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綁十字架20年 “遺忘”或是“次優選擇”

戴晴女士最近直言，是激進學生害了趙紫陽，使悲劇最終不可避免，“鄧小平本來也不願使用武力”。身為當年事件的當事人之一，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包袱，戴女士依然直言不諱，不能不令人敬佩其直麵真相的勇氣。畢竟，在海外特定的輿場中，批評八九運動就像批評某某功一樣，似乎早已成為話語禁區。激進學生害了趙紫陽，這種結論其實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同樣的邏輯，已經在類似事件中屢屢上演。具體說，趙紫陽就像蘇東劇變中的戈爾巴喬夫，他本來隻想利用民主派（對趙而言是廣場群眾）的力量，真正掌握國家最高權力，重新安排政治架構。沒想到，自己的行為卻養肥了一批葉利欽——廣場學生領袖。最近，就趙紫陽出新書一事，操作者鮑彤之子對媒體有個講話，講話頗見功力，於細微之處見真功夫。他說，八九之所以釀成慘劇，乃是趙李權爭的結果。注意，他說的是趙李權爭，而不是鄧趙權爭——趙李權爭，意味著是李在要權，主動性責任在李；鄧趙權爭，則是趙要權，主動性責任在趙。廣場學生領袖們的目的，與趙紫陽是不一樣的。就像前蘇的葉利欽一樣，他們要的是推翻整個政權，重起爐灶，自己成為“開國元勳”，趙紫陽也隻是他們暫時“統戰”聯合的對象而已。如果運動能夠順利進行，並且最終由學生領袖主導，趙本人可能也會被歸入“掀翻”之列，就像後來葉利欽“逼退”戈爾巴喬夫一樣。實際上，八九運動前期，趙本人就在聲討名單上，隻是後來有人傳出“趙支持學生”的內幕，趙的公開態度也證明了這一點，才讓尚處於弱勢的學生感受到某種最稀缺的支持，態度為之一變。但是，這種暫時的態度變化，並不能彌合根本性的目標分歧，隻不過當時的情勢還沒有給這種分歧以適於表現的機會而已——戈爾巴喬夫曾給予前蘇聯的民主派包括葉利欽本人多大的支持和幫助嗬，還不是照樣被掀翻了？一旦相對於共同對手的勝負已定，進入最後的“收官”階段，八九廣場上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就可能勢不兩立。正因為隻是暫時的相互利用，而不是學生領袖們受寵若驚奉趙為主，所以學生領袖對趙的處境毫不顧忌，在趙身邊人傳話要學生退一步時，毫不讓步，讓趙陷入一種豁出去後卻一拳打在空洞處的尷尬境地。趙的判斷失誤在於：他以為與他有所聯係，被學生們口口聲聲尊為“老師”的知識精英能夠掌握學生（應該是這些眼高手低的精英們的自視過高乃至自吹自擂，給了趙或鮑彤這種印象），拳頭打出去後就收不回來了。不妨設想事態的另一種進程：如果在趙“亞行講話”後學生們應聲而退，趙的威望將達到何等高度？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氣候下，趙將成為1976年中的鄧小平，而鄧則淪為華國鋒。趙的想法本來成功的機會並不小，因為廣場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不知道，此時此刻應作何抉擇。趙當時沒有弄明白的隻是，群眾運動並不必然遵循理性。所以他能夠影響理性的知識精英，卻影響不了非理性的學生領袖。而恰恰隻有後者，才能左右運動的方向——這樣的“經驗教訓”，相信趙後來也已經心中有數，隻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在回憶錄中公開承認而已。毫無疑問，八九運動在剛開始時是單純的，目的就是悼耀邦、反腐敗、促民主，希望中國進步得快一些，這完全符合熱血青年的主觀期待以及當時的內外大小氣候。但是，隨著運動非同尋常的展開，一些出乎參與者本身意料的情況出現了：沒想到政府的反應這麽軟、這麽慢，沒想到支持、響應運動的人這麽多、這麽熱烈，沒想到媒體竟然可以開放報道，沒想到運動在全球造成這麽大影響.....短短時間內，原來還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裏的青澀學子，突然之間成了全世界聚焦的中心，一些人的內心，不可避免地私欲膨脹。種種跡象表明，當運動進入高潮時，包括一些學生領袖及其他精英，就開始操心“開國大典”的事了。這也是原來亦步亦趨的運動學生，不再聽由知識精英“老師”擺布的原因——勝利似乎觸手可及，事情性質已經發生變化，梁山好漢們要考慮排座次的問題了。就像曆史上無數次群眾運動所演繹的那樣：在絕大多數參與者還一如初衷、熱血沸騰時，擠上前台的那一小撮人已經開始撥弄自己的小算盤。於是，學生領袖內部的權力鬥爭開始了，學生領袖與其他運動精英之間的政治博弈也開始了。許多人慣於以運動的初衷及大多數參與者的心理狀態來否定運動後來具有的“推翻政權”企圖，但是，初衷不等於始終，大多數人也掩蓋不了一小撮。而恰恰是這一小撮，有著翻雲覆雨、左右運動的能力。鄧小平後來在解釋鎮壓行動時說：這是政權的問題——這個定性，在運動的最後時刻並沒有錯。運動的目的並不全在於政權，但確實涉及到政權。正像吾爾開希所說的，少數人裹挾了數以萬計的人，長時間占據廣場不退。其所引起的示範效應以及可能的後續反應，足以令這個政權感到威脅。為了政權，他們不惜流血。雖然不倫不類，但是在可選擇性上，確實還可以作一類比：當鄧貴大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步步進逼時，除了順從強暴，鄧玉嬌剩下的惟一選擇隻有拔刀自衛——鄧是為了自己的貞節與尊嚴在別無選擇下動刀，執政黨是為了自己的政權而動武。如果判鄧玉嬌有罪，執政黨又如何解釋自己在20年前的行為呢？在運動的最後時刻，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聯席會議曾作出決議，要學生撤出廣場。但柴玲、李錄等學生領袖始應而終背，理由是“學生運動不能受外人左右”，亦即運動的領導權、主導權問題，這也涉及到運動勝利後的分餅問題——為了自己的席位，不惜讓追隨者流血，這是柴玲當年親口吐露的心態，也是今天她極力想封殺相關影片的原因。不難看到，兩方都是為了政權，一方擁有國家機器，另一方卻“綁架”了百萬學生與民眾。作出撤離決議的聯席會議精英，也未必沒有“染指開國元勳”之心，隻不過他們更加理性，懂得在當時的力量對比下，堅持不退的必然後果就是遭到武力鎮壓。學生領袖們也未必見不及此，隻不過他們還年輕，欲望多於理性，在欲望與理性之間徘徊，最終作出不理性的選擇。而且，他們必須麵對更多的欲望與理性的選擇：在群情激昂乃至悲情籠罩下，隻有比別人激進，才能維持領袖地位——稍有理性的王丹、吾爾開希，盡管名氣夠大，也因不夠激進也被淘汰出局了。在這種逆向選擇的前車之鑒下，不想被台下虎視眈眈的後來者掀下台的“領袖們”，其實已是別無選擇，除非他們願意放下心中的欲念。八九事件的最終結局，對任何一方來說都是悲劇。整個中國社會，也被綁在這個十字架上長達20年之久。由於相關各方立場、利益的天差地別，直到今天，傷疤仍遠未到可以揭開之時。困境重重的今日中國，承受不起這種沉重的“折騰”，暫時“遺忘”或許還是此時此刻的“次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