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經過後人改造的，所以它也隻是屬於後人。
曆史真實的意義存在於過去，經過改造的曆史影響著後世。
我們在曆史真相和偽史的作用這兩個事實之間徘徊，並不知道真理在於何方。
一
聖大王老堯晚年覺得有些累了，就想退居二線。他把舜叫過來，說，“小夥子，我考察了你三年，你不錯不錯，這樣吧，你來代理皇帝。”舜當時實在已經不算年輕，但他還是一下子感到血都湧到頭頂，忙說“不行不行，我德才都不夠……”，不過最後他假裝地勉強答應了。
一當上代理皇帝，他就幹了一件具有深遠曆史影響的事。《尚書 • 舜典》寫道：“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這便是說，舜一舉粉碎了一個反動集團，把這四夥人定了罪，從而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和炎黃大戰一類部族間的“野狗爭食”性的外部鬥爭不同，這是華夏民族曆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權力內部的政治鬥爭。但是這場鬥爭，從動機到結果，其正義性卻都十分的可疑。
舜的這一生幹了些什麽？作為官方文獻的《舜典》描寫道：“五典克從”、“百揆時敘”，舜的貢獻主要在於光大人倫五常，善於使用幹部。所以，嚴肅處理共工、驩兜、三苗和鯀（四凶）這些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職工就成了舜的正確路線的光輝典範。可是，有趣的是，“四凶”究竟犯了什麽罪？罪惡又有多麽深重?
曆史是勝利者的讚美詩。舜幹的這件事，受到了後人讚頌，而讚頌勝利者和醜化失敗者總是分不開的。有一本寫成於漢以後隋以前的書，叫《神異經》，說共工“蛇身人首”，“頑愚”，而鯀則是個“人形而身多毛”的怪物，“為人自用，欲為欲息”，都是非人的東西。這樣神話了的描寫，雖然也折射著曆史的影子，但是從不同的立場可以作不同的解析，譬如我們現在就有一個詞，叫做“妖魔化”。“妖魔化”實在是中華史學千年不變的伎倆。那麽，這本書對共工和鯀的指控看來難以作數。
在成書於漢初的《史記》中，太史公則是另一種說法。“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驩兜的過失是推薦共工繼承帝位，而共工“淫僻”，鯀則治水失敗，三苗幾次暴動，這些都是舜決定給“四凶”以處分的理由。司馬遷的看法主要來自於《尚書》，繼承了正統的解釋，不過浸透了孔聖人的“春秋大義”的《左傳》裏頭就有了比他更進一步的發揮。
《左傳 • 文公十八年》裏頭有一段議論：“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搜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為這段話做的注，稱渾敦即驩兜，窮奇是共工，檮杌無非是鯀，饕餮自然是三苗。驩兜掩義隱賊，與惡比周，和共工這個壞人穿一條褲子；共工不忠不信，狂妄不尊，惡言誹謗聖德；鯀自大傲慢，愚蠢頑劣，不服領導；三苗貪得無厭，揮霍無度，罪大惡極。且不論杜預說法的然否，後儒對舜製造的這個天下第一大案的定性多宗此說。這裏隻有結論，沒有支持這個結論的基本事實敘述。
左丘明的這本書成於戰國時期，因為是孔儒一門的真傳，所以也被後世列為官方正史，影響之廣泛，以致掩蓋了其它的聲音。這裏說其它聲音，就包括對於舜所鍛煉而成的這個天下第一大案，曆史上曾經就有過不同的意見。在另一部與《左傳》成書時間相去不遠的曆史文獻《竹書紀年》中，有一個非常簡潔而且明確的陳述：“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為不可。舜即位，殛鯀於羽山，流共工於幽州。”
二
秦皇焚書將關於華夏上古曆史的記錄消滅殆盡，漢武尊儒又將焚餘的一點殘渣以儒家史觀做了改造。後世關於“四罪”案的描述和批判都在孔儒“禮”的政治倫理基礎上建立起來，但並不意味著戰國以前對於此案就沒有別的聲音。晉太康年間在河南汲縣出土的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著的《竹書紀年》，在記錄史實方麵與《史記》之類正統史傳多有差別，而且不少都從後來發掘的甲骨文金文殘片中獲得印證。《竹書紀年》對“四罪”案的解說，也更符合自然人性在權利社會的演繹邏輯，並且可以與《尚書》所提供的環境一起參詳和推斷。雖然《尚書》本身還有古文今文之爭，雖然錢賓四幹脆認為其中《周書》以前各篇章原本就是偽書，但是偽作之書記敘的事情未必就是空穴來風，除斷語以外的事件描述就會有參考的價值。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事情的源頭。
《尚書》首篇的《堯典》，竟是一部饒有趣味的獨幕劇的劇本。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華夏民族的政治活劇，就是從《堯典》開始的。堯的時代，“光被四表”、“協和萬邦”，是一個升平盛世。但是接班人問題一直是深謀遠慮的帝堯晚年無法釋懷的重大問題：
場景一：
堯對身邊的大臣說，“愁死我了！誰能做我的接班人呢？”
放齊說，“你兒子丹朱就是個明白人，讓他幹吧。”
堯說，“唉，他已經搞得怨聲載道了，怎麽行？來來來，大家都出出主意，誰來幹這個苦差事好啊。”
驩兜過來插上一嘴，道，“共工不錯啊，他很能幹，一定照顧得過來。”
堯搖搖頭，“共工這家夥總是言行不一自以為是，靠不住啊。”
堯又回頭問四嶽，“如今這水災這麽大，老百姓都快成魚鱉了，誰能去指揮抗洪救災啊？”
群臣紛紛嚷嚷道：“鯀，鯀一定能行。”
堯：“哼！這王八蛋向來不聽話，就知道禍害善類。”
四嶽不以為然：“你不讓他試試，怎麽知道不行呢？”
堯無可奈何地說：“好吧，既然人才不足，死馬就當成活馬，讓他試試吧。”
一試就是九年，鯀果然不行。
場景二：
堯：“四嶽啊，老夫這把椅子坐了七十年了，太累，太累，實在撐不住了，你就坐這兒，來替我吧？”
四嶽：“吼吼，老人家，您嚇死我了。我這副德行怎麽敢當？”
堯說：“大家都暢所欲言，推薦推薦吧。”
群臣就七嘴八舌地對堯說：“老百姓裏頭有個大齡未婚青年，叫虞舜，名聲好像不錯。”
堯：“哦？我好像也刮過一耳朵，仔細說說？”
四嶽道：“我也聽說了，這戶人家挺有意思。舜的爹是個瞎子，好賴不分的東西，他娘愚蠢而又奸詐，還有個弟弟，叫象，自私狂妄得出奇。不過舜倒能恪守孝道，和他們周旋，弄得他們也做不出大的壞事，很有點胸懷喲。”
堯：“哦！那我倒要好好考察他一下。這樣，先把我倆閨女都嫁給他，可以近距離觀察。就這麽定了。”
《堯典》涉及了“四罪”案中的三個主犯，驩兜、共工和鯀。驩兜是近臣，有資格和堯討論接班人的人選，共工和鯀不受堯的待見，既有人品問題，也有能力問題。但是，堯在位這麽多年沒有處分他們，說明他們並沒有太多實際的罪過。司馬遷說，舜代理皇帝以後“歸而言於帝”，堯才對他們做出處分，事情就和舜有了微妙的關係。
舜的發跡是很有一點故事性的。《尚書 • 舜典》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虞舜側微”，舜出身貧賤。出身貧賤的人總需有些過人之處才能出人頭地，據四嶽說，舜的過人之處就是孝。司馬遷《史記》道，他的父親愚蠢母親奸詐，一個弟弟又狂悖自私，而且不知道為什麽，一家人都千方百計地想殺了這個大兒子。舜的青年時期就在和父母兄弟的周旋之中度過，以德報怨，“克諧以孝”，謹奉子道，因此而贏得了群眾的讚譽，儼然是一個曆代官家都喜歡樹立的道德典型。
舜的孝是家事，也是私德，不同於後來的大禹治水之功，憑此立身廟堂，困難一定會有的，首先就是有人不服。其實帝堯禪位，也並沒有首先考慮到舜。堯起先叫大家推薦，後又自己選定四嶽，即便舜被選拔進幹部隊伍以後，堯對他依然進行了長時間的考察，這些均可以看出，舜在當時也並非眾望所歸的不二人選。因此，舜上台以後，鞏固權力是不可回避的當務之急。共工和鯀反對他的繼位以及驩兜推薦共工，理所當然便可以被視為反舜政治同盟，是首先需要給予鎮壓的。這裏還有一些細節值得玩味：同樣是推薦別人，放齊推薦了堯的兒子丹朱，而丹朱也是個壞人，放齊卻不算與惡“比周”，是可以原諒的；四嶽堅持讓鯀去治水，給抗洪救災大業造成巨大損失，但他為舜說過好話，所以也就不需要為所薦非人負什麽責任。至於三苗作亂，在當時本是尋常之事，不過是“比之三凶”（《左傳 • 文十八》），強行並案處理罷了。
當然，無論如何爭辯，舜的“四罪而天下鹹服”是最後的結果了。那麽天下為什麽“鹹服”了呢？或者是因為他明辨善惡，或者是因為他賞罰分明，或者因為他公正嚴明，不過我覺得，主要還是讓他的專政手段給嚇的。老舜，在中國權力轉移的曆史上，開了一個不好的頭。
九年四月四日
雙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