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祖宗的江山與打下來的江山

2009年03月03日 星期二 於 04:37:35
來源：http://www.china-week.com/html/4799.htm


　　一、“江山”的來曆

　　他們製造了一片荒蕪，並把這叫做和平。

　　——古羅馬：塔西佗

　　毛澤東曾把二十世紀中葉“一窮二白”的中國說成是“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可以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這是天大的誤會。盡管被列強的入侵和國人的內鬥折騰得貧弱不堪，但中國這張紙卻早已用血淚和汗水寫了幾千年，充滿鴻篇巨製和信手塗鴉，層層迭迭、密密麻麻，褪不掉、拭不盡。這張紙什麽時候曾是“白紙”？回溯到中華文明的始祖軒轅黃帝，也許在他老人家和同時代的先輩們麵前鋪開的曾經是一張“白紙”，就象乘坐“五月花”號逃難到北美大陸的那幫清教徒一樣，麵對著一個完全沒有傳統和秩序的世界，但這是一個無聊的假設和對比。美國的獨立戰爭如果有另一個結果，由戰爭英雄們攜神聖武威代行宗主國曾經行使的權力，或者為了避免再次淪為別國的附庸，戰爭偉人要求比過去的宗主國更多更大的權力集中於一己之身（而不是各州代表商議成立一個旨在維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聯合體的契約），結果又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國呢？這個假設比起假設秦始皇主持秦楚韓魏燕趙齊等諸自治地方代表共同創立中華合眾國更可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亞非拉廣大地區新成立了很多的民族國家，他們的立國史中既有與殖民當局的“獨立戰爭”，也不乏窩裏鬥式的“革命內戰”，凡戰爭越多者，戰爭的結果就更可能是本國統治者遠比殖民地總督更殘暴，這或許比我上麵的假設更有研究價值。

　　《史記》說：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打了勝仗，“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這是傳說中的中國立國的記錄，盡管從那時到現在，“中國”二字從來沒有成為中國的正式國名，但這個由內戰集權、以武力開國的事件是我們在精神上膺服的中華文明史的光輝起點。中華帝國的真正奠基人秦始皇“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通過艱苦卓絕的統一戰爭創建了大一統的專製國家，確立了天下一統、國家至上、皇權至上的帝製原則，迄兩千餘年。嚴格說起來，黃帝應該是“中華第一帝國”（諸侯分封製）的“國父”，秦始皇是“中華第二帝國”（天下一統製）的“國父”，此二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國之君”，而劉邦劉秀楊堅李淵趙匡胤朱元璋和愛新覺羅們，不過是秦始皇的異姓子孫——采用“武裝奪取政權”方式的“合法”繼位者，“開國”和 “亡國”絕對是假的，中國既不是他們所開、也從未滅亡過，僅僅是他們繼承大位的方式與一般情況不同而已，而武裝奪權的方式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是具有完全的 “合法性”的，這與黃帝和秦始皇建國的方式一脈相承，商湯放桀、武王伐紂，就已經構成了武裝奪取政權的偉大實踐的開端，從此成為中國曆史上反複出現的政權更迭模式。

　　黃帝立國之後大權本來是父傳子子傳孫的，但據說堯、舜、禹三代聖君以“禪讓”的方式交接政權（按儒家的說法，受禪讓的標準是德才兼備，舜的家族雖五世 “皆為庶人”，禹的父親更是有罪之人，但並不妨礙他們獲得權力，禪讓從程序上講則需要各部落首領事前推舉和事後擁戴），帝堯之不願意傳位於子是因為“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兒子）一人”，但禪讓製度卻未能形成強有力的政治傳統。治水有功的大禹輕而易舉地改變了遊戲的規則，禹死後其子夏後帝姒啟“遂即天子之位 ”，“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遂滅有扈氏，天下鹹朝。”於是選舉禪讓製又回複到父子血親相傳的嗣子繼承製，此後嗣子繼承成為牢不可破的正統，隻有一次次成功的武裝叛亂來中斷權力傳承的鏈條，並同時開啟新一輪的治亂循環。秦始皇試圖確立以他本人的偉大血統萬世一係的皇權傳承規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但這個規則沒有象日本的天皇體製那樣確立起來，實際運行的仍然是武力奪權、傳於子孫、再奪再傳、周而複始、王朝循環的古老規則，即“治 ”時皇權以父係血親相傳、“亂”時皇權靠武力戰勝奪取。

　　以此觀之，所謂“中國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這句話是不正確的，應該改為“中國人民具有武裝叛亂的傳統”（在本文中，“叛亂”一詞沒有貶意）。消滅皇帝是為了當皇帝，中國隻有改朝換代而沒有真正的革命，看起來是革命，其實是複辟。改朝換代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製度，要拋棄的隻有一個姓氏和一個國號，要繼承的則是帝國的全部，如何取得權力、使用權力、終結權力的規則並不容許有實質的改變。暴力的使用隻是要恢複到前朝初年那樣的狀況，讓曆史從終點回到起點，然後開始下一個輪回。

　　通過以上簡單的曆史敘述，我們所揭示的是中國傳統的權力“合法性”的兩條鐵律，事實上它們正是中國最根本的“政治製度”之組成部分。這兩條鐵律可以這樣表述：第一定律，國家不可一日無領導核心，正常情況下，最高權力（皇權）由指定的人（皇帝之子，也可以是兄弟、侄子或其他人）繼承，否則為非法；第二定律，按第一定律已經取得合法性的最高權力，可以通過武力或以武力為後盾的方式予以推翻並取而代之，是為合法。毛澤東的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是對第二定律的最精彩表述。

　　中國的傳統隻承認“祖宗的江山”和“打下來的江山”，而所謂“祖宗的江山”最初也是打下來的，最終將會被打丟掉（這裏的“江山”二字應該是指統治權而不是指土地和人民，因為我們確知，中國這片土地和這群人民由來已久，從來不是任何一支軍隊的戰利品和俘獲物）。《漢書》記載，無子嗣的漢哀帝劉欣希望將帝位禪讓給他最親密的人——他的同性戀夥伴董賢，受到大臣嚴肅的指責：“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為什麽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因為天下是高皇帝“打下來的”，打天下的皇帝處於一個權力輪回的起點位置上。這就凸顯出武力對政權具有本原性的極端重要性。

　　表麵上，在儒家的曆史觀中，“天命”和“民心”對皇朝的統治合法性是起著重要作用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無可辯駁地說明了帝王“以德配天”和 “天命不可違、民心不可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大道理，不然的話也就不能解釋為什麽叛亂一方最初弱小的武力會戰勝本來強大無比的國家正規軍。林彪關於“兩杆子”即“筆杆子”和“槍杆子”的說法更通俗易懂，“筆杆子”們發動以天命和民心為主題的文宣戰，臆造出新皇帝的母親夢中曾與龍蛇神怪交配或吃了鳥卵蛇蛋之類的無稽之談，或者用相麵術（如劉備的奇特相貌和王莽的猥瑣長相）、政治歌謠、占卜術和各種異常征兆（天象、符瑞）等偽科學為“天命”張目（最有智慧的中國人也不敢說他不相信天命，最愚蠢的中國人卻不一定就真的相信天命），利用人民對舊王朝的憤怒以邀民心。近現代以後關於天命的新的說法有很多種，典型的莫過於“曆史必然性”和“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關於民心的新說法，大約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天可以呈異象、降符瑞，但所謂民心，卻沒有正常的表達方式，民心向背隻能被動地投射到對武裝叛亂的態度中，是否吸收到足夠多的兵源以逞武功、有足夠多的士子歸附以增強號召力和建構官僚體製，是民心僅有的體現方式。一次成功的武裝叛亂既被看作是天命轉移的結果，也被看作是民心轉移的結果，所以筆杆子的作用必須通過槍杆子來實現，“以武定天下”者必然上承天命、下得民心，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自有筆杆子們為其歌功頌德，而丟失天下者不必問青紅皂白必然可斷定他乖天命、失民心，否則何以失天下？

　　二、沒有祖宗了怎麽辦

　　革命是一種以刺刀為後盾的意見。

　　——法蘭西：拿破侖

　　武力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傷敵人，也可以傷自己。在皇位世襲的製度下，軍人幹預政權交接形同政變，對於權力的正常傳承而言，軍隊的幹預是取亂之道。軍隊是奪權的工具和穩定的保障，但幹預政事、拒絕文官政府節製的軍隊卻是最大的亂源，比外戚和宦官的破壞性要大得多。曆史上，中國的每一個王朝的初期，都是首先建立軍人不幹政的體製，在削弱軍權的同時樹立文官體係的權威，方保江山穩固。武裝奪取政權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預防下一次武裝奪取政權。漢高祖劉邦鳥盡弓藏、明太祖朱元璋遍殺功臣、漢光武帝劉秀偃武修文、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方法不一，目的一樣，就是消滅軍事強人，消滅可能的擁兵自重者、以軍亂政者，確保軍事力量不介入政權運作。相反的情形是，董卓勤王成虎狼之師、朱溫救駕便弑君篡位，當政權安危係於軍人之身、軍事強人成為政治經紀人和實際掌權人的時候，說明國家已陷於變亂之局。

　　治與亂的規則截然不同，改朝換代的規則與承平之世的規則截然不同。以中國之大、人民之眾，而能實現長期有效的治理，中國的帝製是創造了奇跡的。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大的帝國往往在征伐結束之時帝國也就開始解體，從來沒有過象中國這樣有巨大權威的皇室（宇宙和人間秩序的頂點、道德和權威的頂點），從來沒有過象中國這樣幾千年屹立不倒的龐大帝國。雖然政權來自於軍力，但文官之治才是中國帝製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隻有文治係統崩潰之後，武力奪權才作為建立新的文官政治的過渡。

　　但是，辛亥革命使情況發生了變化，權力傳承的治式規則弱化、亂式規則強化，祖宗沒有了，軍人政治的陰影再也揮之不去。辛亥革命是中國曆史上最具革命意義的武裝叛亂，但作為資產階級革命來講，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失敗的。原因在於它沒有完全打破帝製下的權力合法性的兩條定律，並且留下了隱性複辟的廣闊空間，隻需要略微改頭換麵罷了。

　　第一、說辛亥革命消滅了帝製是不確切的，雖然皇帝這個稱號被取消了，但帝製的內核還在，取得權力、行使權力和終結權力的規則還在。在中國的悠久曆史中，皇權常常並不真正掌握在擁有“皇帝”尊號的那個人手上，皇帝本人被太後或其他外戚、宦官、權臣架空的時候多不勝數，離我們最近的如慈禧之於同治和光緒帝，遠一點的如在偉大的漢朝，西漢長期由外戚掌權，呂雉、霍光、王莽曾經是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東漢十八歲以上登基的皇帝隻有兩個，其他的十二個皇帝都曾經一度或一直在外戚和宦官的掌控之中，隻要不搞明目張膽的異姓篡位就不涉及根本體製。所以有不有一個叫做皇帝的人、大權是不是由這個人實際掌握其實也不是帝製的實質，取消了皇帝的頭銜並不等於消滅了帝製。帝王式的總統、帝王式的委員長、帝王式的黨魁，能夠輕而易舉地產生。如果沒有民主製度，皇權的幽靈完全可以在別的頭銜和近似的體製上借屍還魂。

　　第二、辛亥革命最真實的成就是它確實改變了國家最高權力由爸爸向兒子授權的規則，父子血親之間權力私相授受已經不被廣泛認可，革命的結果是隨之就產生出一個“接班人”的問題，因為沒有同時建立起民主、憲政、分權、法治的規則，所以辛亥革命造成了“祖宗的江山”這一治式規則的殘缺，隻剩下“打下來的江山 ”這一亂式規則。其結果是使每一次正常的權力交接都更缺少合法性、程序性、穩定性，治亂循環的周期被縮短。在近現代史上，除了宋教仁和晚年的蔣經國以外，其他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都沒有表現出他們對建立新規則的熱情，而恰恰表現出對古老規則的真正服從。以孫中山為例，他對宋教仁的政黨政治和國會政治幾乎完全沒有興趣，對把國民黨建設成為合法反對黨不屑一顧，當宋教仁被暗殺、張勳複辟時，他的選擇不是憲政渠道而是武裝反抗方式，他對建立武裝和實施暴力的興趣之大，比起他對國會、對憲政的信任之小，說明這一個時代的偉大政治家內心所遵從的規則仍然是傳統的規則。

　　第三、在辛亥革命以後引發了兩個嚴重後果：血統上的祖宗沒有了，最高權力不能由血緣上的兒子合法繼承，隻好去尋精神上的祖宗，變通為向政治上的下一代接班人傳承，如果這種權力交接方式被製度化，它將改革“祖宗的江山”的那種傳承方式，但其說服力和穩定性卻永遠趕不上血緣傳承，因為血緣上的兒子永遠比政治上的兒子選擇範圍更小、更忠誠可靠，清康熙帝的兒子再多也比不上中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之多，因而黨內國中，奪嫡和繼位之爭就司空見慣，無爭議的繼位就很難實現，此其後果之一；在別的規則沒有取得正統地位之時，武力奪權方式的合法性被大大的加強，要想證明自己是政治上的合格繼承人，光用筆杆子說服力顯然不夠，隻能兩杆子齊上陣。從孫中山向袁世凱交權開始，北洋政府每一次的權力交接，以及此後國民黨軍隊的北伐、國共兩黨的內戰，政權轉換都直接依靠武力或間接以武力為後盾，武力奪權的頻率加快、和平理性的權力交接更加不能被新的製度所容，此其後果之二。

　　辛亥革命之後，政黨政治、議會政治沒有建立起來，軍閥政治茁壯成長，用鮮血投票、用子彈選舉。政黨而沒有自己的軍隊，必淪為花瓶黨無疑，政黨而以領軍為其第一要務，竟成為中國政黨們的最崇高事業。近百年的曆史讓我們遺憾的地方太多，我們是沒有資格責備先賢先烈的，畢竟孫中山和毛澤東都不約而同地從革命的經曆中認識到“沒有革命的軍隊便沒有革命的一切”，這不僅是蘇俄十月革命的啟示，更是中國傳統的政權轉移模式的要求。但軍人不是政黨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仆從，它注定還要對“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擁有發言權，國民黨之落入蔣介石之手正在情理之中。我們再也不能回避的問題：軍隊國家化的道路是我們能回避得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