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主義過度到資本主義的國家,人民是否感覺更幸福?美國著名人口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的最新研究顯示,決定人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生活水平、家庭生活、健康和工作;過度時期的人們,在失業率、離婚率上升等因素下,反而比社會主義時代還要不滿。
伊斯特林即將在2009年8月號《經濟行為與組織期刊》中發表的研究,更深入探討了幸福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以及經濟因素在主觀幸福感的標準上是否比政治改革來得重要。
伊斯特林為南加大(USC)經濟學教授,他曾提出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此悖論顯示:收入增加並不一定導致幸福感增加。伊斯特林指出,雖然在收入達到某一程度之前,幸福感會隨之增長,但過了這一程度後,兩者的關係不明顯,伊斯特林的論點大大挑戰了西方經濟學“財富增加導致幸福感增加”的觀點。
美國著名人口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伊斯特林個人網站)
在最新的研究中,伊斯特林對多維社表示,證據顯示,戲劇性的政治改變可能會暫時影響幸福感,但決定人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還是生活水平、家庭生活、健康和工作。
伊斯特林評估了13個共產主義集團國家的生活滿意度,他指出,第一次對這些國家進行大規模調查是在1989年,當時要求每個國家的抽樣代表以1(最不滿意)到10(最滿意)的分數來評估自己的生活滿意度。
“警察國家的瓦解和許多過度國家在政治與公民權上的擴大,可能被視為能夠提升生活滿意度。”但研究顯示,“不利的經濟與社會情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勝過政治因素。”
研究發現,鐵幕崩落後的整體滿意度,反而與民主這個因素有些微的負向關係,換句話說,民主與滿意度不太有關係,這個發現反駁了部分學者的觀點,這些學者認為,在這幾個國家中,民主讓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增加。
“有證據顯示,當被問及他們的幸福感從何而來時,人們很少提及政治情況,他們關心的是那些影響生活、家庭和健康的主要因素。”
伊斯特林對多維社說,在民主是否增加幸福感這方麵的證據很有限,因此有關“真實世界情況”的概念也很缺乏,他的研究便是希望對此議題有更多貢獻,但研究涉及的議題非常大,他的研究隻是一個開始。
研究另顯示,當國家從社會主義過度到資本主義時,對工作、孩童照顧和健康的滿意度都有顯著下降,在社會壓力方麵,例如離婚率、自殺率和本地犯罪率上反而有顯著的上升,酗酒者和毒品使用者也增加了。
收入增加讓幸福感也增加?
不過,在前蘇聯瓦解後,人們在某個部分確實滿意多了,那便是物質環境,包括生活水平、取得物品的便利性和整體狀況。人們對物質生活改善後所提升的滿意度,比在工作安全、健康和孩童照顧上所失去的滿意度還要大。
生活滿意度的個人差異在前蘇聯解體後更加明顯,特別是在年齡和教育兩點上。30歲以上的人,已在社會主義體製下建立起自己的事業,比起年輕人,這些人更有可能對資本主義的生活不滿。老一輩的人也會麵對養老金縮減以及失業率上升的困境。至於男性與女性,在生活滿意度上的下降幅度差不多。
伊斯特林對多維社說,此份研究分析的國家不包括中國,但其他證據顯示,中國也有類似情況。
“我在研究中指出,另一個過度國家中國,也許為這份研究提供了額外的支持證據。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報告成長驚人,但人民幸福感沒有增加。”
伊斯特林的研究指出,2004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是1990年的三倍,盡管有這樣空前的成長,這個時期人民的生活滿意度仍舊下降。雖然中國並不像歐洲國家經曆了嚴重的經濟衰落,但幾個歐洲過度時期出現的現象也在中國出現,尤其是失業、社會不均的擴大、社會安全網的瓦解,這些可能在中國與歐洲都一樣是拖累生活滿意度的因素。
伊斯特林表示,他的研究顯示,即使13個國家的生活滿意度已在1999年時回升,但即使到了2005年,都還沒回複到過度期之前的水平,到這個時候,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加了25%。
至於到底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伊斯特林對多維社說:“還沒有足夠的研究能在這個問題上下定論。不過,我認為若要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做一個黑或白的區分是不可能的,對於兩種體製下決定幸福感的因素,或是兩種體製帶來的益處,都還有很多需研究的地方。”
伊斯特林是最早對主觀幸福感進行理論研究的當代經濟學家,伊斯特林為國家科學院與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雙院士,美國人口協會、經濟曆史學會前會長,著有《生育率革命:一種供求分析》、《是否需要對不發達狀況進行曆史的研究》、《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