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當兵

　　　　　　　　　　　　　　　　夢想當兵

　　　　　　　　　　　　　　　　·陳　平·

　　一九七零年，我上小學二年級，沈陽部隊某部機關搬到了我家附近，沒幾天，班上就轉來了四名新同學，三個男孩，一個女孩。他們都操著京腔的普通話，有一個還拿著北京市的小學課本；他們都穿著沒有領章帽徽的解放軍軍裝，戴著軍帽，背著草綠色的軍用背包。二班三班和四班也轉來了六七個這樣的“軍隊家屬”。“軍隊家屬”們上學放學走在一起，看上去就象是一隊正在行軍的解放軍小戰士。

　　他們這樣來去沒幾天，我們班上一個男孩的帽子就被人搶了。他那頂帽子可不是普通的帽子，那年月男青年都夢想有一頂正莊“軍帽”，老百姓的商店裏也有草綠色的帽子賣，可是不是帽沿太小，顏色不正，就是襯裏是用的確良做的，買來戴在頭上，就是不如那白棉布襯裏，蓋著軍用品紅戳的正莊軍帽神氣，於是就興起了一股“搶軍帽”之風。我就親眼看見一個人的軍帽在火車站被搶，搶者跑得飛快，沒等那戴帽子的人反應過來，早消失在火車站的人海裏了，剩下那沒了帽子的人站在那裏摸著腦袋發愣。我們班上那男孩的帽子被人搶了的第二天，還沒放學，教室門口就站了兩名解放軍戰士，原來他們是來護送“八旗子弟”回家的，看誰還敢再動“軍隊家屬”一根毫毛。

　　“搶軍帽”的事沒再發生過，倒是來了附近中學的幾個大流氓。他們扒著我們教室的窗戶，厚著臉皮跟我們班上的三個小男孩稱兄道弟，為的是搞到一頂正莊“軍帽”。三個男孩也看出了大流氓的威力和影響，對他們的要求滿口答應。不出兩個星期，我上學路上就看見那兩名當護兵的解放軍戰士不見了，我們班的兩個小男孩揮舞著削鉛筆的小刀，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已經是滿嘴東北味兒的罵人話，把某某街小學的工人子弟嚇得躲得遠遠的——原來他們已經在大流氓的保護傘下了。

　　那個年代青少年都夢想參軍。教室牆上的宣傳畫裏是手持爆破筒的珍寶島戰鬥英雄孫玉國，八個“樣板戲”裏有四個是歌頌新四軍、解放軍和誌願軍英雄的，銀幕上最挺拔雄壯的角色是《英雄兒女》裏的王成，《打擊侵略者》裏的丁大勇，和《南征北戰》裏的高營長。在這些電影裏，戰爭非但不是殘酷的，反而是浪漫的，漂亮的青年男女在陣地上相遇，父親和兒子在戰場上重逢；戰爭簡直就象一次次探險，一場場奇遇，雖然有短暫的挫折和犧牲，最終總是我們勝利，紅旗插上最高峰。誰不想參加這樣激動人心的探險！誰不想“跟著毛主席，從勝利走向勝利”！誰不想當兵！《閃閃的紅星》裏潘冬子的最高奢望不就是參加紅軍嗎？

　　收音機和高音喇叭裏整天喊著“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晚上八點半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也常給我們造成這樣的印象：我們和蘇修、美帝的衝突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我每天坐在收音機前，就盼著打仗的新聞，因為我知道隻有大規模征兵才能輪到沒有後門的我。我時常夢見第三次世界大戰終於在我國和蘇聯之間打響，我終於如願以償，穿上了草綠色的軍裝，率領我們樓的小孩，開展“地道戰”，“地雷戰”，“遊擊戰”，“麻雀戰”，大敗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成為新一代的戰爭英雄。

　　雖說是一切“為工農兵服務”，可工人除了有工資勞保就沒別的實惠，遼寧工業城市太多，城市周邊的菜田本來就不夠養活城裏人的，再割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城裏人就更吃不到什麽了，所以那年月工人手裏有錢也買不到豬肉雞蛋，廠子裏有一個到南方出差的機會大家爭，都盼著當一回“東北虎”，下山到南蠻子那裏搶點魚肉蛋回來。農民比工人更慘。我記得有一年好像是河南遭了水災，幾天裏沈陽火車站前湧進了大批穿黑棉襖的要飯農民，遠遠一看很像電影裏暴動的場麵。白天裏男人挨家挨戶串門要飯，女人在商店門前坐成一排，敞開棉襖，露出黑黢黢的乳房給孩子喂奶，一有人走過，她們就伸出手來，操著河南話求“大爺大奶”開開恩。一個過路的人隨手扔了一團桔子皮，馬上就有個農民小孩抓起來，塞到嘴裏。

　　“工農兵”裏頭，隻有“兵”活得最滋潤。某部機關搬到我家附近以後，不但占了附近一所中專的幾棟樓，還大興土木，蓋起了禮堂、飯廳、澡堂，最後又用圍牆把我們這些老百姓圍在了他們美好生活的外邊。那個年代買什麽都要票，可是一當了兵，就穿衣服不用布票，吃肉不論斤兩。在穿著灰色勞動服的工人、光膀子上直接套一件黑棉襖的農民麵前，草綠色的軍裝顯得那麽鮮豔，那麽神氣。逢年過節，一大卡車一大卡車的活豬活雞南方蔬菜開進某部的圍牆，從某部院子裏走出來的大人孩子無不紅光滿麵，神采飛揚。學校組織“拉練”，中午吃飯時，工人的孩子打開飯盒，裏頭躺著倆“窩心頭兒”；某部大院的孩子打開軍用飯盒，裏頭是大米飯炒雞蛋。

　　“軍隊家屬”們不光吃穿令人羨慕，還享受著最上乘的文化娛樂生活。有什麽新片，他們院禮堂必定比外邊電影院先演，到了學校組織看電影時，“軍隊家屬”孩子們就驕傲地說，老片兒，我們院兒早演過了。每逢“八·一”，“十·一”，一輛輛的軍車就載來了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漂亮的青年男女。地方的領導，兄弟部隊的首長也紛紛駕到，我跟我的“軍隊家屬”同學站在馬路邊上，不時發出讚歎，“啊，又一輛上海！”，“啊，伏爾加！”最後來到會場的總是一輛窗簾拉得緊緊的“紅旗”，這輛車一開進院子，小孩們都被攆得遠遠的，首長、領導、士兵一擁而上，簇擁著從“紅旗”裏走出的那個神秘人物走進會場。謝謝我的“軍隊家屬”同學，我也得到了一張票，是在二樓一個角落裏，遠遠地我看見我們班的四個同學都在一樓前排的好座上，跟他們的父母、哥哥姐姐在一起，出口處站著腰紮武裝帶、斜挎盒子槍的保衛戰士。文藝晚會終於開始了，一個美妙絕倫的女兵走出來報幕，原來演的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紅色的大幕徐徐拉開，吳清華吊在鐵鏈子上，皮鞭一下一下抽在她的身上。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了火車站前那個搶桔子皮的肮髒的農民孩子，與這個歡騰喜慶的氣氛極不和諧，淚水湧出了我的眼眶……

　　軍隊是那個時代的特權階層。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衝擊了城市和農村的一切“衙門”，卻沒有人敢動軍隊，“打倒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喊了幾天就沒聲了，老百姓勒著褲腰帶過日子的時候，軍隊卻受到特殊保護，保障供給。“軍隊家屬”子弟們從來不用操心將來上山下鄉到邊遠農村，他們一到十五、六歲，就一個個神秘地從學校裏消失了——當兵去了。他們入伍時可以挑兵種，入伍後有推薦上大學，提幹的機會，也是由著他們這些幹部子弟先來。在我這個九歲孩子的眼裏，那紅色圍牆的裏麵，是社會的寵兒，上天的驕子，人類的明星。

　　這些“天之驕子”也給我們班級帶來了變化。轉到我們班的那個女孩子長得非常白，眼珠子和頭發卻很黃，猛一看是個白種人。大概是從她父親，某部的一位副部長那裏遺傳來的吧，這女孩子玩弄權術是全校第一。她一來班上就開始拉幫結夥，一旦建立起了她自己的小山頭，她就開始用“孤立”的辦法步步瓦解剩餘的人。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玩“我們要求一個人”的遊戲，如果誰沒被她率領的一方“要求”到，那就是被“孤立”了。我還好，沒有遭到被“孤立”的命運，可是看那被孤立的女孩子被她們一幫起哄，吐口水，最後連學都不敢來上了，我心裏真是同情她們，而且因為不知道這厄運什麽時候也會降臨到自己頭上，每天上學都是提心吊膽的。這女孩子一九七八年沒考上大學，當兵去了，據說她後來嫁了司令員的兒子，也活得挺滋潤的。我曾經認為女人是世界上比較善良的一半，直到我遇見了她。武則天，呂後大概就是她這種人吧，天下女人都有同情心，唯獨她沒有。

　　直到一九七七年，當兵還是青年們的首選。空軍來我們中學招飛行員，把班上最俊秀的男生挑走了。通知書寄到學校那天，我們大家帶著羨慕的眼光看著他收拾好書包，走出教室，心想我們永遠不會再見到這個“天之驕子”了。二十多年以後我到家鄉，中學同學告訴我，我們的“天之驕子”早已退伍，現在已經加入了下崗工人的行列。

　　每逢“八·一”，坐在矽穀的實驗室裏，不用閉上眼睛，我就能想起當年某部機關大門口進進出出的軍車和軍人的行列，以及那站在遠處羨慕地望著他們的我，他們唱的進行曲的詞我卻記不清了，每次我在自己心裏試唱，總是唱成那被孩子們篡改了的版本：

　　“我是一個官兒，穿著大布衫兒，手裏拿著文明棍兒，專門打小孩兒！”

　　我想當兵的夢，是永遠也圓不了了。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