐的道德感昭。對於唐朝繼續奉行和親政策,後人是怎麽說的?歐陽修道:“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
中國少數民族的地位,在清朝時是高於漢族的。滿蒙藏回漢,漢人在底層。這一如既往地和清廷的“德政”八杆子搭不上。那不過是滿清作為少數民族統治中國壓製漢人反抗的權謀。現實是無情的,生存和發展的真理屬於各個不同的民族,共享利益的平衡或妥協是由實力為談判的支點的。純淨透明的田園詩隻存在於文人墨客的胸中。如果你眷戀的是田園詩式的風光,還是回到論壇,繼續你的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