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領導的美國人

難領導的美國人

自由散漫慣了的美國人是極難領導的。

上周六陪女兒去和她的玩伴約會（play date），反常的大冷天裏，幾個孩子在院子裏玩得是熱火朝天，不一會兒都紛紛把穿的厚外套脫了。我們幾個媽媽在開著暖氣的房裏聊天，因了孩子們出出進進地開門，還覺得冷風嗖嗖的。 從天氣聊到今年的嚴重豬流感，從流感聊到孩子們馬上要打的流感疫苗。兩個媽媽不約而同地說她們都不會讓孩子去打豬流感疫苗，說的同時，倆人的眼光齊刷刷地轉向我，問我怎麽決定的。我平平淡淡地說我會讓孩子在學校打的，眼前看到的就是兩個媽媽高高挑起的眉毛，耳邊聽到的是她們迫不及待的問題：“你為什麽想給孩子打？”

這事兒要換了是在中國，我想大概會是我急急地問：“你為什麽不想給孩子打？”

美國學校每年的流感疫苗是政府出錢免費給孩子打的，這幾年科技更先進了，改噴霧的，比打針要貴，很受孩子的歡迎。學校在給疫苗之前，是給每個孩子家送一個表格。家長同意簽了名，學校才會給孩子注射或噴霧。每年，都有孩子的家長選擇不讓孩子打疫苗。原因多種，對疫苗的有效性有懷疑，對疫苗的副作用更擔心，等等。還有一個，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

我對其他的媽媽說了我讓孩子打的理由。我自己曾經是學藥理的，對疫苗的原理了解的應該還算透徹。盡管我的孩子一個今年八成是已得過了豬流感，體內有了抗體；盡管疫苗的預測非常的不準確；盡管打了會有幾率很小的嚴重副作用的可能，但我還是覺得打了疫苗更保險些（注１）。那倆個媽媽也說了她們做出不打決定的原因：政府這麽急三火四地生產疫苗，質量保證嗎？有沒有真的象政府保證的那樣副作用比例很小？孩子前些日子基本上都病過了，沒必要再打了。

簡而言之一句話，我幹嘛要相信政府說的？

奧巴馬當總統，頭等大事就是美國積重難返的醫保改革。困難重重裏還多一樣，得對付普通美國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尤其是保守的右翼人士。我的同事麥克就對我說：“政府憑什麽非得強迫我買醫療保險？！保不保是我自個兒的事！我就是討厭政府讓我幹這個，幹那個。”我沒有正麵和他爭論，但是我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我為什麽支持強製性醫保。我的一個朋友，沒有買醫保，不幸得了晚期癌症。在他生前和疾病搏鬥的兩年，醫院給他手術、化療、放療，基本上沒收他什麽錢。這些都是昂貴治療的錢（一枝化療的針劑是６０００美元哪！）哪兒來的？你我這些納稅人。

這種對政府的強烈懷疑和不信任，讓我媽媽那一代過去幾乎從吃、住、穿、用都被政府包辦了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難以想象。媽媽打電話時說她看了有關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報道，覺得政府保障最基本的醫療很不錯啊，為什麽美國人不願意呢？

追究美國的曆史，可以窺見一斑。

１７７３年，引發美國革命的波士頓反茶葉稅運動（Boston Tea Party），是在麻州的美國人和當時管轄他們的英國政府對著幹，抗拒英政府強加的茶葉稅而把三艘裝滿加過稅的茶葉銷毀在波士頓港灣的事件。兩年後，還是在波士頓附近，美國革命戰爭爆發。
現代的越南戰爭，尼克鬆的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出私人醜聞的克林頓，伊拉克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凡此種種，都讓美國人對自己選出來的政府以及政府官員一百個不信任，總是帶著懷疑的態度和眼光對政府做的事打著一個個大問號。

而正是這種懷疑的態度，也給了政府某種程度上的權力約束。使其不能過分地違反民意，使其不得不在不信任的目光下加倍努力以博取民眾的支持。

有個現象一直讓我感覺到中美巨大的反差。自然災害過後，各國政府積極或是不積極，有效或是不盡人意都會救災。中國電視上常常看到的是被救的災民，握著探訪的領導的手，老淚縱橫，說不盡的感激；美國電視上常常看到的是被救的災民對著來訪的政客質問連連：救災不得力，物質不到位，你們這些民選的官都是幹嘛吃的！當年的布什總統就因為媒體和克翠那台風災民的強烈不滿不得不把他前天還拍著肩膀表揚的聯邦救災署的官員給撤了。

隻是，在我看來，這種對政府的不信任也是個雙刃劍。象醫保這種事關家家戶戶生活健康的改革，因此也走得格外的步履艱難。

崇尚自由獨立的美國人，實在是難領導！


注１：兩天後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報道就讓我對疫苗的信心更多了些。報道說，今年由於美國疾病預防中心太匆忙發令不再對流感患者確切測試是否豬流感，很多被當作豬流感治療的人可能就是普通感冒或是普通流感。而這些人很可能會自認為有了免疫的抗體而不再去打豬流感疫苗了，這種錯覺會對社會有一定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