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線空間
吾生也有牙，而雉也無牙，以有牙碎無牙，耶～！但是要記得刷牙，否則會有蛀牙，蛀牙導致無牙，無牙則置身碎於有牙之險境。。。
正文
2008-06-12 17:29:28
來源：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161
1985年我從貴州到北京，在XX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沒有敢講話。耀邦同誌問過我：來後有什麽反映？我說：聽到的就是：（這個人）不見動靜。他說：是嗎？逐步放開一點嘛。
那半年，我到處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同誌們接觸，認識人，交朋友，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也聽到一些尖銳的爭論和一些反複多年的爭吵……
這樣，在我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係，形成一種寬鬆和諧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政治環境。不然，人們相互之間，或怒目相視，圓眼睜睛，或疑慮重重，坐臥不寧，或左顧右盼，不知所雲……那日子怎麽辦？怎麽能互相對話，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賴……那就更不要去談什麽社會的“長治久安”了。
到1986年了，我開始講了點話。就像我們今天這種小座談會樣，即席發言，隨便講點，交換意見。在上海看望電影創作會的朋友，講一點；在天津約見幾位作家，主要請他們談，也講一點。大概是3月8號，聽說中國音樂家協會的全國理事會在萬壽路開會，我約了文聯、團中央和文化部的同誌一起去看望他們，在中組部的餐廳裏見麵，他們讓我說，我也講了一點。後來見出版界、發行界，什麽報紙的記者會，……也都講一點。因為都是即席發言，個人隨便講，屬於征求意見的性質，我都不叫大報發表，連地方新華分社的內參稿我也扣下了沒有讓發。隻有全國文聯的《文藝報》和三聯的《讀書》登過兩篇要點。
在各省市委宣傳部長座談會時，參會同誌們的講話與材料，我們隻作為參閱材料，而不發會議文件，把摘要記錄發給省市委的宣傳部長們，繼續征求意見嘛。
但是不久就聽說有一位領導人在地方批評指責。那時領導人到地方視察工作，地方都有記錄上報。我們收到記錄看，又沒有指責內容。而且我們還是幾乎每周都見麵的，也從沒有向我說過。可是以後越傳越多，越傳越神，不知是怎麽回事。
以後，文化部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約我去聽座談發言。高占祥同誌讓我講點意見，我就聯係文化廳局長們座談中提的問題，正麵重申並進一步闡述了我上半年講過的對文化問題的那些意見。
當時我說：
今年（1986年）是“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發布二十周年；“文革”結束十周年。把這三者疊加在一起，好像有點荒唐，但實際生活確實是這樣的，我們的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使我們看到，生活不像長安街一樣筆直，它是曲折的。而這個曲折道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信心，就是真理終究會戰勝謬誤，人們終究會從具有某種盲目性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即經過實踐和反思，走向自覺，達到更加成熟。
我著重地說：
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慌慌做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恐怕不僅是思想文化的發展，其他方麵要發展也是難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鬆。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
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衝擊。而社會生活中的衝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麵來。介質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於發展，也有利抗“衝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於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都會好一點。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這些話說了以後，發生過一些什麽事情，許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說了。
從說這些話到現在，又是二十二年過去，我早已經年老離休了。
今天，年輕同誌們又在這裏開會，討論創建中國新文化。你們再讓我說，我說什麽呢？
如果允許用簡單的語言表達，我仍然感到：
我們的古老民族，我們的現實社會，我們的當今時代，需要建設一種寬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說需要一種寬容的文化精神。
隻有寬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許並激勵文化藝術的繁榮、思想學術的探索、科學的發現、技術的革新、經濟的發展、製度的創新。並使人權得到尊重，人性得到發揚，人格得到提升。從而在人類祖先長期進化的基礎上脫離野蠻，一步又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無止境的文明。
（2007-11-03即席發言錄音稿，摘錄重整）
作者簡介：
朱厚澤，1931年1月出生，貴州織金人。194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貴陽師範學院肄業。1949年任中共地下黨“新聯”貴州省領導小組組長。建國後，任貴州省青年工作幹訓班學員，青年團貴州省委文藝工作隊隊長，青年團貴州省貴陽市委少年工作部部長，青年團貴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青年團貴陽市委第一書記，貴陽煙草公司經理、黨委書記，貴陽市化工局局長，貴陽市經委副主任，中共貴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貴陽市委常委。1965年“四清”中受錯誤處理，下放農村勞動。1973年待分配。1978年任貴陽市革委會秘書長，中共貴陽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83年8月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3－7月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2月－1988年12月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10月－1989年12月任全國總工會第十一屆副主席、書記處第1書記、黨組副書記。是中共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10624.htm?func=retitle）
來源：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161
1985年我從貴州到北京，在XX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沒有敢講話。耀邦同誌問過我：來後有什麽反映？我說：聽到的就是：（這個人）不見動靜。他說：是嗎？逐步放開一點嘛。
那半年，我到處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同誌們接觸，認識人，交朋友，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也聽到一些尖銳的爭論和一些反複多年的爭吵……
這樣，在我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係，形成一種寬鬆和諧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政治環境。不然，人們相互之間，或怒目相視，圓眼睜睛，或疑慮重重，坐臥不寧，或左顧右盼，不知所雲……那日子怎麽辦？怎麽能互相對話，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賴……那就更不要去談什麽社會的“長治久安”了。
到1986年了，我開始講了點話。就像我們今天這種小座談會樣，即席發言，隨便講點，交換意見。在上海看望電影創作會的朋友，講一點；在天津約見幾位作家，主要請他們談，也講一點。大概是3月8號，聽說中國音樂家協會的全國理事會在萬壽路開會，我約了文聯、團中央和文化部的同誌一起去看望他們，在中組部的餐廳裏見麵，他們讓我說，我也講了一點。後來見出版界、發行界，什麽報紙的記者會，……也都講一點。因為都是即席發言，個人隨便講，屬於征求意見的性質，我都不叫大報發表，連地方新華分社的內參稿我也扣下了沒有讓發。隻有全國文聯的《文藝報》和三聯的《讀書》登過兩篇要點。
在各省市委宣傳部長座談會時，參會同誌們的講話與材料，我們隻作為參閱材料，而不發會議文件，把摘要記錄發給省市委的宣傳部長們，繼續征求意見嘛。
但是不久就聽說有一位領導人在地方批評指責。那時領導人到地方視察工作，地方都有記錄上報。我們收到記錄看，又沒有指責內容。而且我們還是幾乎每周都見麵的，也從沒有向我說過。可是以後越傳越多，越傳越神，不知是怎麽回事。
以後，文化部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約我去聽座談發言。高占祥同誌讓我講點意見，我就聯係文化廳局長們座談中提的問題，正麵重申並進一步闡述了我上半年講過的對文化問題的那些意見。
當時我說：
今年（1986年）是“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發布二十周年；“文革”結束十周年。把這三者疊加在一起，好像有點荒唐，但實際生活確實是這樣的，我們的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使我們看到，生活不像長安街一樣筆直，它是曲折的。而這個曲折道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信心，就是真理終究會戰勝謬誤，人們終究會從具有某種盲目性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即經過實踐和反思，走向自覺，達到更加成熟。
我著重地說：
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慌慌做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恐怕不僅是思想文化的發展，其他方麵要發展也是難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鬆。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
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衝擊。而社會生活中的衝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麵來。介質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於發展，也有利抗“衝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於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都會好一點。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這些話說了以後，發生過一些什麽事情，許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說了。
從說這些話到現在，又是二十二年過去，我早已經年老離休了。
今天，年輕同誌們又在這裏開會，討論創建中國新文化。你們再讓我說，我說什麽呢？
如果允許用簡單的語言表達，我仍然感到：
我們的古老民族，我們的現實社會，我們的當今時代，需要建設一種寬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說需要一種寬容的文化精神。
隻有寬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許並激勵文化藝術的繁榮、思想學術的探索、科學的發現、技術的革新、經濟的發展、製度的創新。並使人權得到尊重，人性得到發揚，人格得到提升。從而在人類祖先長期進化的基礎上脫離野蠻，一步又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無止境的文明。
（2007-11-03即席發言錄音稿，摘錄重整）
作者簡介：
朱厚澤，1931年1月出生，貴州織金人。194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貴陽師範學院肄業。1949年任中共地下黨“新聯”貴州省領導小組組長。建國後，任貴州省青年工作幹訓班學員，青年團貴州省委文藝工作隊隊長，青年團貴州省貴陽市委少年工作部部長，青年團貴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青年團貴陽市委第一書記，貴陽煙草公司經理、黨委書記，貴陽市化工局局長，貴陽市經委副主任，中共貴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貴陽市委常委。1965年“四清”中受錯誤處理，下放農村勞動。1973年待分配。1978年任貴陽市革委會秘書長，中共貴陽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83年8月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3－7月任貴州省委書記。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2月－1988年12月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10月－1989年12月任全國總工會第十一屆副主席、書記處第1書記、黨組副書記。是中共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10624.htm?func=re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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