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

2008年12月30日　《商務周刊》
來源：http://news.hexun.com/2008-12-30/112944814.html


　　“過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業績化為烏有?不同的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是要達到這個新時代，還要經過多少地獄和煉獄啊。”

　　斯蒂芬•茨威格將這句話寫在了自己人生回憶錄《昨日的世界》的最後一頁。誰也沒有想到，當這句悲愴的感歎最終於1944年付印為鉛字時，對生活充滿了期待的奧地利天才作家已在兩年前和妻子一起在巴西服毒自殺了。

　　這位歐洲傑出的人文主義者，經曆了人生前三十年老歐洲的太平盛世，幾乎是眨眼之間，人生後三十年遭遇了那個時代社會和經濟暴風驟雨般的混亂：大蕭條的災難性起伏，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平民財富榨汁機般的洗劫，大規模的失業，社會地位的劇烈變更，戰爭與屠殺，國家和信仰轟然倒塌?

　　脆弱敏感的茨威格無法麵對群星璀璨的人類文明怎麽會在40年內誕生了人間地獄般的兩次世界大戰。他用生命祭奠了1914年7月文明崩潰前那繁榮而和平的歐洲。並將“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的曆史拷問，印在了《昨日的世界》的扉頁上。

　　巧合的是，《昨日的世界》出版的1944年，弗裏德裏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義的奠基之作，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對市場自由主義最重要、最具創造性的批判著作”（美國自由派雜誌《美國展望》的創辦人羅伯特•庫特納之語），也同時問世。

　　和茨威格一樣，沐浴過老歐洲繁榮餘暉並最終受納粹迫害而流亡英國的兩位奧匈帝國子民——哈耶克和波蘭尼，都期望借此回答茨威格的曆史拷問——1930年代全球社會經濟的崩潰乃至戰爭的曆史緣由。

　　對哈耶克而言，歐洲社會經濟的崩潰和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完全是背叛19世紀以來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製度的結果；在稔熟哈耶克和其導師米塞斯的市場自由主義的波蘭尼看來，恰恰相反，正是19世紀以來將整個社會淪喪為商品關係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帶來無法逆轉的巨大貧富分化，其激化的矛盾和怨恨為希特勒之流登上權力頂峰掃平了道路。

　　誰也想不到，二戰結束不到40年，曆史再度詭異而無情地把人類社會當作實驗場，企圖現場測試兩位經濟思想家理論碰撞的爆炸威力。

　　1980年代初，隨著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裏根追求去規製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作為新自由主義“教父”的哈耶克連同他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一時成為“自由世界”的燈塔，特別是一直活到1992年的他親眼目睹了蘇聯解體，新自由主義也因之以全球化的名義徹底統治了世界。

　　曆史又前行了20多年，在新自由主義“大本營”的美國，一幫由投資銀行家、對衝基金經理和私募投機者組成的“賭徒”，以新自由主義的旗號綁架了世界經濟，演出了一場沒有節製和道德的財富狂歡，並最終在2008年9月以市場自由主義“聖殿”華爾街的崩潰為開端，拉開了一場至今仍然難以看到溝底的全球經濟墜落進程。

　　“如果波蘭尼仍在世，對美國當前金融風暴的發生，將一點也不意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談到本輪金融危機時認為，波蘭尼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批判，又一次前所未有地清晰起來，“這讓當代人又記起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自發調節的市場不總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起作用”。

　　而它的惡果，卻是全人類再次麵對莎士比亞在其名劇《辛白林》中喃喃而出的那句怨咒：“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

　　中產“崩潰”

　　“中產階級的迅速破落令人痛心。”這是威廉•曼徹斯特在自己那部美國社會史詩《光榮與夢想》序幕中的喟歎。

　　一場史所罕見的金融危機和大蕭條，讓1932年的美國格外沉重，曼徹斯特描述到：“加利福尼亞州水庫工地上幹粗活的工人當中，有好些先前是農場主、牧師、工程師，還有一位中學校長和一個密蘇裏州某銀行的前任行長。在芝加哥市，有兩百名婦女在格蘭達公園和林肯公園露宿。她們一無窩棚，二無鋪蓋，什麽遮身保暖的東西也沒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涼的地上打顫，直至第二天黎明。”

　　這位《巴爾的摩太陽報》的頭牌記者實錄了那場煉獄的更多細節：“在紐約州的巴比倫，長島警察發現有一個注冊護士在一個私人莊園的槭樹叢中挨餓，整整兩個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聞紙當中。在艾奧瓦州的奧斯卡盧薩市，有一個失業女教師帶著兩個孩子，準備在一個上頭扯起帳篷的地洞裏度過第二個冬天。”

　　他用黑色的語調調侃說，“正如《紐約時報》記者卡貝爾•菲利普斯所說，夜間敲門討飯的，‘可能幾個月或一年前在銀行裏爽快地簽發過你的貸款，或者在你所讀的報紙上寫過社論，或者是某家大地產公司的副經理’。”

　　這一年，當美國鋼鐵公司的總經理、通用電氣的董事長、美國商業部部長和許多媒體宣告不景氣正在成為過去、“新的繁榮時期的太陽正穿透經濟災難的雲層冉冉升起”時，曼徹斯特紀錄到的事實是，“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的國家裏，有1500萬以上的人在到處找工作，可是哪裏也沒有工作可做”。

　　76年後的12月3日，一場不亞於1929年的新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到了萬裏之遙的中國，挾裹著北京十年不遇的突然降溫，讓張宏興感受到了周身的寒意——他決定把自己剛剛買了不到半年的新房折價處理，因為“工作沒了”。2008年令這位複員軍人悲欣交集，“全家人成為城裏人”的奮鬥目標幾乎快要實現的時候，夢想卻一夕之間像風箏一樣斷線了。

　　2003年退伍的張宏興回到山西清徐縣農村後，沒有錢“活動”到較好的轉業工作，隻能憑著自己的駕駛技術為煤老板拉煤。盡管不得不常年“沒明沒黑”地開著大貨車奔波在祖國各地，但隨著收入的提高，他不但還清了家裏多年的欠賬，還把農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接到了清徐縣城租住，“我答應過媳婦，開完奧運會，就真正成為城裏人”。

　　憑借每月3500元的收入，張宏興跨入了清徐縣的高薪階層，有底氣為全家買套房實現自己的承諾。2008年年初，能幹的張宏興被另一家煤老板“挖走”，月薪漲到4500元。對前景更加充滿信心的他決定提前實現自己的夢想，拿出自己的積蓄外加一部分借款和銀行貸款，6月份買下了一套熱銷的商品房。

　　“誰能想到，市場一天不如一天。”奧運會前，老板的煤場倒灶，張宏興“放假”了。至今也沒有找到工作的他，不但沒錢裝修自己的毛坯房，已近年關還要麵對討債人。“兒子一個多月都沒有吃過肉了。”麵對《商務周刊》記者，張宏興對此甚感自責，隻好跑到北京找戰友借點錢，“至少把年過了吧”。

　　美國金融危機下半年以來，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張宏興的家鄉山西是中國的能源大省，向全國輸送七成以上的煤炭、焦炭和四成電力。由於市場需求下降、價格下滑，山西的兩大支柱產業——煤炭和焦化，麵臨嚴峻挑戰。

　　比如，山西降價幅度最大的煉焦煤，11月下旬的價格比8月下降了44％，動力煤則下降了20％以上。山西焦協數據顯示，僅九、十兩個月，山西焦炭行業的損失就達到30億元人民幣。即使賣出去了，煤款也被大量拖欠。目前，山西焦炭貨款拖欠已經達到100億元。據新華網報道，今年11月上旬，山西省有8000多家中小企業倒閉，山西焦炭行業特聘專家於長濱認為，目前山西焦炭企業失業人數保守估計已達10萬人。

　　而失業的張宏興，原本是2003年以來新一輪中國高速增長催生出、正在城市化進程中聚集的準中產階層的典型代表。

　　2007年，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侯雲春曾表示，盡管沒有確切的數據能夠計算出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但推算大致人數可能達到8000萬人，也就是說，官方第一次認可中國人口大約6.15％已經步入中產階級行列。他同時強調，以往兩年間，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增長了將近1500萬，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兩年，“並且還在急劇增加”。

　　20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就說過，一個穩定的社會需要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否則很容易陷入王朝循環和動亂。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政府盡管沒有公開提出中產階級，但也一直在積極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比例，致力於紡錘形社會結構的塑造。

　　但就在十七大報告首次寫入“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意在使更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通過擁有財產性收入進入中產行列時，一個黑色幽默出現了，剛具雛形的中國中產階層幾乎集體慘敗在中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驚天“泡沫”中，越來越多的人像張宏興那樣，由於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擠壓股市和房價等“財產性投入”而遭遇財富縮水，返貧式地消散在塔尖越來越小、塔基越來越大的被壓扁的“金字塔”下麵。

　　股市＆房市“攪肉機”

　　房地產獨立研究人士沈曉傑用大量的官方數據為《商務周刊》剖析這個雛形階層在新千年遭遇到的故事。按照2006年國務院批準印發的《人口發展“十一五”和2020年規劃》預測，202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達到8.7億，屆時要實現國家承諾的“人均35平方米”住房小康目標，今後12年每年要新增17.88億平方米的住房建設。

　　但事實上，全國城鎮在2005－2007年竣工的住宅建築麵積每年都在6億－7億平方米，整整相差近11億平方米。“造成的原因不是開發商供應不夠，而是老百姓買不起。”沈曉傑舉例說，全國為此每年都會在需求旺盛情況下出現數千萬甚至上億平方米賣不出去的“空置房”。

　　“按照國際通用量化標準，老百姓買得起的‘國民住宅’，其房價收入比應該控製在3—6之間，也就是說3－6年家庭收入購置一套‘體麵的住房’（戶均90平方米）。”沈曉傑以上限標準的6年收入、戶均為三口之家以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為依據，得出的結論就是，買一套90平方米的國民住宅均價應該為248148元，即讓老百姓買得起房的國民住宅的平均房價應該是2757.2元/平方米。

　　沈曉傑說:“看看全國大中城市的平均房價，其差距之大不言自明。”在他看來：

　　一方麵，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僅成為中國最暴利的行業，而且也創造了國際房地產和住房業利潤最高的“世界紀錄”。當我國社會平均利潤率還在10％以下徘徊，當世界房地產平均利潤僅在3％－5％時，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利潤率已經從過去的百分之十幾暴漲到現在的50％上下，有的甚至超過了100％。

　　據國家統計局的普查資料推算，房地產開發商及大股東在全國大約有20萬個左右，其一年從買房人手中攫取的超額利潤達4000多億元，5年來積累暴利2萬億元以上。也因此，在2008年房地產大轉折前的“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一半左右富豪的“主要產業”都是房地產，而且在前十名“首富”中，至少有8人經營房地產。

　　另一方麵，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推算，我國城鎮一般居民家庭的房價收入比為9.67，比國際上公認的房價最難承受地區（房價收入比為7）還要高出近40％，沿海多數大中城市房價收入比甚至高達15－20。而且，全國城鎮現有無房戶推算已高達2.4億人左右，占到了城鎮總人口的四成左右。

　　最大關鍵是，2003年下半年國家建設部起草和力推的“房改綱領性文件”，一改政府“要向70％－80％以上的家庭提供經濟適用房”的承諾，把“房改的重點和方向”調整到讓“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上來。“房改新政”和住房政策在房地產利益集團左右下，普通市民階層的住房問題5年來竟成為“政策空白”。

　　據沈曉傑估算，無奈之下，5年來，我國城鎮3/4的居民因無法正常進行住房消費而滯壓的資金至少在十幾萬億元以上。“這些滯壓的‘過剩資金’，一個很大特點就是具有極強的投機功利性，期望通過資金的運作‘錢生錢’，使普通家庭有限的資產可以更快的接近高房價的支出需求。”沈曉傑說。

　　他警告說，高房價等方麵的生活壓力造成居民對有限資產的升值保值有急切渴望，使他們有強烈的“賭性”到證券市場“博傻”，祈求通過股票的升值套利來實現買房夢。在2006年下半年開啟的“黃金十年”股市神話中，大概1/3左右未能實現住房消費的資金流向了股市，資金總額至少在4萬億—5萬億元之巨。

　　但得到的回報是，截至今年12月5日，滬綜指從2007年10月16日的最高點6124點跌到2089點，滬深兩市總市值從2007年11月5日最高的33.62萬億元跌落到13.37萬億元，所謂受政策鼓勵博取“財產性收入”的勇氣連同20.25萬億元市值一起蒸發了。

　　一個剛剛形成雛形的準中產階層，在股市＆房市“攪肉機”的擠壓下，財富迅速因股市和房市的下滑而流失、塌陷。

　　與此相伴的一個壯觀景象也在2008年出現了，一麵是“套死”在4000點、甚至6000點峰頂的普通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絕望式的失去信任；一麵是近2.4億城鎮無房居民幾乎集體性拒絕了房地產市場。

　　這種“抗爭”已經產生了明顯效果。截止2008年10月，全國房地產銷售金額為17590億元，同比減少了17.37％；全國房地產銷售麵積為44723萬平方米，同比減少了16.51％。國房景氣指數近五年以來首次跌破100，市場已明確步入周期的低穀。失去理性的對暴利的追求，又一次把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釘死在了高房價的“十字架”上。

　　11月22日，當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雲昌在接受采訪中呼籲“中產階級釋放購買力”、“調整購房心態”、“該出手時就出手”時，一位網民調侃說，“其實中國的中產階級基本成分是房奴和車奴，如果你還沒有這個X奴的身份，要麽你已經富裕啦，要麽你就連做個中產階級都不配，連做奴隸的首期款也沒有。”

　　國富民貧

　　那麽，2003年以來中國發生的這場令世界震驚的爆炸性增長，連同所積累的財富上哪裏去了？《商務周刊》根據國家統計局、財政部和國資委2003－2007年的公開信息得到了兩組或可透露蹤跡的對照數據：

　　從財富增長速度看，一方麵，我國GDP從13.58萬億元增長到24.66萬億元，年均增長10.5％；全國財政收入從2.17萬億元增長到5.13萬億元，年均增長22.6％；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從4951.2億元增長到16200億元，年均增長32.9％。

　　另一方麵，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8472元增長到13786元，年均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2622元增長到4140元，年均增長6.8％。這意味著，老百姓從此輪增長中得到的財富積累速度，不但與財政收入和國企利潤增速差距巨大，甚至還沒有跑贏GDP增速。

　　從財富分配比重看，一方麵，5年全國財政收入共計17.04萬億元，是5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10.29萬億元的1.66倍；另一方麵，全社會勞動者收入（全國職工工資總額＋農村居民現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3年的25.7％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23.6％。

　　GDP由國家稅收、企業利潤、勞動者收入和設備折舊四個因素構成，其中折舊率固定，這5年勞動者收入比重的降低，暗示著國家稅收和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相當程度上是以勞動者低收入為代價，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資本所有者傾斜的趨勢非常明顯。也進一步說明，作為“世界工廠”貢獻最大且最辛勤的工薪階層，並不是此輪高速增長的受益主體。

　　其中廣東省最為典型。該省統計局提供的權威數據顯示，廣東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1978—1983年均超過60％，1984—1994年在60％－50％之間，1995—2003年在50％－40％間波動，2004年以來不足40％，2006年為38.7％，為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相反，廣東省投資者的營業盈餘從1978年的不足15％上升到2006年的30％以上。可以說，以勞動者報酬為代表的“人”的因素回報在急劇下降。

　　這一點，在一些官方調查數據中也零零散散卻事實確鑿地得到了印證。據中華全國總工會2007年所做的第6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全國26.7％的普通工人過去5年內從未增加過工資”。上海社科院一項調查也表明，“50.6％的國企職工在近3年內沒有加過工資，最長的6年來分文未漲”。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統計信息也顯示，“沒有達到職工平均工資的人數占60.7％”。2005年，九三學社廣東省委調研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12年來隻提高了68元。

　　如果進行國際間類似發展水平上的橫向比較，同樣令人尷尬。全球著名人力資源管理谘詢公司翰威特公布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08年印度再次成為薪酬增幅最大的國家，高達15.5％，而2008年中國整體平均薪酬水平增長接近8％，僅為印度的一半。

　　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外包谘詢公司美世谘詢也做有類似調查：過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3％，而中國為7.4％。其報告分析說，相比較同期GDP的增長，中國平均增長率達到10.5％左右，印度隻有8.7％，“這表明，中國居民擁有的財富與國家擁有的財富相比，事實上在不斷下降”。

　　按照曆史經驗，當經濟高速發展時，工資收入增長幅度應該高於GDP增長還是低於GDP增長？采訪中，翰威特一位高級分析師告訴《商務周刊》，“除了印度之外，日本是很好的參考係”。當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日本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時間讓百姓的工資收入追上美國，當日本和美國工資收入持平的時候，意味著日本人有了和美國人一樣的購買力。

　　“而1978－2007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水平卻僅為美國的4％。即使加入購買力平價的因素，中國實際工資水平也不到美國的20％。製造業領域，中國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她意味深長地告訴記者，“當百姓具有足夠的購買力時，國家絕不用擔心消費低迷。”

　　令人擔憂的是，即使在這種收入分配背景下，因為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將住房、醫療、教育等原本屬於社會保障領域的公共服務逐漸推向市場化（盡管新一屆政府在2006年後在民生問題上做了較大調整），普通收入水平居民的個人財富中很大一部分不得不還要應對這三項支出的巨大壓力。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坦言：“國家在財富分配方麵的能力太強，人民在分配方麵的能力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速度不同步，可能會形成國富與民富不均衡?長期持續下去，必然是國富民貧。”

　　現在最令其擔心的是，微型和中小企業在此次金融危機影響下蒙受空前慘烈的打擊，如果不能對這個吸納就業最龐大的領域有所改變而使目前大量倒閉的局麵持續下去，更將會劇烈衝擊中國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

　　8月4日，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有關負責人透露，在國際經濟形勢增速放緩、國內宏觀調控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下，初步統計，全國今年上半年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代表的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麵臨重整。

　　事實上，下半年的形勢更為嚴峻。其結果不但會造成老百姓收入下降、拉動內需希望渺茫，而且非常可能成為社會愈發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

　　政商利益一體化

　　為什麽政府和企業會獲得如此強大的財富分配能力？

　　“在一個公民權利界定不清楚的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導向，不可避免會畸形化為以資本所有者為中心的社會利益關係。”自稱為中國第一代“院外集團”代理人的武芮（化名）在一間私人會所告訴《商務周刊》記者，這是資本的力量使然，“而且是不受約束的資本力量”。

　　在他看來，過去幾年時間內，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財富急劇擴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在政府保護資本的政策引導下，不但得到了體製性的鞏固，而且開始主動幹預國家政策、尤其是社會財富分配的去向。

　　“比如房地產集團就是中國最高調的既得利益集團。”盡管做的不是這一塊，但他對這個集團的運作非常熟悉，“這是一個由開發商、經紀商及代表部門和地方的‘條條’、‘塊塊’，加上官員、學者和媒體為核心、戰鬥力非常強的利益群體。過去5年來，其左右的權力、掌控的資源和擁有的能量，已經非常驚人了。”

　　“他們之所以有足夠的力量經常嚐試對抗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就在於其在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的關鍵位置擁有利益者甚至代理人。”按照武芮的觀察，今年以來，因為房市在蕭條的“陰影”中持續徘徊，全國重點城市相繼出現房價下跌、成交量急速下降、開發商資金短缺等低迷行情，“一些被房地產集團盤根交錯的利益關係影響和左右的地方政府，不像過去那樣躲在後麵，而是直接跳出來了”。

　　今年5月份，以沈陽市上調市內五區普通住宅標準以降低商品房交易契稅為開端，拉開了全國地方政府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大救援”。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等19個地方政府紛紛以減稅、推行貨幣補貼及降低準入門檻等一係列積極的利好政策。

　　尤其是10月18日在深圳“中國市長論壇”上，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應該給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應該說有能力、也有責任，做出一些政策上的選擇。”10月22日國務院下發文件，賦予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本地樓市費用減免的權利。這被理解為高層首次對各地刺激樓市政策做正式表態，讓已經出台救市措施的城市吃下了定心丸，也使地方政府的“救市”大潮愈演愈烈。

　　此舉引來了輿論的強烈反彈，尤其是西安市政府用財政補貼商品房購買，被指為“拿納稅人的錢救房地產商，損害老百姓的利益”。10月下旬，國內一家門戶網站發起“房地產救市”調查，195103名參加者中，84.72％的網民反對救市，77.03％的網民認為最近兩年房價仍會下跌，88％的網民認為，如果救市，地產商獲益最大。

　　武芮認為，這次政策轉向，也把開發商與政府的關係再次暴露無遺：“回頭看，先是開發商鼓吹救市，接著行業組織向上出招向外造勢，在中央政府尚未表態之前，地方政府出來救市，最後政府主管部門公開支持，再後來才是國務院及相關部門出台救市政策，可見，開發商的力量不可低估。”

　　“事實上，樓市中仍然存在暴利，還不至於需要財政刺激，地方政府的舉動等於公開和開發商利益聯盟。”他分析說，這些年來，“房地產利益集團先是反對經濟適用房，要搞商品房的一統天下，基本上成功了；接著打著反對政府幹預的旗號反對宏觀調控，要把房價漲到底；現在，他們又打著救經濟的幌子呼籲政府救市。”

　　武芮的結論是，無論是吳敬璉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還是發現“血酬定律”的吳思提出的“資本-官家主義”，“政商利益一體化讓過去5年中國經曆的一個高速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更多地轉移到資本所有者和資本控製者的手中，無論他或她是政府官員還是開發商。”

　　“處長治國”

　　武芮特別提到了郭京毅案。8月13日，商務部條法司巡視員郭京毅被中紀委“雙規”。隨後3個多月時間內，原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現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鄧湛，商務部條法司行政法律處處長杜保忠，國家工商總局外商投資企業注冊局副局長劉偉，以及中國首富黃光裕等相繼“落馬”。

　　“政商利益要達到一體化，關鍵還是政府官員手中公權的控製和爭奪。”與郭京毅打過交道的武芮直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力量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中最有影響力的位置其實就是處長，可以說中國的政府權力就控製在中央關鍵職能部門的2000多名處長手中。”

　　“郭京毅這些人就是在處長任期中建立了綿密複雜的利益鏈條。”武芮根據自己與郭京毅們打交道的經驗解釋說，一般而言，處長作為部委和廳局相對較低級別官員，並不具有決策權，隻是決策後的具體執行者，“處長作為政府最基本的職權級別，名義上沒有實際權力，簽字決策權在司局長甚至副部長、部長手裏，但其作為具體負責執行的官員，拿出的意見常常最有分量，因為隻有他掌握和清楚其細分領域最全麵也最隱秘的利益所在。”

　　“處長們精通政策，長期在基層，又不大挪動。有時候一把手‘走馬燈’換個不停，但他們卻變動不大。一個位子上坐長了，門道也就多了。政策不透明，缺乏對決策過程的監督，造成處長成為部門內部的‘實權派’。”在武芮看來，“一項建議或政策，你可以騙過司長、部長甚至國務院，但很難騙得過處長。”

　　特別是，“一些部門的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卻分解、掌握在幾個關鍵處室中，具體權力又落到了幾個人手裏，一個處長的一句話就可能涉及上千萬上億的資金、項目。一般情況下，他們的意見基本都會被采納，權力就在這個過程中體現了出來”。

　　采訪中武芮說，一位與其關係甚密的官員告訴他，“目前的‘現官不如現管’、‘官大不如管大’的製度安排，讓‘現管們’手中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上級領導過於宏觀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釋的可篩選性，行政審批的非標準化或標準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審批和答複的無時間限製等等，給處長們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欺上瞞下’的技巧更使他們‘遊刃有餘’、‘取財有道’”。

　　所謂“欺上”，表現為通過篩選、截留信息，以求得領導對其“工作方式”的理解;所謂“瞞下”，就是把自己的某些想法揉進領導的意圖和政策解釋中，並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牟取私利目的。“其結果是攪亂了資源配置的規則和秩序，使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扭曲為處長們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和某些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最大化。”他說。

　　“事實上，郭京毅在商務部17年，一步步就是這麽幹的。當然，他不但自己幹，還擴張出去織結了一張巨大的利益大網。”自稱也是“受害者”的武芮直言，現在部門難打交道，沒有好處不辦事，或推諉扯皮，或敷衍塞責，或公權私化，甚至非法受賄，都是“處長現象”的典型表現，“實質是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和部門利益個人化”。

　　對此，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曾在2003年“中國民營企業文化論壇”上公開指出：“中國嚴格意義上是‘處長治國’。”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國家扶持民營企業的政策轉到處級及科級以下的具體落實時，信號就減弱得非常厲害。他自嘲說，“我們不怕大官怕小鬼，小鬼真是得罪不起。到職能部門找處長辦事，如果要錢就放心了；如果不要錢，你要辦的事情就挺懸乎。”

　　也因此，一方麵，職務犯罪中處級幹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權威機構的統計顯示，2003—2006年，全國共查處縣處級職務犯罪達10431人；另一方麵，“下海”的處級幹部深得國內外企業追捧。

　　不論是政商利益一體化還是其典型案例的“處長治國”現象，巨大的利益輸送發生在政商之間，已經成為不爭的社會現實。11月8日，北京市檢察院召開的“紀念首都檢察機關恢複重建30周年”座談會上透露的一組數據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外逃官員人數高達1.6萬－1.8萬人，外逃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外逃貪官所攜帶的款項，主要來自土地開發、稅收、城建工程經費、金融機構貸款、截留的政府開支、大型國家建設項目資金等。

　　還有一組《商務周刊》從過去5年國家統計局公報中分析的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8.19萬億元，而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為2.82萬億元。按照2007年10月國家統計局城市司住戶處處長陳小龍接受新華社記者的披露，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資性收入為主，大約占到70％左右。

　　而工資性收入無疑是中國最清白的“合法收入”。那麽，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至少有高達4.17萬億元的收入無法解釋清楚來源。如果把過去五年數據加起來計算，這部分無法解釋清楚來源的收入更高達15.72萬億元，幾乎是2004年中國全年GDP總和。

　　不過，盡管來源難以解釋清楚，但毫無疑問這部分收入絕對沒有流入中國工薪階層的口袋。

　　虧空的社會資本

　　11月26日上午，28歲的襲警殺人案罪犯楊佳，神態平靜地在上海接受了注射死刑。至此，一樁源於對警察執法爭議的社會衝突而導致的惡性報複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就此結束。

　　今年7月1日，楊佳攜帶匕首等凶器，闖至上海市閘北區政法大樓內襲警，致6名民警犧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傷。令人震驚的是，10月13日“楊佳襲警案”在滬二審開庭時，竟然有上千名群眾在法院周圍為這起惡性案件的製造者聲援，一時在中國社會引起廣泛的爭議。

　　“人隻有逼急了才會幹出這樣凶殘的事。”采訪中，一位已經“退役”並從事過刑偵工作的前警察冷峻地告訴《商務周刊》，“不顧忌後果向強大的國家機器發起挑戰，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都有這樣的罪犯，甚至不少。但這樣的行為不是受到社會一致譴責，而是得到了民間輿論很大聲的喝彩，說明我們的社會係統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問題。”

　　“法律作為最底線的社會共識被楊佳們棄置不顧，這不是一天或兩天、一個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一個社會情緒長期積累的結果。”他認為，楊佳案的確需要我國治安、司法係統做深刻反思，但“更廣泛意義上，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當前中國社會共識的分裂和稀薄，直接刺激了楊佳那種‘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絕望式暴力的發生。”

　　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主筆杜平把這歸結於中國社會物質資本大豐富的同時，社會資本的過度缺失。“所謂‘社會資本’，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健康生存和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本錢’。用中國當下最熱門的詞匯來說，就是‘社會和諧’。”他寫到，“社會資本越雄厚，這個社會的運轉就越順暢，越有效率。相反，社會資本比較缺乏，國家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社會秩序、乃至政治秩序都不會很好。”

　　由於過去政策一直較為偏重市場資本力量，社會資本在忽視和冷遇中遭到了巨大虧空。而這種虧空直接到後果就是社會共識的分裂和社會利益的分化。

　　“其中，分解能力最強大的就是財富與權力分配的分化，導致社會價值、意識和地位的割裂。”獨立社會評論人劉洪波指出，“這使每個人開始站隊，運用站隊的觀點來看待社會。進而使人們在心理上不接受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在人們的心目中，社會已分別化了，有富人與窮人，有富人社會與窮人社會。”

　　11月26日，電影導演賈樟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講述了“小武”眼中的社會現實。這位被某些主流影評譽為“靠出賣中國的苦難贏得國際認同”的導演說:“很多沒有看過我電影的人都會說，哎呀你是賈樟柯，你是專門拍底層人的。或者說，哎呀我特別喜歡你，你拍的邊緣人群真好。我覺得邊緣的概念，首先帶有少數群體的意思。但從《小武》開始，我內心的感受，我的努力，與此恰恰非常相反。我想拍大眾，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態。當時的銀幕空間裏邊，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呈現太少了。當這樣的影片出來後，在銀幕上就顯得很‘特殊’。”

　　“而《小武》被認為這個電影拍的是邊緣人群，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誤解。如果我們能從客觀上理解這個國家，認為我們國家是13億人的國家，而不是1億城市富人的國家；是包括貧瘠山村在內的960萬平方公裏，而不光是北京CBD或上海浦東的國家，那麽他們是主流人群，怎麽是邊緣呢？如果說邊緣，那隻是中國主流電影所描述狀態的邊緣。”

　　“再就是底層的問題。事實上，社會一定是有結構的，如果我們不偽善的話，這個世界是不平等的。但當討論電影的人談到底層這個概念時，他總把自身認同於非底層，會說‘這個電影是關於底層人民的什麽什麽’。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底層變成了一個虛的東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層，因為他總能找到‘比我更慘的人’。所以，整個社會文化中就變成了沒有一個階層是底層，也就不存在這個社會對於一個人群的不公正。而實際上對那個人群是沒有人去認同的。”

　　他毫不猶豫地說：“這幾年，從國際社會到中國人自己，最大的意識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富起來了，富是中國當下的一個關鍵詞。但是我覺得實際上貧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並且貧窮又給中國社會帶來特別多其他的問題。比如說進入1990年代以後，刹那間的經濟大潮到來的時候，實用主義為什麽馬上占領了全社會？在人們很多行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方法中，金錢為什麽變成整個社會的調節劑？這些都跟貧窮有關係，絕不單單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如果總結中國這幾年的關鍵詞的話，貧窮會被開除掉。但事實上是這樣嗎？我到三峽地區，許多家庭讓人觸目驚心，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啊。生命很隨意、很簡單地安置在一個地方，你就自己在那兒長就行了，生老病死。更廣泛地說，貧富分化的問題困擾著這個國家。可能國家能力提高了，但是個人生活不一定有改善。就好像命名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經濟怎麽樣迅速地跨越，而遮蔽掉了另外的事實。”

　　那麽，此時“主流們”在幹什麽？在賈樟柯講述“小武”的時候，一則近日廣泛流傳的北大《光華校友通訊》文章展現了他們的另一番“歡唱”。年中，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因貪汙腐敗“落馬”。好事者將北大《光華校友通訊》中一篇關於這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前證監會副主席的報道轉載到了網絡上：

　　“對於王益老師的氣質，我們真的很難分辨。詩人的率真和激情；曆史學人的深邃和內斂；金融家的果斷和嚴謹；我們更願意把他視作有哲學思辨、曆史鉤沉和文學衝動的一個可親可敬的老師和朋友。

　　“不是嗎？他在光華受歡迎的程度簡直可以用‘誇張’二字來表達。沒親眼見過以前他給光華學生上課後的反響，倒是親身剛剛體驗了6月10日中國交響樂團攜他作曲填詞的大型交響合唱《神州頌——獻給正在複興中的偉大祖國》來北大演出時台前幕後給北大和光華帶來的那陣旋風。

　　“音樂會開幕前的光華招待會上，光華學生主持人用‘我們敬愛的王益老師’引出他的閃亮登場；演出開始前，光華院長張維迎教授出場致辭。一向詞鋒甚健的他為本場音樂會作開場白時，竟語帶哽咽；演出返場時，全場老少觀眾全體起立高唱《神州頌》結尾曲‘飛吧，中國’時的群情激昂；演出結束後，前幾排幾位光華校友中他的女粉絲，異口同聲地尖叫著‘王益、王益、王益’，那勢頭絕不輸於當下‘快樂男聲’、‘好男兒’”、新版紅樓‘寶哥哥’的海選現場。”

　　當這些市場自由主義鼓舞下的巨大蒙太奇般畫麵表演在社會現實中時，劉洪波認為，“人們漸漸基於貧富、貴賤立場來決定自己的態度，發出自己的言論：富人被綁票了，會有人說‘活該’；工人被傷害了，不少人會表示同情。劫富濟貧的心理在生長，貧富對立的情緒在上升。”

　　撒旦的磨房

　　克羅伊斯是古希臘神話中呂底亞的國王，傳說他派自己的寵臣去德爾菲神廟占卜，以決定自己是否應該去進攻波斯。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他派兵攻打波斯，他將會摧毀一個王國。”克羅伊斯滿懷勇氣地發起對波斯的進攻。他相信自己將會獲勝，因為這是神的昭示。此舉果然招致了一個國家的毀滅，但不是波斯，而是呂底亞。

　　1970年代末，美國總統裏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了控製全球發展的“製高點”，打贏同共產主義蘇聯延續了近30年的“冷戰”，同樣做了一次“占卜”，隻不過巫師們換作了“朝聖山學會”的哈耶克弟子，得到的“神諭”是新自由主義。

　　但又一個30年後，誰也沒有想到，經曆了冷戰和兩次入侵伊拉克的完勝，美國人幾乎將新自由主義的“旗幟”插遍全球、迎來了福蘭西斯•福山所謂的“曆史終結”時，竟然招來了一場可能比1929年全球金融危機更恐怖的市場係統性崩潰。

　　也正是在這個時刻，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遮蔽了30年的許多針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批判思想才刺射出來。這其中，64年前卡爾•波蘭尼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完成的《大轉型》，無疑是一道最耀眼的光芒。

　　卡爾•波蘭尼1886年出生在布達佩斯，成長在一個社會承擔和智識成就非常突出的家庭環境中。對此，他的密友——美國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在其《旁觀者》的回憶錄中對波蘭尼家族有過精彩的描述。

　　在為《奧地利國民經濟》工作期間，波蘭尼見證了預示後來大蕭條和法西斯主義興起的1929年美國華爾街崩潰和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權。在《大轉型》中，波蘭尼將這些曆史材料與他對米塞斯和哈耶克那些今天看來極有影響的觀點的批判融為一爐。他並不反對市場經濟，但他強調市場經濟永遠隻是整個社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他看來，市場自由主義的問題是它把整個人類社會市場化了，沒有界限或底線的市場自由主義無疑是“聽任撒旦建造黑暗的磨房”。

　　“生產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果這個過程是經由貿易和交換的自我調節機製所組織起來的，那麽人和自然都必然會被納入他的運行軌道，它們必將從屬於供給和需求，也就是說，像為了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一樣被買賣。

　　但這恰恰是市場體係下的組織方式。人以勞動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被加以出售。在他看來，“這種商品化虛構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運交由市場安排就等於消滅了它們。”

　　波蘭尼認為，正是19世紀整個社會被政府支持的市場自由主義作為商品轉交給雇主和資本家手中，導致貧富分化從國內傳染到國家間，社會衝突和緊張從一國蔓延到國際範圍，進而打斷了市場自由主義賴以擴張的國際貿易的中斷、國際組織的解散，法西斯主義利用了由此普遍滋生的自我保護的社會情緒占領了曆史舞台，“黑暗最終統治了大半個世界”。

　　現在，鍾擺又回來了。次貸危機點燃了引信，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炸毀了半個華爾街，而且爆炸還在繼續。美元貨幣體係處在崩潰的邊緣，全球經濟迅速衰退正在使過去20年來持續擴張的全球化進程麵臨貿易保護主義的巨大挑戰。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更不用說失敗國家，都突然麵臨經濟衰退下內部矛盾激化的強烈威脅?

　　這樣的反彈仍在進行。站在這個曆史轉折點，任何有社會良知的人都可能產生無限感慨。前人如波蘭尼這樣所闡述的曆史智慧，事實上一直都沒有離開過現實世界，但是能夠記取教訓的終究是少數人，能有勇氣站出來堅信前人智慧、反抗潮流的人更寥寥無幾。人類社會大部分時間便是在如此因為貪婪而變得懵懵懂懂中度過。

　　不論是否相信今天的美國或者諸大國領袖們已經接受了曆史教訓，並做好了應對更加惡劣變局的準備，魔鬼已經從撒旦的磨房裏放了出來，我們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給自己家裏買一扇足夠堅固的防盜門。

　　“鐵腕”新政

　　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徹底震驚了中國這個過去30年美國市場自由主義最勤奮的學生。一場反思暗潮翻湧。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主任鄭永年認為，新自由主義自1990年代中期到達中國後就一帆風順，“在經曆了計劃經濟體製下的貧窮社會主義後，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對新自由主義如獲至寶，於是乎，中國成了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各個領域全麵展開市場化、產業化、民營化等一係列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改革政策，包括醫療、社會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領域。

　　“但在中國，不但缺乏一個民主的社會環境，也並不存在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公司治理製度。”他的研究結論是，來自各級政府的政治權力和公司管理層的權力不受任何有效製約，“在權力和利益的交換或者結合下，惡性私有化變得不可避免”。

　　鄭永年分析說，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引導出的資本所有者擁有體製優勢，造成了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一體化的現狀：政府就是經濟主體，或者說是企業的所有者；政府是企業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種類型的企業中持有股份；政府是企業的後台老板。盡管企業並不屬於政府，但政府則是在背後操作；一些政府官員和企業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所有這些形式，每一種發生作用，在鄭永年看來，都會對政府產生自我擊敗式的困境。比如9月中旬爆發的已入選《時代》周刊全球十大新聞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事實上，今年3月中旬就有消費者投訴，8月初內部已得出結論，但9月初，麵對媒體問詢，三鹿方麵仍然矢口否認，聲稱“無證據表明嬰兒患病與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聯係”，而且居然還強調“三鹿奶粉符合國家質量標準，不排除競爭對手栽贓”等。到問題完全曝光後，所有相關者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出來為自己辯護，把責任推到奶農身上。

　　其實，4年前在安徽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中，有關媒體公布的阜陽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業和偽劣奶粉“黑名單”，三鹿奶粉就赫然在列。但沒有部門和官員去關心這件事情，對質量和安全進行把關。相反各個方麵協助三鹿公關，最終使得三鹿從“黑名單”中撤下來。

　　“政府要的是經濟成績，地方的經濟增長對官員政績有好處。隻要地方企業能夠為地方經濟做出貢獻，政府對企業的不義行為也就加以認可。企業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來幫忙，為企業逃脫責任。”鄭永年認為，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一體化，使得政府很難跳出這種自我擊敗式的治理模式。作為學生，這個時刻的中國的確和19世紀末“鍍金時代”的美國有幾分神似。

　　10月13日晚，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德曼。在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之時，這位猛烈抨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一夜之間成了最大的贏家。也在這個時刻，其新作《美國怎麽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文版成為暢銷書。這位一直緬懷當年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學家在書中寫到：“政治環境真能如此決定性地影響經濟不平等嗎？這聽起來像是離經叛道的經濟學說法，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這一點?羅斯福創造的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狀態持續了30多年。這有力地說明，與經濟學教給人們的基本理念不同，製度、規範與政治環境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或許並沒那麽小，而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市場力量的影響或許也沒那麽大。”

　　克魯德曼認為，從裏根政府開始，到小布什政府2004年打算拆下“新政”體製皇冠上明珠——社會保障製度為頂峰，回潮的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製造了新的財富不平等紀錄。根據美聯儲研究，1970年代，102家美國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美國全職工人工資的40倍，但在21世紀初，CEO平均年薪是普通工人工資的367倍。因此克魯格曼呼籲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為了美國，應當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麵，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發動一場新的‘新政’”。

　　事實上，正如《商務周刊》2004年8月20日封麵故事《中國改革走到三岔路口》所指出的，2003年新一屆中央領導就已經意識到市場自由主義在中國引發嚴重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的惡果，並以時隔18年後中央再次從2004年開始發布關於“三農”政策的中央一號文件為標誌，通過新農村建設、建立全民社會保障體係、“回爐”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等舉措，拉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胡溫新政”。

　　“令人遺憾的是，過去5年，這些舉措雖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還是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團巨大而且持續的阻撓。”中央黨校一位長期研究利益集團的教授告訴《商務周刊》，無論是宏觀調控中激烈的中央與地方博弈、壟斷企業對反壟斷政策的強烈反彈，還是股市、房市以及近日燃油稅改革上的利益搏殺，“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危害，正在使中央推進社會和諧和科學發展觀的諸多政策麵臨被架空或者被折扣的危險”。

　　他認為，對決策者而言，已經不是需不需要一場中國特色“新政”的問題，“而是怎樣使‘新政’通過鐵腕的手段真正砸斷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體化的利益鏈條，實現中國發展的健康和可持續”。在他看來，這也是難度最大問題。

　　“需要政府向自己動刀，解放思想，自己改革自己。”他說。

　　也正是在改革與既得利益博弈膠著的2008年，一場悲劇——汶川大地震，一場喜劇——北京奧運會，時隔三個月相繼在中國上演。麵對巨大自然災害和民族複興夢想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曆史考驗，13億炎黃子孫交上了幾乎滿分的答卷。遭受過太多不平和委屈的普通中國人，在那些時刻表現出了一個數千年生生不息民族最高貴的品質，而這些品質也用它飽含的期望注視著執政者。

　　5月27日，在汶川大地震主災區之一的綿陽市，當疲憊勞累正在反複襲擊采訪中的記者時，大街上由遠及近傳來了一段熟悉的聲音——“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這段回蕩在整個城市的廣播錄音，頃刻讓記者周身通電般的撼動。

　　這種已經多少年不再擁有的感覺，刹那間讓記者明白了，它的回歸就是因為，在最危機的時刻，在最需要的時刻，“他正站在自己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