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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之後的思索
一轉眼“六四”就過去二十年了。二十年，當年的青年學生都已步入中年，就是當年出生的嬰兒如今也成了青年，可是這件事在中國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二十年後的今天，一切都可以說是今非昔比，無論是哪一方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禁的現在都不禁了，唯獨這件事還是一個禁區。可是禁來禁去還是禁不住大家腦子裏會想。二十年過去了，但凡是中國人，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誰能忘記呢？誰能沒有看法呢？不管他的看法是什麽，是對是錯，是有利於政府還是有損於政府，它都在人們心裏憋著呢。無論如何這是一段誰也抹不去的曆史，已經成為了我們這些三十五歲以上還活著的人們的集體記憶。
昨天我在網上看了一部ITVS拍攝的文獻片“天安門“。這是我二十年以來第一次這樣完整地看完了整個事件的始末，冷靜的，不再憤怒不再傷痛的。
說實話，早在二十年前，我就不讚成學生這樣在天安門鬧事。自從文化革命以來，任何形式的群眾運動都會讓我聯想到紅衛兵，想到武鬥，想到打砸搶，想到群情激奮的人群，失控的局麵……。當然學生年輕氣盛，社會上的不公正的問題激發起他們的一片正義之心，走上街頭呼籲民眾，用這樣一種途徑引起官方的重視，這肯定也是一種表達訴求的方式方法，但隨後怎樣與政府交涉怎樣達到目的怎樣結束卻是需要高超的的智慧和技巧的。我相信當這些學生們走上街頭，湧向天安門時，他們大多數都決不會想得到這樣的結果。
而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都是受共產黨教育出來的，都隻會用一種思維方式思考，都隻會用同一種行為做事。我們口裏高喊民主，卻不知民主為何物，我們要求政府這樣那樣，卻不知我們訴求的真正含義在那裏。這就正如影片裏一位先生所說，（我沒記住名字）這就像一個被自己父親教育出來的孩子不滿父親的專製而起來造反，他用父親的手段打倒了父親，然後再沿用父親的專製實行他的統治，直到有一天不滿他的兒子又把他打倒。起義，革命，暴力，推翻，打倒然後再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實 我們的腦子裏翻遍所有角落都難找民主二字。
在這文獻片中我非常注意柴玲的片斷，因為當時她是天安門廣場上最堅定的堅持派。在五月二十幾日，戒嚴令發布後，她主動找到美國一位記者要求被采訪。她說（大意）她知道這次運動一定會失敗，知道政府一定不會妥協，甚至知道政府很可能會采取極端手段，但是，她說，我們就是要堅持，就是要激怒政府，要鬥爭就要流血，我們要用流血來喚醒民眾……雲雲。這是多麽熟悉的台詞，我們這一代人大概都不能會覺得陌生。一百多年前，譚嗣同就義前就是這樣說的，所不同的是，譚嗣同是用自己的血，而柴玲卻是想用別人的血！而最不能容忍的是，她逃之夭夭後，卻在境外繼續撒謊，（我當時也是被她欺騙的人群之一）繼續煽動，欺騙全世界所有同情學生，同情手無寸鐵的被鎮壓的人們。她利用了我們這些不明真相卻願意相信這樣謊言的人！（注：六月四日淩晨，最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三千多人中並沒有她。）
仔細想想，我們這些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再算上那些解放時十歲左右的孩子，能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多少呢？我們這些已經五六七十歲的人都經曆過毛的時代，都經曆過全國就隻有一個大腦的年代。我們每個人都不需要思考，一想就準惹麻煩，一思考就完蛋。等到我們能想點事了，想來想去也還是逃不出“革命”兩個字。這也難怪，翻開中國曆史，那一個朝代不是起來造反革命推翻來推翻另一個朝代，哪一次革命不是屍體堆成山血流成河？一次次的革命一次次的推翻讓我們隻記住了一個道理，那就是砸爛一個舊世界才能建立一個新世界。可是我們真的就隻有這樣一條路可走嗎？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最懂得中庸之道，最不願意惹是生非的，在很多老外眼中最缺乏公益意識的中國人為什麽卻總是以造反革命為榮，並且信奉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呢？！
六四事件過去二十年了，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想想怎樣來告別革命，怎樣來用一種理性的改良的法律的手段逐步讓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製度更加完善更加公正呢？我不懂政治，也不大想得出如何運用政治手段達到目的，但至少我可以想想如何讓自己和你周圍的人不要被任何宣傳蠱惑所左右，如何讓自己學會，並且提醒年輕人識別別有用心的政治騙子。文獻片裏的一位先生說得好，我們中國人不是缺乏美好的理想，不是沒有對平等自由的追求，我們的問題是至今也沒有找到一條適當的路。但是我願意相信隨著經濟與政治製度的不斷互動與改進，隨著國民素質的提高，古老的中國早晚有一天會翻開這嶄新的一頁。
你好啊，白開水，見到你真高興！謝謝你的點評，讓我們一起告別革命吧。
說起來她（柴玲）也不過是個二十幾歲的人，但她畢竟是研究生，比本科生年長幾歲。如果她自己也糊塗，隻是被激情驅使，還有情可原，可是她知道，她意識到了要發生的鎮壓，卻把千百萬學生當成誘餌……她可恥！隻能這麽說，沒辦法。
對不起了，若有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