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麵對“狄克推多”

2008-12-24 08:52:37
來源：http://www.blogchina.com/20081224645600.html


　　“狄克推多”（dictator）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專政”、“獨裁”一詞的音譯。這裏會審的是那個年代三位知識人對它尤其是對蘇俄專政的看法。這三人，兩位文化重鎮，一位詩人，前者是胡適和魯迅，後者是徐誌摩。在“狄克推多”的時代三岔口，他們的表述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形狀並淺深。

　　這裏不妨以他們自己的話語為呈堂。

　　1930年代，一位記者采訪魯迅時說：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魯迅回答：“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麽？隻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魯迅當然難以逆料幾十年後該專政大麵積餓死人的情形；但，對專政的信任和表述居然如此簡陋，確也讓人為其汗顏，因為這是一個民族最深刻的大腦。《解放了的堂·吉訶德》是象征蘇俄革命的一出話劇，劇中的革命者有一段道白：“是的，我們是專製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製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這不啻是蘇俄專政的宣言，也是一則殺人宣言，亦即為自由可以去殺人。魯迅卻為此頷首：“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

　　魯迅晚年支持專政卻幾乎不談民主；與此不同，胡適一生力推民主——當然是英美製度框架中的民主，但在專政問題上，卻首鼠兩端，有過一個認知上的誤區。誤區發生在莫斯科，1926年胡適去過那裏三天。在那兒，他輕易接受了一位美國左派和一位蘇俄外交官員的誘導。那位“美左”這樣忽悠他：“向來作dictator（獨裁者）的，總想愚民以自固權力。此間一切設施，尤其是教育的設施，都注意在實地造成一輩新國民，……此一輩新國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終止之時。”這樣的表述和上麵一樣，壓迫是為了取消壓迫，專政是為了終止專政。看來一個美好的“為了”不啻一貼蒙汗藥，它讓人隻迷惑目標，卻罔顧它的實現方式及後果。以至為了明天的美好，今天可以行使罪惡。可是，人們從來都活在今天而非明天，沒有為明天就要拿今天作犧牲的道理。但吃虧再多，人類因其固有的弱點，怕都難以擺脫“目的倫理”的道德魅力。

　　於是，人在國外的胡適幾乎向國內複製了那位“美左”的觀點：“狄克推多向來是不肯放棄已得之權力的，故其下的政體總是趨向愚民政策。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製度。”胡適的看法當即遭到徐誌摩等人的批評。雖然胡適後來反戈，說：“‘狄克推多’製之下，隻有順逆，沒有是非”。又說：“獨裁政治之下的阿鬥，天天自以為專政，然而他們隻能畫‘諾’而不能畫‘No’。”但，對專政的看法，胡適留下了他認知上的“前科”。

　　書寫20世紀的思想史繞不過胡魯，但卻不會有人想到徐誌摩。但這位詩公子在20年代《晨報》副刊時期，其表現於當時輿論界可謂“驚豔一槍”。不比不知道，如果把當時胡魯的時論文字和徐誌摩放在一起，徐顯然比這兩位更具洞察力。尤其在蘇俄、專政、革命等百年以來這一係列致命問題上，徐的言論比前兩位更經得起曆史的挑剔。比如針對以上的胡適，徐誌摩說：由愚民政策過渡到民治製度，“等於說由俄國式共產主義過渡到英國的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這兩者間的不可能性徐誌摩看得清楚、說得明白。在自由主義的學理上，胡適功夫未深，作為詩人的徐誌摩卻不淺。

　　徐誌摩分明看出“一黨完全專製治下”，“你沒有選擇的權利”，“隻能依，不能異”。因此，他的推論是：“即使一黨的狄克推多，尤其是一階級的狄克推多，的確是改造社會最有捷效的一個路子，但單隻開辟這條路，我怕再沒有更血腥的工作了。”這是他比胡魯高明的地方，不是為了明天，今天就可以流血。他更看重如何避免今天的血腥——這是“責任倫理”的表述。專製的血腥在於：“除了你‘宗教化’你的黨的目標（絕對的信服，不懷疑教主或教義），武力化你的黨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蘇俄革命的效果。”思想上的“宗教化”和手段上的“武力化”，是徐誌摩概括出的蘇俄專政的兩個特點，這純然一付思想家的手筆。詩人僭越，它很難出於慣稱為思想家的魯迅。

　　在麵對蘇俄的價值坐標上，徐、胡、魯不妨是一個左中右。徐誌摩是反蘇俄專製的，正如魯迅是支持。胡適一度徘徊，最後走向反專製。不妨注意一下他們對專製態度的時間表，徐誌摩批蘇俄在前（1920年代），魯迅擁戴蘇俄在後（1930年代）。因此，就中國知識人對蘇俄專政的認知譜係言，魯迅是徐誌摩的倒退和反動。

　　但，曆史卻朝著魯迅的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