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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煒的《張愛玲傳》

(2014-05-29 07:13:21) 下一個

 


今天去了溫莎街的Toxteth圖書館。這是利物浦唯一一家中文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以前常來,對這裏一直很熟悉。可是沒想到這幾年沒怎麽來,變化還挺大的。雖然外表沒什麽改變,但裏麵裝修一新。雖然沒見增加多少圖書,但電腦全部煥然一新,而且占去了一大半麵積。這都不說,以前樓上沒有開放,現在改建成了單獨隔開的閱讀卡座。我沒有上去體驗,但想象著坐在那看書肯定很容易入境。

之所以到這裏來是因為想找一本書,《張愛玲傳》。是一位叫宋明煒的作者所寫。很多年前我從這裏借閱,還做了詳細的筆記。不過說實話,我並沒有抱多大希望,畢竟這麽多年過去了,怎麽也有七八年了。而且我知道這裏的中文書大多都是孤本。

我順著書架一排排望過去,發現這裏的藏書幾乎沒怎麽變化,還是原來的那些老書。那本我當年借了又還,還了又借的《告別革命》居然還依然站在那裏。心裏莫名地有點感動,像是遇見了多年未見得老朋友。雖然我無意再讀它,我還是把它取下來,握在手裏翻了翻,算是和老朋友握握手吧。就在這時見到一位老熟人,她現在在這裏工作。喜出望外之餘,我告訴她想找找那本書。她立刻就說有印象,並且很快就幫我找到了。政府沒錢,這幾年就沒進什麽新書,她告訴我。看來還真是。
就是這本書了,我還記得封麵的樣子。翻開看看,豎行,繁體字,台灣出版,在第四十八頁,我甚至依稀看到了我用鉛筆做的記號。除了這本書,我又借了兩本村上春樹的小說,雖說一次可以借八本,好像還增加到了十本,但我也不想多拿,畢竟沒有開車來。

也就是這本書,我這幾年時時會想起它。如果不是它,我就不會去了解張愛玲,就不會對張愛玲產生興趣。而這位作者卻是一位當年隻有二十四歲的小夥子。如今想起來都覺的不可思議。可見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洞察不是用年紀來衡量的。後來我看到過這位作者對自己作品的批評,認為自己寫了一本不合格的傳記。可是我卻不這麽看。這本書的每一章節後麵都列了清楚的參考書目和出處,這起碼可以看到作者雖然年輕但也不是妄為而行的。當年我之所以喜歡這本書,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作者不是像有些傳記作家,不帶情感地,貌似客觀,幹巴巴地敘述羅列有限的史料,寫出一堆時間和事件混搭的年鑒而已。他是憑借這他對張愛玲的熱愛和理解,盡可能地走進對方的心裏,像朋友一樣地分析解讀所有一切發生在張愛玲身上的故事。
也許就是因為如此,他會遭到同行的詬病。可我不以為然。當然太主觀的對當事人的揣測和過度解析也是我所討厭的,但是本書作者宋明煒絕對不是這樣。我非常讚同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觀點,要用講故事的形式和優美的語言來處理史料。至少在之後的這麽多年,我幾乎看完了張愛玲所有的作品,我以為宋明煒對張愛玲的解讀百分之六七都是合情合理的。好的評論一定是要建立在好的理解基礎上的。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理解那是要靠緣分的,百分之六十的緣分,百分之二十的了解,百分之二十的人生經曆。而宋明煒是在幾乎沒有什麽人生經曆的時候寫出了這本書。

今天我想把它再讀一遍,是想檢測一下,當年因為它我開始了接近張愛玲,如今已經讀完了幾乎所有的張小說隨筆,尤其是是她顛覆性的《小團圓》之後的我,還能像以前一樣認可這本一九九六年,十八年前完成的書稿嗎?這麽多年過去了,它可經受住了這時間的考驗?

附上宋明煒簡曆和當年出版書時的感言:

宋明煒: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的後記

宋明煒,1972年生於濟南,曾先後在山東大學、複旦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博士學位。現任夏威夷大學東亞係助理教授,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比較文學、小說理論、電影理論與批評。著有《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台北業強,1996;上海文藝,1998)、《二十世紀的文學藝術明珠》(海南,1999),參與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複旦,1999)。近年來發表的理論與批評文章,收入論文集《批評與想象》一書(即出)。

大約是六年以前,我讀了一本《半生緣》。是從母親一個朋友那裏借來的,記得是一本紙頁打卷、發黃,很破舊的書,拿在手上就立刻能想象出它曾經輾轉過多少雙手的傳遞與翻讀。那時候,我正在讀高中二年級,對張愛玲這個名字還感到十分陌生,心裏以為是瓊瑤、廖輝英的同時代人,預想中也是相近的風格,於是就在不經意中揣著這本《半生緣》上了一輛穿越半個城市的公共汽車。那是在一九九○年嚴寒中的一月,我早已養成擠在汽車上讀小說的習慣,站在晃動的車廂裏眼前的字也在晃動,但是曼楨和世鈞卻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永久的形象。那時我還不知道“浮世的悲哀”這個說法,但我的心中卻被一種奇異的感覺揪得緊緊的,曼楨的遭遇讓我感到實在太淒涼,不隻是同情於一個小說人物虛擬的命運,而是仿佛突然看到了整個人生中的陰慘與絕望。這本書讓我難受了很長時間,後來我又重讀過多遍,淒涼的感覺一次比一次來得要強烈。可以說是《半生緣》使我牢牢地記住了張愛玲:一個能把人生寫得如此冷酷的女作家。

後來又過了兩年,我在大學裏讀中文係一年級的課程,有一段時間整天捧著與課業相關的作品,或是津津有味或是心不在焉地讀著。那時讀的小說有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卻實在很少,但我清楚地記得讀完張愛玲《沉香屑 第一爐香》的那個上午。那是在一間寬闊明亮的階梯教室裏,巨大的房間裏稀疏地坐了幾十個學生,是一堂枯燥乏味的選修課。我坐在最後一排的椅子上,絲毫沒有聽進老師在講的內容,完全沉浸在了葛薇龍陰鬱的人生故事中。掩卷之後,我看著課桌上一小片淡黃色的陽光,再回想書中的人物和情節,感到仿佛是做了一個很不舒服的噩夢。我的心裏有一種驚栗:人生何以會是這樣的虛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這種不舒服的感覺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氣讀完了那本書中收錄的六篇張愛玲的小說,又繼續去讀所能找到的她的任何一篇文章。不久以後,我在校門口的書攤上買到了四卷本的《張愛玲文集》,又得以痛痛快快地把她的作品再仔細地讀了一遍。那種噩夢般的恐怖更深地襲進了我的心中。憑著一時衝動,我當時就在心中暗暗地許了一個心願:將來我一定要為這個女作家寫一本書。後來我對一位尊敬的長輩說起了這個心願,他問我到底為什麽想要這樣做,我回答說:我就是對張愛玲的人生感到好奇,其中我最想弄明白的一點是,究竟是怎樣的經曆使她在作品裏把人生寫得如此絕望。年少輕狂的我卻也知道,這多半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此後的幾年中,雖然在不斷地讀張愛玲的書,經常試圖解決心中的疑問,但是興趣卻始終止於閱讀,思考也僅僅止於惘然。

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在上海見到陳思和老師,我的這個夢想才終於有機會變成了現實。從那時候起,我真正開始為寫一本《張愛玲傳》做準備。正式動筆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一九九六年四月完成初稿,其間雖然也有課業與其他一些事情的幹擾,但是我整日都在牽掛的卻一直是這本書的寫作。幾個月前,我為這本書的台灣版寫過一篇簡短後記,其中有兩段談到了寫作中的感受,現在我把它抄錄在這裏:  過去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裏,我在觀望另一個人的生命,看到她的生,看到她在人世間浮沉的開始,看到她生存中的歡樂與悲哀,看到她絕望的心,看到她從人世中的遁出,看到她的死;這樣一種觀望,似乎應該令人忘記自己,完全沉浸在另一個人的生命長河中,應該是一種沉醉,但是在事實上,在這沉醉之上,我感到一種心痛,在另外一個人的生命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生,看到了自己在人世間浮沉的開始,看到了自己生存中的歡樂與悲哀,也看到了自己的心——這樣一種觀望,其實是需要把整個生命投入進去的,麵對著另外一個人的生命,去觀望、沉思,最後遇到的應該還是自己的心靈,最終麵對的應該還是自己的生命。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一點點的感到了這種觀望的沉重,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另一個生命,在另一個人的生命史中發現自己的生命。

這些當然都是實話。我心裏想著那個令我困頓的問題,開始寫張愛玲的人生故事,但在這過程中,常常也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這部二十多萬字的書稿完成後,我實際上是完成了一次對個人生命的認知。

然而當我最近又一次通讀全書之後,書稿剛完成時的興奮卻被一種沉重的心情所取代了。探尋張愛玲心靈的真相,重現她人生際遇中的陰暗麵,用她的生平闡釋她作品中的意義,這是寫作時的初衷,但要在此基礎上展開她的心靈史,我有時不得不采取以心寫心的方法,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染上了我個人強烈的主觀色彩。盡管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想要重現一個客觀真實的張愛玲,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隻能夠在根據可信材料的基礎上寫出一個我心目中的張愛玲,然而我的心裏還是有一種惶惑,尤其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很可能在我講述的張愛玲的人生故事中有過於主觀化的傾向,而礙於我思想的淺薄和學術視野的狹仄,這種主觀的傾向經常就變成了一種主觀的局限。事實上,直到我寫完全書最後一句話,我仍然沒有把握斷言,我已經了卻了我的心願,已經能夠理解張愛玲的心靈。張愛玲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一個複雜的存在,是一個多麵立體的人物,但是從我一己的視角出發,顯然在很多地方或無意或被迫地把複雜歸於簡單,削弱了多麵中的豐富性。想到這裏,就使我特別地感到惶恐;我自己心裏明白,這是一本存有很多缺陷的很不成熟的書稿。

但是在我的心中還有很多難忘的記憶:擠在公共汽車上沉醉於《半生緣》的癡迷心境,在上海初次學著搜集資料忙得焦頭爛額的困窘處境,從早到晚坐在電腦前冥思苦想的艱難時日。並且我還記得張愛玲為天風版小說集寫的一篇序言,印象最深的是這一句話:“內容我自己看看,實在有些惶愧,但是我總認為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寫的,可惜被我寫壞了。”由此我想起了自己,這本書很可能是寫壞了,但是我知道,張愛玲的人生確實是很值得去認知的。有許多種原因造就了她獨特的心靈,使其成為現代人焦慮與絕望心理發展到極致的縮影;通過張愛玲,或許能夠懂得很多事情,特別是在一個人真正感受到虛無感彌漫在心中,無為的痛苦咬齧著心口的創傷的時候。而我在成長的過程中,尤其是近一兩年裏特別強烈地有過這種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在這本書中寫出了這種人生中的虛無。我始終深信,人隻有真誠地寫作,才能獲得最好的收獲。事實上,真正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直麵個體生命中的痛苦,這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情。或許我能告慰自己的是:不管怎樣,我真正為這本書的寫作付出了真誠的努力,這部張愛玲的人生故事中正凝聚著我自己的許多心血。

基於這一點,盡管我知道這並不是一本成功的傳記,但在心裏仍有一種十分珍愛的感覺。

(《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 宋明煒著 台灣業強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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