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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國政府的要害部門和一些把握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企業,諸如石油,軍火,電力,船運,海關以及金融產業,其主要領軍人物多半是高幹子弟的所謂官二代。這說起來也沒什麽不對,老子們打下的江山讓兒孫們坐這也還算是中國的傳統之一,天經地義。何況這些能做到高位的人也是經過了方方麵麵的考驗,大浪淘沙般的一次次篩選留下的精英人才。我想,秦曉應該也算是他們其中的一個。
秦曉的父親是秦力生(原中科院黨組副書記),他出生的時候,王震的夫人送了他母親100個雞蛋。
後來西城區糾察隊被中央文革小組取締,作為聯動的頭目秦曉和孔丹都被關進了監獄。當然他們這些紅色貴族子弟很快就放了出來,然後把他們送到廣闊天地煉紅心去了。秦曉被送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草原,在那裏,他開始了學習思考。
他一邊學習蒙語,牧馬,一邊給他的朋友們寫信,不斷地引用羅曼羅蘭說的一句話:“一個人從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滿了各種謊言,他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嘔吐,把這些謊言都吐出來。”他意識到他們這一代人可能將麵臨一個與他們的父輩完全不同的世界。
後來的路和大多是高幹子弟都差不多,當工農兵學員進了山西礦業學院,畢業後回到北京。給宋任窮當過秘書,到石油部國際司當過副司長,但沒有繼續從政,轉到中信作王軍的副手。1997年秦曉開始到劍橋大學讀博士,到2005年獲得博士學位,與此同時,他在2001年被中央組織部派到了招商局當董事長,直到2010年退休。
毫無疑問,他的業績是輝煌的,這在網上一查一目了然,對他的評價也是毀譽參半。(最極端的惡評大多來自烏有之鄉),但這些都不是我看重的,也不是突顯他的地方。秦曉的了不起在於作為體製內“企業管理者”(秦曉自詡),現有體製的最大獲益者,他卻一直在反思,對文化大革命,對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意識形態,對改革開放以來所謂的中國特色中國模式,對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現有體製,等等。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麽要以黨代政,為什麽需要一個強勢政府,為什麽對要素價格要管製,為什麽事務官,國企領導要政府任命,為什麽土地不能私有化,產權不能私有化……?
他不遺餘力地,甚至在他退休以後全力以赴地要做的是就是做一名啟蒙呼喚者。他呼喚社會認同普世價值,告訴人們現代化是物質的而現代性是價值觀念。他說得多好啊,這也就是為什麽如今中國人富了,中國,至少在北京上海深圳,現代化程度已經和世界發達國家無異(大體上說),但人們並不在意個體的尊嚴,思想的自由,並沒有多少人具有公民意識,即:人們既不知道什麽是自己的權力,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力,也不知什麽而且如何盡一個公民的義務。老百姓習慣於,滿足於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這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亙古不變的人生理想。而當政者一旦做到了這些必然得到擁戴。這也難怪,多災多難的中國人,尤其是這樣一個有十三億的人口的國家,做到這樣也確實不易。但是這難道就夠了嗎?當然不夠!缺乏公民意識的民眾,沒有製度保證的太平盛世是脆弱的,任何的危機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動亂,秦曉看到了這一點,當然我想許許多多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這也就是為什麽那麽多的官員,企業家,有點錢就把老婆兒女移民到國外。沒有安全感,這是大多數人的想法。
不知不覺移居蘇州也已經是兩年,剛來時的許多不適也漸漸淡忘,一切都見怪不怪了。但中國的問題有目共睹,浮華的高度發展的外表隱藏不了製度造成的種種弊端和隱患。先搞體製改革再發展經濟,或者先發展經濟後搞體製改革,條條路通羅馬,怎麽都行,但體製與經濟製度的不般配,從而產生的問題總是擺在那的,不會自行消失。到底需要有人你能拿出魄力來麵對。也許,如今有許許多多的秦曉都在為之努力,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先從不同層麵的啟蒙開始,讓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普世價值的重要性,讓人們有更高一層的訴求,從而督促執政者加快改革的決心和步伐。
革命不可能真正的解決人類的社會問題,再來一百次文化革命那樣簡單的暴力也不可能消除腐敗,這一點有點腦子的人都能看明白。那麽我們該怎麽辦呢?我想至少有秦曉之流,有這樣一些人在反思,在思考不是件壞事。從他的訪談報道看,(見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5期44頁)我覺得他是有大情懷的人。也許從他們的努力開始,能給中國的將來多探尋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