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一
生於一九六一
我在BERKELEY住過的公寓，地毯黑油油的，衛生間牆上滿是綠苔，一開廚房的櫃子，肥大的蟑螂四處逃竄，就這樣一個豬圈般的地方，卻藏龍臥虎。樓上角落裏的房間住著一個小老頭叫PAUL，大學是在哈佛念的，他旁邊一個愛在走廊裏騎單輪自行車的小夥子，是MIT畢業的，現在在數學係讀博士，然後是一個康乃爾畢業的，再下來是一個台大的，樓下一個清華，一個北大，我隔壁是原社科院新聞所的研究生，以致我從搬進那座破房子起就有抬不起頭的感覺。
據說在BERKELEY，就連人民公園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也多是飽學之士。他們在60年代的自由言論運動和反越戰運動中曾經是風雲人物，畢業後拒絕為五鬥米折腰，自己選擇了人民公園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曾多次在上學的路上經過那個地方，他們倚在草地上，收音機裏放著BOB DYLAN的歌，手裏拿著ALLEN GINSBERG的詩集，沐浴在加州的太陽裏，看看他們的瀟灑，我不禁為自己的營營苟苟慚愧。PAUL有一天拿著一本英文書過來考我，“The sage seeks freedom from desire. He does not collect precious things. He learns not to hold on to ideas. He brings men back to what they have lost. ” 這段話是孔子還是老子說的，我一下還真不敢確定。第二天我馬上跑到亞洲圖書館，把《老子》和《論語》都借了出來，一通惡補。
說到亞洲圖書館，在前互聯網年代，它帶給我很多快樂。裏邊書雖然不多，但都是好東西。還有一個帶給我快樂的地方，是離電報街很近的革命書店。第一次撞進這家書店，是因為我從外邊看見了牆上的巨幅毛主席像。這兒光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就有十幾種，外文出版社曆年的各種版本大概都全了吧。除了毛選四卷，還有各種單行本，《論持久戰》，《反對自由主義》，《別了，司徒雷登》。我吃驚，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心髒，居然跳動著這樣一顆革命火種，帝國主義的國家柱石──美國警察，就在不遠的電報街上晃，對它竟然視而不見。
當窮學生時沒有多少娛樂，但是每天電報街和塞德門都會上演一兩出喜劇，給我枯燥的生活帶來點綴。一天在電報街上走著，身旁路過的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忽然冒出這麽一句：Don't think of gravity; it always lets you down. 一句話把我說楞了，我不由得回頭看看了這個渾身散發出臭氣的人：他一腳穿白球鞋，一腳穿紅球鞋，褲子一腿高一腿低，頭發老長，耳朵上別著一朵白色的雛菊。他就是人稱HATE MAN的著名怪人。再朝前走，到了塞德門，SINGING MAN早拉開了場子，把他討錢的小盒子在地上打開，放開喉嚨在唱歌了。他每天都準時出現，有時候下雨沒見他來，我心裏便會覺得少了點什麽。
前邊教務大樓前忽然一陣騷動。很多人朝那邊跑去。我看見樓邊有個白色的身體一閃，接著大批的警察湧上去，那個人就不見了。第二天拿到《每日加州人》一看，才知道又有人裸奔了。若幹年後在互聯網上看見“裸奔”這個詞，我不由得暗笑：我算是親眼見過裸奔的。
《每日加州人》的政治傾向絕對是左傾的，上邊披露的美國在薩爾瓦多插手的黑幕，口氣實在太像人民日報1967年左右的評論員文章。UCB教授中民主黨共和黨的比例是9：1，他們教出來的學生可想而知。我曾是BERKELEY的RENT CONTROL的受益者，所以在聽到“伯克利人民共和國”這個挖苦的稱謂時非但不反感，還有些親切。老布什在BERKELEY當然是人人喊打，電報街和DWIGHT街交界的地方，牆上被人塗了“LICK BUSH”，很長時間也沒有人來把它粉刷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