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兒社那代人的幾個綽號
——王亞法
我在文革後期的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八日，進入少兒出版社工作，在那裏度過了新中國政治上最寬鬆的八十年代初中期。
一九八八年我去了澳洲，光陰如箭，一瞬間已近三十年了，同時期工作的同事和師輩，不少已相繼謝世。我亦進入老年，回憶當年的同仁，腦子裏往往隻出現容貌，卻叫不出的名字，癡想了半天，有時隻想起了他們的綽號……
當年的少兒社，不少人都有一個綽號。我曾問過幾位老一輩的同事，追溯綽號的起源，有的說起源於文革幹校，因為那時大家離家獨處，關在幹校裏，生活枯燥，沒有娛樂，又不敢談敏感話題，彼此隻好取綽號，相互調侃取樂，又有的說，早在文革前就有了起綽號的風氣，舉例說文革前大家去井岡山下生活，美編陳清之先生，登山時雙手擺動，疾走如風，因此得了個“老將軍”的美名，這或許是少兒社最早的一個綽號。
到了文革住進幹校時，如上所說，綽號就風行了，以致工宣隊進駐後，訓話時指出：“一個文化人的單位，像水泊梁山一樣，幾乎每人都有綽號，小資產階級歪風邪氣……”
抖掉曆史的灰塵，現在回想起那些綽號，有庸俗，有高雅，有尖刻，有醜化，有調侃，有恭維，時而憶及，不由失笑。
少兒社那代人的綽號，是少兒社的一段曆史，也是我青年時代的一段記憶，趁我還未得老年癡呆症之前，趕緊把它寫下來。不過在開文前我要聲明，此舉純屬記載曆史，沒有對任何人有褒貶的意思，況且其中不少人是我的師輩和好友，那時雖沒有對老一輩喊老師的風氣，但是他們曾經傳授給我許多編輯經驗和做人的知識，每每憶及，我都從心底裏感恩他們，懷念他們。
“洋老蟲”陳伯吹
憑陳伯吹的資格，當少兒社的社長綽綽有餘，隻因他不是共產黨員，按規矩隻能當副社長，正社長由團中央派來的陳向明同誌擔任。
陳伯吹是我社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資曆豐富，著者等身，最近我從網上查得：“潘漢年一九二五年闖上海，經陳伯吹介紹，任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周刊的校對員。”可見其資格之老。另外他還是北大校長陳佳洱的父親，港澳辦大佬陳佐洱和指揮家陳佐湟的伯父。我和陳佐洱的認識，就是由他介紹的，記得那時我把剛出版的中篇小說《失蹤的馬隊》送給他，請他指教時，他很高興對我說：“看到你們青年人有成績，我很高興，我把左耳介紹你認識，他是《福建青年》總編，你可向他們投稿，今後是你們年輕人的世界，你們要多相互幫助鼓勵。”
陳佐洱原來的名字裏沒有“人”和“水”，就叫“左耳”，記得四人幫打倒不 久，高士其前輩提議組織武夷山科普夏令營，我和陳佐洱就住在建陽山區的一個木棚裏，那時他說到自己的名字時，指指左邊的耳朵，說：“就是這個左耳。”後來見他的名字裏添了兩個邊傍，官運也亨通了。陳佐洱當《福建青年》總編時，發過我不少文章，文革後第一篇正麵寫鬱達夫的文章《鬱達夫鬱曼陀故裏訪問記》就是在他刊物上發表的。
現在網上查閱陳伯老的數據，隻有一句“文革受到不公正待遇”以搪塞，許多細節都省略了，既然官史不提，我隻好從老一輩同事口中聽到的傳說來補充了。
陳伯老的生活以節儉聞名，文革開始，少兒社的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據參加抄家的人說，他把紮牛奶瓶的棉線，捆紮成堆，把牛奶瓶紙蓋的蠟質刮下，另行裝瓶保存，以備不時之需……另外抄出了一封他和太太的通信，大意為，他太太去北京旅遊，上全聚德吃烤鴨，陳伯老的回信有：“上全聚德吃烤鴨，切莫將鴨骨丟棄，帶回家燒湯煮麵，其味最佳……”之句；在幹校時，他早上在食堂買兩個肉包子，將包子皮吃掉，剩下的兩個肉丸，留著中午放些醬油，泡湯下飯……
幹校睡的是迭迭床，年輕人睡上鋪，年長的睡下鋪，那時朱延齡和另一位年輕的，睡在上鋪，陳伯老睡在朱延齡的下鋪。陳伯老喜歡吃臭乳腐，他把臭乳腐放在麵盆裏，麵盆放在床底下，散發出陣陣奇香，朱延齡和另一位青年聞著不是滋味，但仗著陳伯老是前輩，不好意思叫他移走，最後朱延齡出了個怪招——幹校有午睡的風氣，午睡時，趁陳老未睡著，朱延齡假裝問另一位青年：“什麽臭味呀？”
另一位回答：“是老頭子的臭乳腐。”
朱延齡說：“咱倆假裝打架，把老頭子的麵盆打翻掉……”
躺在下鋪的陳伯老聽了，一骨碌爬起來，趕緊端起麵盆放到外屋去……
當年聽朱延齡講述這段笑話時，捧腹大笑的場景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他也已經謝世有四年了，回憶此事，不禁叫人唏噓。
陳伯老的綽號叫“洋老蟲”，上海人把老鼠叫做“老蟲”，“洋老蟲”是小白鼠的意思，陳伯老個子矮小，皮膚白皙，紅鼻子，冬天戴頂耷拉著兩片帽沿的深色棉帽，中裝棉襖，看見人習慣避開走，平時很少說話。他的綽號隻在私下傳呼，大家當麵都很尊敬他，叫他陳伯老，他畢竟是兒童文學的宗師。
一九八一年，陳伯老從抄家歸還的款項中，捐出五萬五千元，作為“兒童文學園丁獎”。當時聽了這個石破天驚的消息，大家無不讚歎他高山仰止的偉大精神。沒想到陳伯老平時如此節儉，今次竟出此大手筆，要知道五萬五千元，在當時是筆大數字呀，這是他老人一筆一劃寫出來的錢！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陳伯老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九十一歲，可惜當時我在澳洲，沒能前去鞠躬送行。
“老山東”林劍修
林劍修文革被打成“走資派”後，從“青年報”社長的崗位上，調到少兒來當牛鬼，“解放”後留在少兒當社長，不久團中央派來了一位資格更老的幹部陳向明，林劍修禪位，當了副社長。當然他的副社長和陳伯吹是不同的，林劍修是黨內的副社長，有權，陳伯吹是黨外的副社長，是聾子的“左右耳”。
林劍修是老黨員，原先是山東老區“大眾報”的社長，資格十足的老幹部，
一口膠東腔，因此大家當麵叫他“老林”，背後叫他“老山東”。
說實話，老林是一個十足的，受人尊敬的共產黨員，他思想傳統，為官清廉，原則性強，性格剛直，文革後，大家在討論中國往何處時，老林明確作出回到五十年代去答案，因為那時人們的思想單純，而他呢，剛進城享受供給製，搬進以前資本家住的“武康大樓”，國家配給兩個保姆，站在他家的窗門前，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慶齡寓所的花園……
我和老林的私交不錯，他喜歡《紅樓夢》。那時我年輕，能背出許多《紅樓夢》裏的詩詞，因此我們的話題很多，如逢假日和星期天，時會備幾碟小菜，邀我陪他小酌聊天。我從工廠調往少兒社的手續，是他催促人事科去辦的，從傳統友誼說，我們有師生之誼。
老林“解放”，複出工作不久，備了小酒，邀我去聊天，酒後他說：“當年打倒我的時候說是正確的，現在解放我的時候，又說是正確的，我都搞不清了，到底是打倒我正確，還是解放我正確……”這是我聽老林酒後最情形的一句話。那天他的太太老曲也在旁邊，對我說，今後我要好好支持老林的工作。
現在回想，從個人感情上來說，我有點辜負老林，原因是在少兒社成立三十周年的慶祝會拍集體照時，女作家竹林，帶了葉元（電影《林則徐》劇本作者）的女兒，衝進詩人黎煥頤的辦公室，搧了李煥頤一個耳光，當年我年少氣盛，不分青紅皂白，憑著小兄弟的江湖義氣，前去幫竹林說話，此事鬧得很大，連市委宣傳部都下了批評，影響很不好……前次回國，聽《文學報》的朋友說，李煥頤前幾年過世了，我覺得有些對不住他，他當了好多年右派，吃了不少苦，平反後回到原單位，因為我看不慣他因長期苦難生活而造成的不良習慣，而歧視他。
我和李煥頤睡在同宿舍的一個房間裏。他的床鋪在我左側，他嗜煙如命，每天一早就躺在床上抽煙，劣質煙味熏得我咳嗽，更使我惱火的是，他在青海二十多年勞改，帶回來唯一的“財產”——一包駱駝毛，放在他的床下，不料到了春天，裏邊生蟲，鬧得滿房間蟲子滿天飛，咬得我渾身疙瘩，苦不堪言。如果它年我倆再在在九泉相逢，我一定向他鞠躬道歉，請他原諒我當年的年輕無知。
“打耳光事件”後的一個星期天，老林突然邀我去他家裏，一進門他就怒氣衝衝地教訓我：“他，他，他媽的……”他激動時有些口吃，“你這個年輕人，香臭不分，支持歪風邪氣，我本欲培養你，現在事情鬧得那麽大，連宣傳部都知道了，你叫我怎麽說……”
現在我才明白，當初老林有意培養我，可惜我年輕不知趣，白白辜負了他的一番苦心，現在回想，真有些愧疚。
老林的晚年非常不幸，他視網膜脫落，晚年失明，他有兩女一男，老伴逝世不久，小女兒得癌症隨即而去，雙重打擊，據說，不久他也走了。
老林有個獨生子叫林康，老林打倒那年頭，他也吃了不少苦，那時他才十幾歲。文革開始，武康大樓被抄家的戶數不少，抄家物資堆放在地下室，長期沒人管，林康年少貪玩，跟鄰居小孩一起去拿了一支氣槍在走廊裏玩，戶籍警經過看見，問他槍的來源，小孩子不知深淺，跟他頂牛。晚上老林下班知道這事後，連連歎息道，你得罪了戶籍警，如果那人是君子，他當你是小孩，不與你計較，算你幸運，如果他是小人，那你就闖禍了，果然第二天，林康就被文攻武衛抓了進去。
我和老林的交往中，使我認識到，作為個人，老林是個好人，重家庭生活，重友情，有是非感……但到了單位，作為黨領導，他就一口一個原則，一口一個黨性，以另外一種麵孔出現，從那時我就感覺到，這個黨不能入，入了黨，人性被黨性替代，太可怕了。
“老叔公”——呂鶴鳴
呂鶴鳴是出版科的一員老將，我進社的時候他已經老態了，花白的頭發，背有點駝，四季穿一套藍色中山裝，我十幾年後離開少兒社，他依然容貌不改，定格在那個時期。
呂鶴鳴為人和藹，無論老少都當麵叫他“老叔公”，他沒有架子，都樂於答應。他好健談，有空常來我們辦公室閑聊，聊抗戰時重慶出版界的曆史；聊他和“北新書局”老板李曉峰的關係；聊共產黨解放上海時，他在小出版社趕印朱毛標準像的舊事……有一次和幾個青年人聊天，有人問：“老叔公，你經過新舊社會，你說說看到底共產黨好，還是國民黨好？”
老叔公猶豫一下回答：“國民黨的理論沒有共產黨好，共產黨裏的壞人比國民黨多。”
此言一出，石破天驚，有人說反問：“老叔公儂瞎講，共產黨是偉光正的，怎麽會壞人比國民黨多呢？”
老叔公不緊不慢解釋：“儂看，共產黨曆次政治運動揪出來的都是壞人，可國民黨沒有揪出那麽多呀……”
老叔公的解釋使人信服，好在八十年代時，人們的思想比較解放，大家敢說話，有些話如果放在今天，恐怕就不敢說了。
老叔公因為工作關係，足跡踏遍中國，盡管他說得一口餘姚上海話，語言天才平平，但自稱能講四川話和廣東話，一次他和校對科的胡曉姍去廣州聯係工作，小胡回來說，老叔公根本不懂廣東話。後來有人問老叔公是怎麽回事？老叔公冤屈道：“我們碰到的那位仁兄是潮州鄉下人，一口潮州土話，無法溝通。小胡是北方人，她辨不清廣東話和潮州話，就誤會我不懂廣東話了。”
上海人把爺爺的弟弟稱呼為“叔公”，叔公在舊時農村的輩份是很高的，族裏人有糾紛，都請叔公去祠堂評斷。
一次我當著許多人問朱延齡：“為什麽呂鶴鳴的輩分那麽高，大家叫他老叔公？”
朱延齡把頭把頭一縮，背一躬，做了個怪動作，說：“老縮躬！”
於是大家都笑了。
前幾年回上海，和老同事聊起老叔公，說他已經過世好幾年了。
“老滑頭”陳力萍
在我上海半空堂的寓所裏，掛著一幅陳力萍畫的漫畫，一隻白白胖胖的老鼠，胸前掛著一件圍腰，上麵繡著一隻天真爛漫的小白兔。大白鼠的手裏抱著一隻豬形的儲錢罐，在畫的右上角，是我寫的一首打油詩：“一家三口豬鼠兔，豬是老子娘是鼠，豬鼠和睦同持家，最憐兒子是小兔。”下麵是畫家的題跋：“鼠皆有須婦人則無，令嫂屬鼠，故不畫須也。”遊戲筆墨，讀來頗能噴飯。
小時候讀過《小朋友畫報》和《娃娃畫報》的，沒有一個不知道陳力萍其人的；小時候吃過“偉多利米老鼠”糖的，更應該記得陳力萍先生。他就是畫那隻可愛的小老鼠的老畫家。陳力萍先生擅長畫誇張的老鼠和猴子，他是中國兒童畫的名家。可惜咱們中國人不像老美會做生意，人家出了個迪斯尼，像發現了一座金礦一樣，賺了不少錢，而咱們的“迪斯尼”，在我出國前，至少還擠在天山新村二房沒廳的公房裏，工資一百多。
陳力萍先生為人樂天，整天臉上笑嘻嘻的，從不憂愁，也從不在我們青年人麵前擺老資格，耍名人腔，大家在背地裏叫他“老滑頭”，他知道了也不生氣。別看陳力萍先生矮老頭子一個，貌不驚人，論資格比我們社長還老，他當過新四軍文工團的團長，但沒有官運，官越當越小，究其原因，用他的話說，他不會對人說重話，不會批評人，翻不下麵孔來，再則，他不喜歡當官，不喜歡整人，當官沒有作畫隨心所欲，所以他終於無官一身輕，和我們一班普通人平起平坐。
也許是緣份，陳力萍先生和我很談得來，我們休息時常在一起聊天，說死話（上海話：開玩笑之意）。他是個老煙鬼，至少有四十幾年煙癮。我們說死話的範圍，一般離不開抽煙喝茶的主題。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談科幻創作，他忽發奇想，說他也在搞一項科幻發明，計劃開一家香煙中心，就像煤氣公司一樣，直接將煙用橡皮管子通到客戶的寫字台旁邊，這樣既可以防止亂丟煙蒂，又可以消滅火災，也有利於環境衛生，如果有這樣的中心，我第一個申請，裝三根管子，一根是“中華牌”的，一根是“前門牌”的，一根是“飛馬牌”的，有客人來聊天，我就根據關係的深淺和級別的高低，遞上一根，接著他就大談向誰孝敬“中華牌”，向誰遞上“前門牌”，向誰恩賜“飛馬牌”，連演帶說，亦莊亦諧，不乏有調侃諷刺，說得大家捧腹大笑。
陳力萍先生有高血壓和心髒病，每當心髒病發足，他就發誓戒煙，隻要心髒略有好轉，他又故態複萌。有一年上海流行戒煙糖，陳先生決心戒煙了，第二天上班，他咬咬牙不帶香煙，隻帶了一包戒煙糖，結果到中午時分，他來到我辦公室，小聲道：“小王，借半包香煙給我，讓我捱到落班。”因為那時買香煙是要香煙票的，遇到煙癮發足，隻有向同事借貸救急。我說剛才不是聽你說在吃戒煙糖嗎？他哈哈大笑，苦著臉道，我香煙沒戒掉，戒煙糖卻吃上癮了，一番死話又說得大家哄堂大笑。那一年，我剛分到紹興路的新房子，請他來我新居吃飯。他一進門就嚷嚷：“今天吃你的飯，我花銷大了。”“你何必花錢去買東西。”我隨口道。“我哪裏買東西，剛才我帶了架照相機，不料擠公交車時，被賊偷了。”他漫不經意地說。“那怎麽辦？”我有些著急。“照相機到無所謂，隻是照片拍不成了。”他沉吟一下又說，“那我就給你們畫張全家福吧。” 就這樣，在吃晚飯時，我隨口胡謅了一首打油詩交給他，第二天他就把畫畫好，送到我辦公室來，於是有了本文開頭說的那張畫。
在少兒社的旁邊，有條叫楊家宅的小路，這是上海典型的鄉鎮小街，狹仄的街道，兩側開滿了小店。我們休息的時候，喜歡到那裏去閑逛，有一次，我看到陳力萍在一家熟菜店門口張望，店夥計從裏邊端出一大盤熱騰騰，香噴噴的幹燒牛肉。我說：“陳老師，這牛肉不錯，你可以買一點回家下酒。”他噗喇一笑道：“我家的財政規矩是，我按月上交工資。按規定，在外邊吃喝是掏私人腰包，在家裏喝酒是公款開銷，這可以納入公款開銷，我回去叫老太婆來買。”說完幽默一笑，拉我回辦公室去。前幾年我回國碰到他，他依舊紅光滿麵，談笑風生，一點也沒有心理衰老的跡象。我問他退休後是怎樣打發時間的，他是溫州人，和同濟大學的李國豪教授是發小。他說常和李國豪一起回溫州老家，上雁蕩山寫生，有時給家鄉人寫詩作畫，騙酒喝，騙肉吃，騙賓館住。他和十幾年前一樣，還是滿口癡話，不失幽默。按年齡算，陳力萍先生也應該有九十多歲了，雖然他幾十年來經常心髒病發足，煙酒不停，據說至今仍安然無恙，究其原因，除了他性格開朗外，還與他的淡泊名利，不整人，不與人爭的樂天個性有關係。古人說仁者壽，我想就是這個道理。
“小韃子”達應麟
達應麟是北大文科的畢業生，人生得斯文白凈，一副書生氣，又講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那時每逢開會，傳達上級文件，主持人都請他來念讀。達應麟是文藝組的，負責編輯兒童小說一類的書，因為他是回族人，又姓“達”，所以‘大家都喊他“小韃子”。
小韃子是黨員，因此，有關牽涉到重要的事，領導都安排他去做，那時出版社剛恢複，需要招聘有文字基礎的青年來工作，達應麟受領導派遣，去崇明農場招生。
他接受這份工作後，自然有許多人找上門來，拜托他開後門，他都嚴辭回絕。他去崇明農場後，看到一起去招工的人員在招待所相互托關係搞交換，如負責三隊招生的，有個關係戶在五隊，負責五隊的有個關係在三隊，他們之間就秘密商議，相互交換。小韃子剛從學校出來，看不慣這種歪風邪氣，回來後向領導匯報，當時社領導負責此事的副社長是劉培康，據說老劉隻是淡淡地回答：“社會是很複雜的，你年輕還不懂，不要管此事。”
說起劉培康，私下聽傳說，不知他是出身還是政曆問題，他的檔案中注明，可用，但不能當正職，果然，不久他調入出版局——隻是當個副局長，終其一生在官場中隻是副職。
老實說，我在少兒社的十三年間，社級領導中，水平最高，工作能力最強的就是劉培康，可是他得不到領導的重用。在一個優汰劣勝的社會中，像老劉這樣的人材千千萬萬，他們的心情是沉重的。
記得有一年大年初一，老劉在局裏值班，按規定春節期間正副局長輪流值班一天，當時我住在紹興路28號，就在紹興路5號的出版局的對麵。那天老劉突然來訪，邀我到他值班的辦公室去聊天。那天他跟我聊了許多社裏人事關係的事，也些許流露出他懷才不遇的心情，我現在還清楚記得，臨出門他給我的最後一句告誡：“小王，今天的話，哪裏說，那裏散，傳出去對你不利，我畢竟還在副局長位子上!”
我笑語回答：“知道，老劉你放心好了，我一出門就忘記了！”
兩人大笑，握手分別。
為寫此文，我在微信中找陸元林，請他幫我回憶。陸元林是中央美院的六十年代畢業生，吳冠中的門生，少兒社不少書籍的封麵裝幀是他設計的。他曾經得過全國美術裝幀一等奬。他為人詼諧幽默，很有才華。他在微信語音中回答我：“劉培康很有人情味……後來調到局裏當副職……”可見對有人情味的領導還是懷念的。
以上這段舊事，三十年來我從未向人說起，今天敲鍵，寫到“小韃子”時，順便提及。猜想老劉如果健康的話，今年也應近九十歲了，如果他還健在的話，我回國設法探望他，在今天時過境遷的環境裏，我們也許可以放膽地談論往昔日的舊事了。
“洋槍”朱銘善
說到“洋槍”這個綽號，免不了要把話題扯遠些，不過這些閒話可能對後人研究少兒社的歷史，或許會有些許幫助。
少兒社這塊土地的前身，是明朝吏部侍郎李同芳的墓園，不知什麼時候，哈同的兒子戴維·哈同，在園中靠馬路的一側，造了一幢別墅，將陵園裡的一對贔屓置在別墅後，陽光房的臺階前。我七十年代進社的時候，那對贔屓還在，但上兩塊石碑已經移到了草地邊，一塊打碎，做底座，另一塊橫臥其上，上麵的字跡已經漫漶了。那時我住在宿舍裡，黃昏閑來，在石麵上澆了水，查閱碑文，墓主李同芳，萬曆三十三年（1607）丁未科進士，鐵嶺人，曾任吏部侍郎……
據在那幢樓辦公的文藝組編輯王亦波說，八十年代初，戴維·哈同的子女，曾從國外來，由外事部門帶著來參觀過。
本世紀初少兒社舊房被拆，改造成現在的十二層新樓。前不久回鄉，我問老同事，那對贔屓和石馬搬到哪兒去了，他説被埋到地下了。我聽罷不由嘆息，那個戴維·哈同的洋人，還懂得把它放在屋前做擺設，反而這批中國子孫不懂，把這五百年的真貨埋沒了，我想如果把這幾件東西陳列在新樓的大廳裡，該是多風雅的事……別提了，還是借趙本山的一句東北話説：拉倒吧！
再說別墅後麵一塊廣闊的草地，我去的時候，草地的邊緣還有一些法國牛毛草，後來因為沒人管理，牛毛草漸漸被野草吞沒了。
據老一輩説，文革前社工會在草地上鋪沙，築了個排球場，供大家娛樂。
卻說有一次排球對壘時，甲隊的領隊是洪祖年，此人寧波口音，個子矮小，乙隊領隊是朱銘善，此人孔武高大，胸毛濃密，有洋人味。比賽前甲隊洪祖年舉臂高呼：高呼一定要戰勝“外國洋槍隊”！於是乎，“朱銘善”的綽號就誕生了。
朱銘善和我較友好，無人時我倆常在一起議論時政。記得最清楚的一個細節，是毛澤東死的那天，我乘七十一路公交車去上班，在車上聽人說，一早工總司在南京路的幾家布店搶白布……到了社裡，我把朱銘善叫到一旁，悄悄地告訴他這件事，末了，又加一句：“估計老頭子死了。”他聽完，手臂一抖，半截香煙掉在地上，現在想來，可見那時的政治氣氛何等肅殺恐怖。
八十年代，自行車是上海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上海人把自行車叫作“老坦克”，上下班時人手一部。
為了方便大家，門衛室備有一隻打氣筒，忙碌時供大家輪流使用，那天下班，華三川打罷氣，直起身，捶打著腰部，歎説：“吃不消，吃不消！”，排在後麵的朱銘善，接過氣筒說：“幹校裏挑糞，你比誰都跑得快，這回打幾下氣就吃勿消了！”華三川訕笑道：“這倒真的，人是賤骨頭，有工宣隊管著，力氣就來了，現在沒有工宣隊管，勁道也沒了。”
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相處隨和，沒有架子。
我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第一本《張大千演義》是朱銘善給我做的封麵設計，並由他介紹在西安“未來出版社”出版，原因是他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同學，文革後復出，和文字編輯一起來上海組稿。這位美編同誌，皮膚漆黑，四肢粗壯，與他的身份極不相配，如不介紹，你一定以為他是一位陝西來的老農。朱銘善事後告訴我，別小覷這位同學，他的爸爸和周恩來同時去法國留學的，也是中共的早期黨員，後來犯了錯誤，家道中落，由此他積極接受思想改造，下農村，娶貧下中農的女兒當妻老婆，徹底改造成了一個陝西老農。
朱銘善博覽群書，知識麵很廣。他的讀書姿勢很有特色，手指夾一根香煙，一對大腳丫往寫字檯上一擱，旁若無人地翻書，這是他留給我最深刻的印像。
我出國前曾向他告別，他說，你年紀輕出去闖蕩吧，我是老了，隻能等在這裏看了。
前年春節我和美國回去探親的陳偉民兄邀請老同事聚餐，朱銘善沒來，告說他身體欠佳，離此事一晃又兩年了，不知他近來身體情況如何，祝她老而彌堅！
結 束 語
少兒社同仁們的綽號還有很多，計有：彭老翁、阿慶嫂、奎師兄、小棺材、巴女、金魚眼、全是鋼……若要一一寫來，足可出一本厚厚的書。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如果把少兒社比作舞臺，我們這群，早已是下場的角色，就連當年“少年科學”的美術編輯張慈慧，我們一輩人中最年輕的小姑娘，也已經退休多年做奶奶了，更遑論比我年長的師輩人物。
記得一九八二年，建社三十周年的時候，社裡組織過一次紀念活動，拍過一次集體照，那時的社長，是團中央派來的陳向明，副社長是我前文說到的林劍修。嗣後每人發過一本紀念冊。由於多次搬家，我寫這篇文章時，已經找不到那本冊子了，不過如果找到了，我也不忍卒讀，其中故友新鬼，令人落淚的聯想太多了……
二〇一七年二月五日於悉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