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個詩人，雖然我也寫過一些詩。年輕的時候寫自由詩，現在寫些舊體，都是一時的感情。寫新詩的和寫舊詩的總要爭論。不過我覺得，新詩的曆史至今不及百年，要總結規律性的東西就不易。反正於我的經驗，要是拿來作匕首或投槍，我還是寫新詩。
雖然我不是詩人，可是並不妨礙我和詩人們有來往。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們班上就出了個詩人。我們年級一百來人，幾個年紀最小的裏頭，我是老大，老二叫朱子慶，他就是個詩人。他可是個真詩人。不僅有詩人的長頭發，而且就活在詩裏。上一級還有個學姐叫馬紅衛，當時在廣東就小有詩名，後來改名叫馬莉，做了子慶的渾家。他們的校園婚禮，曾也是康樂園裏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情。如今子慶已改梳光頭，一家子當了南方一群詩人的領袖。
畢業以後，因了職業緣故，我認識了許多老一代的詩人，有唐祈丁芒謝冕艾青他們。不過老詩人是用來尊敬和學習的，一塊玩的還是年輕人。杭州有一條郊區公交線，跑的是十二路公交車，沿線都是些大型國營企業。有企業就有青工，有青工就坐十二路，坐十二路的青工們愛寫詩，就有了個“十二路詩社”。他們雖然沒有詩名，卻有真的詩情，和他們坐在一起，你就會受感動。它裏頭有沉穩真摯的社長陸軍，寬厚博學的老大哥吳遠明，慷慨激昂的何鑫業和神鬼莫測的曹工化。我還記得，最後一次和他們同坐，是八八年的初秋，在城南城隍山的頂上，我帶的是四特酒，有人帶了油炸的小貓魚。我們照例從詩開始，繼而曆史功罪民生是非，終宵而達旦。我是他們的近友。除我之外，常來的還有駱寒超、王旭烽和沈澤宜。沈澤宜是我極為敬重的師長。
澤宜先生的年齡去我父母無幾，然而他於我隻認做兄長，所以我就呼他為澤宜兄。他的道理很簡單，在他的一生中，至少要減去二十歲。那是一個無可置疑的理由。一九五四年，澤宜兄考入北京大學，風流倜儻而有才子名，不知不覺中撼動了新聞專業才女林昭的芳心。林昭托同學傳過話來，他卻高傲而彬彬有禮地謝絕了這個令多少人望眼欲穿的彩球。即使才華橫溢冷峻不屈的林昭，也為此黯然許久。每當說起這段故事，我總有無限感慨，不知是該為澤宜兄惋惜還是僥幸。林昭因為右派罪名被捕，釋放後又以反革命罪被捕，終在一九六八年遭槍殺。人們還記得張誌新，可是有多少人還記得林昭？想知道江姐是怎樣坐牢怎樣英勇就義的嗎？那麽，就去看看林昭！
讓澤宜兄名垂青史的不是他的風流倜儻，而是他的仗義直言。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和同學張元勳合寫的長詩《是時候了》對當時盛行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作了尖銳猛烈的抨擊，在北大貼出以後，引發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浪潮，他從此成了“右派進攻”中的急先鋒，也為此遭受了殘酷的懲罰。他被捕後，遭發配到大西北去燒石灰，一燒就是二十年。在我初次見到他的時候，這個皮膚幹澀瘦削微駝的漢子，比他實際年齡應有的模樣直老了二十歲。殘存的一些灰白的頭發，殘存的幾顆牙，被風沙常年侵襲而不斷滲出眼淚的眼睛，被石灰水常年浸泡而皸裂的手。你無法想像這雙手當年是如何寫出那些美麗和憤怒的詩篇！這就是我的澤宜兄！他把這一切看得不值一提，他爽朗的笑聲依然年輕，他說，一切都過去了，直接從我的年齡裏減去二十歲。七十年代末平反右派冤案的時候，許多當年叱詫風雲的年輕人在申訴材料中寫下了自己的委屈和解釋，可是澤宜兄的申訴根本就是一篇檄文。
澤宜兄常來杭州，或者私事或者公幹，少不了來我家。不過他總不事先招呼，推門便進來，進門便吃飯，一碗麵條就行，所以頗受我父母的歡迎。我也常和澤宜兄一起出差，多是開會。那時興搞“自由化”，所以到處是爭吵。遇到師輩對手，我們想進攻又不便猖狂，就說，澤宜兄。澤宜兄便站起來，紅起他小小的頭，大聲地說話。到了會下，我們圍住他，說，我們終於知道了當年你是多麽地猖狂。他就哈哈大笑。
辭去林昭的彩球以後不久，澤宜兄便被剝奪了戀愛的權利，二十多年過去，當權利再次回到他手中，機會卻已經不多了。不過他的心始終年輕，他的時間，也多花在他的學生們身上。直到現在，我還時常看見他的學生們在文章裏讚揚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