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世人對畫家和書法家的作品，多加推崇，然而卻忽視其作品之所以流傳，少不了裱畫匠的功勛。中國歷來把畫師稱爲“家”，而裱畫師則隻能稱為“匠”，這是中國文化傳統“重儒家輕工匠”的不公，西畫有“畫之無框如將軍之赤膊”之説，以此類推，國畫倘無裝裱，其形骸和西畫之赤膊有何異哉？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揚幫裱畫大師嚴桂榮、嚴銀龍、嚴臻盛三代人的故事。
“集成齋”創始人嚴桂榮
三十餘年前，筆者由老領導上海文史館館長王國忠先生的介紹，認識了嚴桂榮，聽他講述揚幫裝裱的起源，裱畫界歷來有“京幫”、“廣幫”、“蘇幫”和“揚幫”之分，“京幫”大抵幹的是是幹宮中活，以奢華為主；“廣幫”擅長紅白喜事的裝裱，而文人畫則以“蘇幫”和“揚幫”的爲主。蘇幫佔地理優勢，明清兩朝以來，因蘇州附近的畫家衆星燦爛，裱畫師不愁沒活幹，逐漸出現以擅長裱新畫的行業；而揚州的畫家不及蘇州多，“揚幫”的裱畫者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隻得自己找米下鍋，於是出現了以修補舊畫爲主的“揚幫”，“揚幫”特色多，能挖款、補殘，甚至有做假畫的絕活，在技術上反而勝過了蘇幫，舉個不恰當的例子，猶如歷史上洛陽的盜墓賊，爲了謀生，他們發明了洛陽鏟，另有絕技，雖有些不齒，但為官府的專家所不及，平心靜氣說，這也是我們中華文化中的另類，歷史少不了這一章。
嚴桂榮十四歲拜揚幫裱畫大師潘德華爲師，就此從事裱畫行業七十餘年，其高技和榮譽，被“百度”讚之為“上海國寶級古畫裱畫大師”。在他七十餘年的裱畫行業裏，幾乎結識了那個時代的所有畫家，且不説他幫吳湖帆修補過許多吳大徵收藏的國寶、也不説他和收藏家錢鏡塘的私交，光説一件他受謝稚柳所托，修補“嶽陽樓圖”的故事，就足夠精彩。
文革剛結束，謝稚柳拿了兩張破殘不堪，明朝畫家的“嶽陽樓圖”和“黃鶴樓圖”，交給嚴桂榮說：“老嚴啊，這兩張圖隻有你能修復了，當國泰民安，政通人和，政府需要修復黃鶴樓和嶽陽樓時，就靠這些資料了。”嚴桂榮不負重托，將兩張舊畫修復如初。果然十幾年後，“嶽陽樓”和“黃鶴樓”，這兩張圖起了關鍵性的參考作用。
嚴桂榮曾跟我説，他四十年代幫張大千裝裱過石濤，是否真跡，他沒加説明，隻説五十年代張大千逗留香港時，聽説大陸的畫壇清淡，裱畫行沒有生意，要他去香港跟他裱畫。我采訪他時，他用純正的鎮江話說：“當時我有一大家人子要吃飯，老太婆不讓我走。”
他曾給我講過一件張大千的軼事，饒有趣味，我隨手記來。當年張大千和二哥張善子住在馬當路西成裏，嚴桂榮常去取畫，一次，看見張大千拿著一張菜單，正在發愁，原來他今天要請客，還有幾位學生來吃飯，而買菜的廚師病了。那時嚴桂榮年少機靈，接過單子，二話沒説就去幫著菜場買菜。那天張大千親自上竈，留下嚴桂榮飽嘗了一頓美味。
嚴桂榮手藝絕，脾氣絕，做人也倔，文革時，造反派知道他和名畫家交遊深廣，藏品浩多，於是要他戴罪立功，揭發別人。他信奉做人不能不講義氣，即使大難臨頭，也不能出賣朋友，在高壓下，他守口如瓶，既保護了朋友，又保住了自己的氣節。他和賴少其是至交，賴少其受磨難時，把女兒托孤給他，他兩家在逆境中相濡以沫，共度難關。
嚴桂榮長期從事裱畫修複事業，最著名的，是他成功地修復了唐摹王羲之的墨寳《上虞帖》、北宋名畫《柳燕圖》、五代徐熙《雪竹圖》、北宋董源《山水圖》等國家珍貴文物三百餘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他攜子嚴銀龍赴北京，為人民大會堂得上海廳裝裱謝稚柳、唐雲、陸儼少、王個簃等名人畫作，以紙裱取代布裱的方法，博得北京裱畫同行的嘉譽。
上世紀七十年代，謝稚柳發現王羲之《上虞帖》的唐代摹本，曾有宋微宗“內合同印”的印鈐，可惜時代久遠，僅見兩處黑斑，謝老找嚴桂榮商量解決辦法，嚴桂榮認爲黑斑可用火攻法處置。著手修復時，嚴老在古帖上仔細蓋上一層厚紙，再澆上秘製的液水，劃上火柴，頓時藍焰升騰，隨著火焰熄滅，頃刻間“內合同印”四字躍然紙上，觀者莫不嘆為奇觀。
“火攻”是嚴桂榮的絕技，“水淹”也是他的絕招。一九七八年故宮博物院的一幅宋畫《柳雁圖》，由於年代久遠，色彩暗淡，黴點斑斑。故宮博物院無法處理，隻好找嚴桂榮北上解決。嚴桂榮反復沉思，決定用“水淹法”攻剋，他叫助手抬來二十桶開水，十來條乾淨毛巾，在畫麵上覆蓋幾層紙和毛巾後，淋上自己調製的藥水，讓開水緩緩衝刷，眼見清水下去，黃水淌出，數日後黴斑盡消，色彩突現，觀者無不稱奇。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上海電視台曾播出嚴桂榮帶領兒子嚴銀龍，重複“火燒”和“水攻”的絕技節目，曾轟動書畫界，可惜此片在網上不曾找得，否則可以附在文後，讓讀者飽饗耳目。
嚴桂榮搶救修補的古代字畫的故事太多了，不是筆者拙鍵所能。
嚴桂榮先生於二〇一一年仙逝，此乃裱畫界之一大損失，欣慰的是他的衣鉢後繼有人——“集成齋”的第二代傳人嚴銀龍。
後起之秀嚴銀龍
我與嚴銀龍認識近半個世紀，比認識他老爸早。早年我幾次請他牽綫采訪他老爸。他説：“老頭子架子大，我介紹你去力道不足，要擺架子的，你和王館長熟，你叫王館長介紹，他力道比我足。”
王國忠先生是我少兒社的老社長，後來升任出版局長，江澤民當市長時調去上海文史館任館長，我請他介紹，當然是會賞麵子的。
果然有了王國忠館長的介紹，我和老先生成了忘年交。
嚴銀龍繼承父業，頗有父風，鑒定古畫，目光犀利，但爲人低調，從不在拍賣場出入，但冷眼旁觀，頗有見地。他屢次跟我談起書畫拍賣的現狀，他説改革開放後，書畫熱興起，但不少大佬，用上海坊間話說叫“阿五卵冒充金剛鑚”，把張大千、齊白石、徐悲鴻、劉海粟等現代畫家的作品抬到天價，我不是説這些名家的作品不好，我隻是説，舉牌者大多是錢多人傻，不懂歷史，知識淺薄，隻知道這些近現代人名，不知中國畫歷史，浩浩長河，宋元明清，佳作泱泱，經過歷代戰亂，文革劫難，所存無幾，幸存下的才是不可再生的瑰寶，偏偏在拍賣時屢遭冷落……我聞之，嘆曰：“高哉，隻有見多識廣的裱畫世家子弟才會有此見識。”
近年來畫壇新人輩出，個別野狐禪者，動輒以某大師門下嫡傳自居，其實他們連當年大師們的門檻高低都不知，卻大聲吹噓。
卻説上海玩字畫圈內的，六七十歲的人群中，和上海畫壇老一輩大師交結最廣的，非嚴銀龍莫屬。他從小在父親膝下，耳濡目染，獲得一手真傳，稍長，又受父親之命，穿梭大師家中，接送字畫，認識了不少名家，有件軼事，可堪美談。
嚴銀龍初出茅廬，經朋友介紹，為胡若思裱了幾張畫，畫裱罷，送到胡若思家中，胡反復檢視後問：“這是你裝裱的嗎？”
嚴答：“是的。”
胡若思贊賞道：“小夥子有出息，裱得好，你是跟誰學的？”
嚴答：“跟爸爸學的。”
胡若思問：“你爸爸是誰？”
嚴答：“嚴桂榮。”
胡若思聽罷，頓時臉綻笑容道：“哦，怪不得，我一看就知道，是揚幫風格。我哥哥老早就是開“青蓮閣”裱畫行的，也是揚幫。”
在他談到胡若思和張大千的師生關係時，胡若思自信道：“張大千有啥了不起，我可以跟他畫得一模一樣……”
筆者聼過好幾位大風堂同輩門人說，胡若思天資聰明，手筆不凡，可惜年輕時急功好利，一念之差，誤聽謠傳，趁張大千在北京被日本人扣押時，在上海造了一批假畫，開了一次“張大千遺作展覽”，就此觸怒老師，得不到張大千的原諒，被逐出大風堂門外。據傳，曹大鐵曾爲其在老師麵前説項，被張大千怒斥：“你再幫他説話，連你也逐出門去。”我親聞大風堂早期門生慕淩飛世伯説，一次他在李秋君的歐湘看老師作畫，門閽拿了一張名片進來，告曰：“張先生，有位客人説是你的門生，欲求見。”大千接過名片，慕淩飛看到名片上是胡若思的名字。張大千退還名片說：“我沒有這個學生。”
據説胡若思改革開放後去了加拿大，他的兒子是學篆刻的，很有功底，傳説前些年海外回歸的張大千贋品，皆出於該處……當然這是筆者的題外話了。
以後嚴銀龍和胡若思成了忘年交。
年輕朋友們聽我説起采訪老一輩大師，聼謦欬，受教益的故事，無不羨慕我生得逢時，有福氣，其實我和嚴銀龍比，隻是小巫見大巫。
嚴銀龍憑著家傳的好手藝，進入體製內，為國家做國禮，為政府佈禮堂，他的手藝幾乎博得上海所有老一輩畫家的肯首，結下了忘年交的友誼。評職稱那年，他拿了謝稚柳、唐雲等，一大堆老畫家的推薦信給職稱評定小組，負責人不等看完，就説凴你的水平，不用推薦，評高級工藝師是沒有有異議的，結果被評上“文博副研究員”和“高級工藝美術史”的職稱。
嚴銀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機管局工作三十六年，佈置了無數個大型會場，歷屆領導出國訪問贈送的國畫禮品，均出自他的裝裱，二〇〇一年，亞太經合組織的APEC會議在上海召開，於是上海十大飯店佈置國畫的裝裱任務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另外外交部還決定用現代名家的篆刻印章做一批手卷，作爲贈送各國到會的元首，這任務也落實到了嚴銀龍身上。因時間緊迫，他日以繼夜，趕製出一批精美的手卷。上海領導去北京向江澤民匯報工作時，老江展開手卷，用上海話稱贊；“生活做得勿錯！”
幾十年來嚴銀龍裱過的新舊古畫，多如恆沙，認識藏家無數，但他講究職業道德，重於操守，從不透露藏家隱私。他私下曾告訴我，拍賣場中有不少千萬級的名家字畫，是他裝裱的，但從不提藏家，隻是點到爲止。
前文説到賴少其落難時，將患病的女兒托孤給嚴桂榮，兼學裱畫，嚴賴兩家，交契深厚，以致賴少其過世，嚴銀龍前往幫助辦理喪事，賴夫人有病，嚴銀龍常去探望，視若家人，賴少其紀念館創辦，更有嚴銀龍去襄助。在這裏筆者透個秘密，賴少其見銀龍年輕聰明，幾次做月老，要給他介紹對象，但機緣不巧，均未成功，但最後嚴銀龍找了小鄒，竟是賴少其的潮州老鄉，賴老見了，笑說我算半個月老吧。我常羨慕銀龍有福氣，娶個潮州老婆，勤快樸實，相夫教子，賢惠顧家，還燒得一手好菜，銀龍出門，總是襯衫正裝，把他打扮得三青四綠，頭髮梳得一絲不亂，正應了一句寧波話：“家有賢妻，夫不吃淡。”
據我所知嚴銀龍為朋友修復了不少有難度的古畫，連一向持才傲物的嚴桂榮也曾對謝稚柳説：“我幾個兒子中，老二（銀龍在家排行）的生（幹）活最好！”
我深諳銀龍兄的脾氣和習性。他和父親一樣，有本事，有脾氣，但做人低調，不喜歡聲張，他繼承父親的真傳，能做絕活，可惜沒有他父親修復許多歷代名作的機會，這是機緣，沒有歷史條件，不是他不能爲之，這也是我多年來想寫他，擧筆維艱的困惑。
“集盛齋”老樹展新枝
二〇二二年，中央電視臺采訪了嚴銀龍父子，拍攝《非凡匠人》節目，嚴銀龍帶著兒子嚴臻盛出鏡，重現當年嚴桂榮帶領嚴銀龍，父子雙雙在上海電視臺出鏡的風采。時光推進，不過這次出鏡的是嚴銀龍和兒子嚴臻盛——
“集成齋”的第三代新人出場了。
嚴臻盛是嚴桂榮的寵孫，自小跟隨在爺爺和父親膝下，耳濡目染，心領意會，愛上了裝裱技藝。他大學畢業後，按理可以找一份優裕的白領工作，但不捨得百年的家族手藝在他這一代失傳，有誌繼承祖業。
嚴臻盛在讀大學時，就把自己的誌向告訴了爺爺。嚴桂榮聽後十分高興，說：“我的裝池叫‘集成齋’，意思是集天下裝裱技藝之大成，修復祖宗留下的殘破古畫，得以傳承，我給你的裝池取個名字叫‘集盛齋’，一則希望你把揚幫裝裱事業興盛起來；二則你的名字中有個‘盛’字……”
嚴桂榮在“火攻”和“水淹”法中所用的藥水，乃獨家配製，從不透露。學生問及，總是打哈哈，王顧左右而言他，這次他把一箱子汎黃的舊紙和破殘綾絹，交給孫子說：“這是我研究一輩子的‘火攻’、‘水淹’法，和識別歷代紙張和綾邊的知識，原本我這些東西要傳給你爸爸的，他裱新畫本事比我大，不買我賬，他認爲現在科學進步，老傳統不行，他受那個時代的教育，輕視老傳統。你們這代生逢盛世，老傳統復活了，你拿回去仔細琢磨，不懂就來問我，這是我們嚴家的看家絕技，不得外傳。”
嚴臻盛回家把東西給父親看。嚴銀龍看罷驚訝道：“老爺子都給你啦，我們這代人，時逢破四舊，揚幫裱畫沒有用途，你生逢盛世，好好繼承這套看家本領。”
一九〇八年，嚴臻盛在爺爺嚴桂榮和父親嚴銀龍的的張羅下，“集盛齋”裱池開張了，那時嚴桂榮雖然年高米壽，體力不支，但盡力出謀劃策，傾其一生技藝，傳承給孫子。開張前，嚴桂榮拿出一張早就請謝稚柳先生題好“集盛齋”堂號鏡片，銀龍父子見了都不由驚訝。銀龍問：“謝老謝世多年，你哪來的題詞？”
嚴桂榮道：“臻盛跟我學裱畫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將來會接我班，那時謝老年高，為防不測，我請他預先題好，以備後用。”
説到這裏，筆者又要插科，嚴桂榮不但手藝絕，對事物的判斷也很絕，有理財眼光。本世紀初我去拜望他，他曾跟我說，這次國家改革開放，是百年難逢的好機會，你有能力可以多買些房子，今後會漲價的。他懂得理財，所以剛改革開放時，我們隻有幾十元工資的時候，他在“文史館”裱畫班帶徒弟的時，已經是軟中華香煙扔在桌上，請大家隨便抽了。
回頭還說嚴家第三代“集盛齋”的故事。
去年我回國，銀龍和小鄒夫婦宴請我，特地把兒子也叫來作陪。我記憶中滿臉稚氣的小朋友，記得第一次回國時，曾送給他一輛玩具遙控汽車，一忽眼已經是一個成熟的裝裱專家了，跟他聊起畫壇的掌故時，他從歷代畫家的風格到各個朝代裝裱的特點，各種綾絹紙張的搭配，説得頭頭是道……聼小夥子娓娓道來，我眼前晃動的紅酒杯裏，彷佛幻現出一棵老樹，在它蒼老的枝幹上，長出一幹新枝，我輕輕放下酒杯，發出一聲“後生可畏”的感嘆。
嚴臻盛的“集盛齋”，已經開張十六年了，他手下修復的作品不計其數，我問他幹這一行的成就感時。他説，幹活時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每當完成一件作品，受到別人贊揚時，我則是如釋重負，慶幸自己沒有出錯，可見他工作時的認真。在談到裝裱行業的前途時，他有些悲觀，認爲學這門手藝的難度很高，人材的培養周期長，且由於現代建築和古代建築的迥異，中堂式的大件和軸桿式的裝裱已不適用，他正在探索適合現代居所的裝裱款式……
嚴氏家族三代的揚幫裱畫，在技術上對現代裝裱事業的貢獻為：第一代嚴桂榮，他修復的古字畫，都是以水墨和中國畫顔料爲主，他有手藝，但缺少理論；到了第二代嚴銀龍，由於油質顔料的應用，給傳統裱畫帶來新的挑戰，他苦心攻剋，終於在修復賴少其紀念館的幾十幅版畫中獲得成功；到了第三代嚴臻盛一代，他受過係統教育，有文化能總結理論。我堅信近百年的嚴氏揚幫裝池，一定會發揚廣大。
敲鍵至此，筆者突然想起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他們世代相傳，有些行業還出現十幾代人專做一件事，最著名的“月山家族”是大阪的一個製刀世家，祖孫六代不斷雄霸製刀界，擁有“人間國寶”的美譽；在神戶有個岡野河野的家族，幾百年來，家族中的每一代人，一生中隻專注做好一件事——修補很髒很破爛的舊書。據説這樣的工匠家族，在日本有數百家之多， 兩相對比，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每個國人沉思。
行文至此，作爲老伯伯的我要多一句話，嚴臻盛年過三十，脾氣溫和，手藝卓越，外表俊秀，但整天埋頭工作，無暇考慮婚事，讓銀龍夫婦十分著急，希望有熱心人，多加關注，幫他找一個賢內助，讓他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後 記
這是我近年來最難落筆的文章，因爲我和銀龍兄相交近半個世紀，太熟悉他們家了。用我熟知的故事說，張大千一生畫人物無數，我見過他繪製的人像，有成都“賁園”主人嚴獨峰：和曹逸如世伯的先君，因爲他們都是自己朋友和學生的父親；他畫的仕女有張目寒的太太紫娣、李順華的太太蔣雪梅，都是朋友和學生的親人，不是他的親近之人。他沒有畫自己最親近的母親曾太夫人、二哥張善子，也沒有畫愛妻徐雯波……晚年時，他的好友侯北人先生問他爲什麽？他説最熟悉的人最難畫。
是啊，最熟悉的人最難畫，最熟悉的人最難寫。
噫嘻，寫得不好，就算我文責自負吧！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於食薇齋北窗冬日陽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