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利益的衝突——傾聽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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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為一位社會化的學者，我經常有幸接觸到各階層人士，並聽到來自各階層的不同聲音。正是這些訴求各異的聲音，使我深深觸摸到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我真切地感到，這些聲音引起的社會關注有大有小，原因倒不在於聲音本身的高低，而在於發出聲音的人背後的實力支撐。

　　人類社會從來就是靠實力排座次。在國際事務中，各國完全憑借以武力、經濟實力為主要內容的國家競爭力發言；在一國的內務中，各階層則憑借其擁有的實力發言，這實力，既有他們在社會階梯上擁有的政治權力，也有貨幣賦予的權力。與這兩項權力完全無緣的階層，其利益訴求則有可能被湮沒在曆史的滾滾煙塵之中。

　　幾種利益的訴說

　　今年4月底，湖南衛視“有話好說”節目請我做嘉賓。這次節目談的是廣州南方大廈企業集團公司25位下崗工人與該公司之間的一起住房糾紛。事情其實並不複雜，大致情況如下：1994年“南方集團”搞房改，這25位“南方集團”的職工還未下崗，就與其公司簽訂了購房合同，並按企業規定交了款，購買了該住房的使用權。但事過幾年，政府下達了一個文件，規定房改不規範的企業必須重新進行房改。文件下達之時，這25位職工都已下崗，於是企業就根據政府文件，聲稱以前的購房合同不合法，必須重新來過。鑒於這25位職工都已下崗，請他們從現有住房裏搬出去。這一下25位職工都傻了眼，因為他們處於失業狀態，根本無處可去。如果放棄現有住房，就隻有流落街頭。這25位工人當中，工齡最長者已在這個企業裏工作了近30年，最短的也在這企業工作達十餘年。他們認為企業不應該將他們趕出來，於是據理力爭，希望保住這點可憐的權益。結果官司打到當地法院，當地法院按照政府文件判決，認為原合同屬於企業行為，不具合法性，應當作廢。這些工人求告無門——廣州傳媒本是全中國最發達的，但不知道這事為什麽會被當地傳媒給漏掉了——於是有人將他們的案子作為新聞線索提供給湖南衛視，與廣州沒有利害關係的湖南衛視就邀請他們派出幾位代表到長沙，在“有話好說”節目裏討論這一糾紛。

　　這個節目共邀請了數位嘉賓，一位是長沙某國企的趙廠長，另一位是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陸先生，還有我與一位“南方集團”下崗工人的代表，台下則是其他幾位沒有上台的下崗工人代表、從湖南幾所大學裏請來的幾十位大學生、當地一些機關幹部及其他身份的市民。節目形式是先由節目主持人敘述了這一故事，再由各位嘉賓談自己對“南方集團”此舉的看法。

　　最先發言的是長沙某國企的趙廠長。他表示理解“南方集團”這一做法，因為“南方集團”還有許多在職職工的利益需要考慮，國企改革顯然需要犧牲一些人的利益。做廠長經理的也是人，他們也有許多難處，在追求效益的壓力下，很難兼顧到所有職工的利益，隻能是犧牲少部分人的利益以保證大部分人的利益。“人說改革難，就難在這裏。再有能力的廠長也無法做到保證每個人的利益，隻能狠狠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保證大多數人的利益。”

　　趙廠長的說話遭到了陸先生非常強烈的反對。陸先生表示，這對這部分被犧牲的工人來說絕對不公平，這些工人辛辛苦苦做了幾十年，況且買房也付了錢，憑什麽將人家趕出去？“南方集團”是家大公司，這房子看來也不是什麽好房子，值不了多少錢，就算將房子收回去，難道就能救活這個企業？原來好幾億的企業資產，企業都搞不好，收回這20多套房子，百來萬元錢就能救活這企業？

　　主持人問陸先生，如果請你來管理這個廠，你打算怎樣管理？陸先生顯然沒想到有此一問，怔了一下以後很快回答道：我會與工人一起同甘共苦，吃鹹菜稀飯也要將這個工廠搞好。

　　聽眾席的聽眾不滿意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主持人轉而問下麵的聽眾：“假設各位是那個工廠的工人，你們是不是隻需要一個與你們一起喝稀飯吃鹹菜的廠長？”聽眾還比較理性，知道這精神在如今已屬稀缺物品，沒過分打擊陸先生的熱情。一位男青年站起來說：“我們既要廠長能與我們同甘共苦，更要廠長能為工廠帶來效益。如果一位廠長經理僅僅隻能與我們一起喝稀飯吃鹹菜，顯然是不夠的。”

　　主持人請我談看法。我說：“今天這場麵真應了一句‘文革’時期的老話，叫做什麽階級說什麽話。這位下崗工人代表正好是邊緣化階層的代表，而這位趙廠長則是經濟精英的代表，陸先生則代表了知識分子中同情弱勢階層的那部分人。”

　　主持人繼續問我，現在法院判決工人們敗訴，要他們搬出去。而這些工人都無處可去。在這個案例中，到底是維護法律的尊嚴重要，還是同情弱者重要？我回答說：我們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法律製度還很不完善，需要從實踐中不斷摸索。法有惡法，也有良法，如果與社會道德及基本價值觀背離太遠，那就是惡法。更何況有關職工購買住房的政策規定還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判決時也未充分考慮這批工人與這家企業的曆史關係以及已形成事實的房屋買賣關係，所以目前的問題還不是維護所謂法律神聖性的問題，而是要回到如何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合法權益這一問題上來談。也就是說，企業必須保證職工的合法權益，包括住房權益，簡言之，就是不能賴掉曆史債務。

　　接下來是台下的聽眾們發言。先是一位在長沙市政府房改部門的一位先生發言。這位先生提了個建議，他說長沙現在正在建設解困房，大概十萬元左右一套，這種房子廣州早已在建造。既然有了政府的解困房，根本就不必要再花精力去與“南方集團”打什麽官司，還是想辦法去申請一套解困房比較省事。坐在台上的下崗職工代表苦笑著說：“廣州是有政府的解困房，可我們這25位都是已失業好幾年的人，手中哪有餘錢去買解困房？”我坐在台上，聽著這話，不由得想起晉惠帝問他的大臣，那些餓死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這個典故來。

　　接下來是幾位在校就讀的大學生發言。一位長得比較結實且活潑的女孩子有條不紊地談了她的看法：“現在是市場經濟，提倡競爭，這就注定了有勝有敗。如果所有的下崗工人都不將占住企業的房子退還給企業，企業就會被拖垮。我認為這些下崗工人的處境確實值得同情，但不能因為同情工人而拖垮企業，那樣會害了更多的工人。我認為這25位工人的住房合同在政府規定頒布之後已失去法律效力，應該搬出去，不應該將自己的負擔強加到企業頭上。剛才陸先生講自己願意與工人一起吃鹹菜喝稀飯共度艱難，我也不讚成。這種精神雖然可貴，但是企業不是依靠吃苦精神就可以生存的。如果我是工人，要我參加選舉廠長，我就不會投陸先生的票，因為我認為他沒有做廠長的能力。”她的話馬上博得了聽眾席上好些年輕大學生的掌聲，不過我分不清這些掌聲是為企業行為鼓掌還是為她針對陸先生的表態而鼓掌。

　　另外一位大學生站起來發表他的看法。這位大學生可能讀過不少關於競爭法則的書，談起來頭頭是道，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那種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道理都成為他旁征博引的佐證材料。闡述了這些競爭法則以後，他發表看法：“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慈不將兵，義不掌財’。如果每個企業家都像陸先生那樣，那就去開慈善院好了。”這話聽得台上的趙廠長頻頻點頭，台下也有響起好幾次掌聲。然後這位大學生直接要求我發表看法：在這種高度競爭的社會中，講公平是否太理想化了一些？

　　我對這位同學說：從世界曆史經驗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確實是非常殘酷。在那時候，競爭中的優勝者獲得的獎券是貨幣，他們用來喂貓養狗的食物也比貧困者用來哺育後代的食物要好得多。但正因為少數富裕者的幸福生活與廣大勞苦大眾的貧困生活形成的反差太大，所以當時的階級鬥爭非常激烈，這才有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問世，才有後來席卷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對當時資本主義製度進行的猛烈批判，有如一麵鏡子，讓世界在這麵鏡子裏看到了自己的醜惡，才有了資本主義世界後來的不斷改進與社會福利製度的建立。而社會福利製度的建立，其實就是人類追求社會公平的一種表現，體現了社會對弱者的一種關懷，它消解了社會衝突，緩和了社會緊張狀態，有利於社會進步。我們現在的問題在於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社會福利製度，卻一下將弱者推到了無法生存的境地。具體到今天正在談的這個問題上來看，這25位工人在青壯年時期都在這企業工作，而企業當時的工資其實隻不過是基本生活費，住房、養老、醫療、子女的教育等一切費用都是作為企業的一種社會福利分配給企業職工的。這是企業對職工的一種曆史負債，更兼這房子還是他們未下崗時按企業要求付清房款購買下來的非產權房，享有居住權，現在企業不但不還曆史欠債，連這個合同都不承認，這等於雙倍的剝奪。這些工人有權繼續住在裏麵，大家要想清楚此案的特殊性，不要簡單地將其等同於一般的在市場競爭中落敗的失敗者。

　　講完了這段話以後，我提了一個小小的要求，請發言者補充一下他們的出身，父母親的職業與家庭經濟狀況。已發過言的幾位自報家門，基本上都出身於幹部或知識分子家庭，家庭經濟狀況屬於中等狀態以上。

　　台下早有幾位大學生滿臉不忿之色，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舉了好幾次手，可惜主持人沒看到。坐在中間的一位大學生終於得到了發言機會，他還未講，就已淚流滿麵。但他說話清晰，非常誠懇。話雖然不多，但我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他說道：“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韶鋼’工作，從我爺爺那一代開始參加建廠，直到我的成長，我們一家的命運都與那個廠子息息相關。可以說，那個廠是我們的家，不少類似於我這種情況的家庭也將這個廠看作自己的家。我們這個廠曾經是當地的經濟支柱與稅收大戶。但現在那個廠已經停產好幾年了，不是別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產品賣不出去。我的父母，包括其他許多人都很勤勞——我爺爺是個老勞動模範，我媽媽也年年評上先進。但現在他們都待崗在家，沒有新的工作機會。大家都感到自己就像被家庭拋棄的孩子，無依無靠。我前年考上了大學，爺爺送我上車時對我說，孩子，再也別回這個地方，到別的地方去找條生路吧，這裏眼看就要荒了。大家認為競爭中的失敗者就該被工廠趕出去，我聽了這些話心如刀割。國有企業工人的失敗怎麽能歸結為他們個人的無能呢？我知道現在不講同情心，但人沒有同情心又怎麽算得上是人呢？這些廣州工人在講他們的困難處境時，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媽媽，想起了我們廠裏的下崗工人。他們是不是有一天也會被人趕出家門呢？”講到此處，這位學生已經泣不成聲，全場靜默。

　　坐在前排的那位男青年再也忍不住，站起身來高聲發言：“這個社會不公平！我們父母這一代是吃定了虧，但對我們來說，這種不公平還剛剛開頭。我馬上就要畢業了，家裏有背景的同學早就找好了工作，他們的學習成績不比我好，隻是他們的爸爸媽媽比我的爸爸媽媽有本事。所以大家都說，畢業找工作，不是本人條件的競爭，而是整個家世背景的競爭。”

　　台下又有好幾位站起來，爭先恐後地要求發言，有的大聲說，社會難道真要拋棄工人階級了嗎？主持人看到情形不對，連忙告訴大家時間已到，還要請職工代表發幾分鍾的言，算作結束語。

　　這個節目過了一周以後播出，但是我沒看。因為我知道許多場景並不一定能播放出來。而那天談到的兩個企業恰好我都去過。如南方大廈企業集團，十二年前我曾作為深圳企業文化考察團成員隨團去參觀過。那時它是廣州十大明星企業集團之一，是廣州國有企業的驕傲，也是對外展示的樣板。但過了幾年以後，我就聽說它不行了。但我沒想到的是，十餘年間這個規模很大的企業竟破敗如斯，甚至將榨取工廠資產殘餘價值的主意打到已經賣過一遍的職工住房上來，從中可以窺見其破敗之嚴重程度。

　　“韶鋼”我也於1996年下半年去過。那時我在暨南大學經濟係教書，曾去韶關考察。韶關鋼鐵廠當時已有70%左右的車間停產。黨委書記是個精瘦的中年人，他對我們說，不要對我們談國有企業的困難，什麽企業辦社會、冗員過多、效率低下，我們都知道，而且也知道原因。問題是怎麽解決這些困難，但這已經超出單個企業的能力範圍。接著他談到韶關鋼鐵廠為解決幾萬職工的生活出路，曾想過種種方法，但都因“韶鋼”的特殊地理環境而不能實施。一是距離韶關市區太遠，幾十公裏路。職工無法到市裏做小買賣，而重慶鋼鐵廠因距離重慶市近，已通過幫助職工做小買賣成功地解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而“韶鋼”隻是一個鋼鐵城，大家都窮，在城內擺賣，你賣給我，我賣給你顯然賺不到什麽錢。二是韶關本身經濟不發達，國有企業一片蕭條，當地失業下崗員工本來就已經夠多，小買賣早已飽和，街上到處都是用摩托載客的失業員工。這種情況下，“韶鋼”職工很難到韶關市謀生。

　　國有企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的興衰，帶給幾代人的幸福與痛苦真還不是紙麵上那些文章能夠講清楚的。從理論上講，我知道每一次社會轉型期都會有一批搭不上便車而被甩落的不幸者。但我卻始終無法忘記那天那位大學生那張淌滿屈辱傷心之淚的臉。再過兩年，他就要畢業了，但願在目前這種知識型勞力普遍過剩的狀態下，他能夠幸運地找到一份適合他自己的工作。因為這對他那個家庭來說，他有一份工作實在是太重要了。

　　我默默地祝福著這位青年人。

　　“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

　　兩個半月以後，我又到一個比較特殊的MBA班講學。說這個班特殊，是因為這個班的學員們身份比較特殊，大都屬於“成功人士”之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成功人士”主要是經濟精英，中國知識界大都將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托於他們身上。

　　據介紹，這個班是歐共體與上海一著名大學聯合辦的。學員來源有三類：一是政府部門的幹部，學費收35000元；二是國營大中型企業負責人，學費60,000元；第三類是民營企業家，學費18萬元。學員們屬於前年報紙上猛炒的那類開著“奔馳”之類進學校的“老板”，其住宿條件當然與一般學員們大不相同。我問他們，為什麽花這麽大的代價進這個學員班？他們的答複倒也直截了當：一是覺得這個班的名聲好，講起來“牛皮”；二是可以在這裏結交一批精英，這個班的學員，本身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有用的社會關係網絡。

　　我想起西方一些石油大亨、王公貴族們將自己年幼的子女們送進一些著名的私立學校念書，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讓子女們將來長大成人後有一個現成的同學關係網利用。

　　這類成功人士在深圳我曾見過好些，大都屬於這種類型：受過一定教育，平時也讀些書，從偉人傳記、世界名著到網絡，基本也都在他們視野之內。經濟管理類書籍是閱讀重點。個別特別愛讀書的人還知曉當前中國學術界的當紅學者是哪些人。他們的家庭出身不一，既有出身於一般城市平民（包括小知識分子）家庭，也有出身於中、小幹部家庭，還有個別出身於農村的。不過，他們現在的政治態度似乎與家庭出身關係不大，主要由他們目前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決定。

　　我講課的內容是分析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及近中期走勢。雖然部分“新左派”因為我不提倡“革命”，早已義憤填膺地將我踢出了“工人階級與下層人民代言人”的隊伍——其實我本來就不敢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因為沒有任何工農群體通過一定的選舉形式將這一桂冠贈送給我——但在這類成功人士眼裏，我確實是與他們的主張很不一致。兩天的接觸過程中，負責接待的一位MBA學員，某民營大公司的總經理L先生，就不斷與我談到他們與我之間的分歧。因為不是第一次接觸這類成功人，我倒是更願意聽他們多談談看法。那位負責接待的L先生說話之前總是以“我這個想法你肯定不讚成”、“我這個說法你肯定要反對”作為導語，聽到後來我隻得聲明：“我的想法你們可能從文章裏麵也知道了，請別先假設我會反對你的想法。我想多聽聽你們談自己的想法”。

　　來聽課的人基本上都屬於成功人士。由於是分析中國近期經濟走勢，我逐一就八十年代以來發生的許多問題進行分析以後，不少前來聽課的人士紛紛就演講內容問了一些問題。那些提問我大多已記不清了，隻有一位先生反複陳述的對政治體製改革的看法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得他問的是我認為中國需不需要政治體製改革。我的回答是：“中國的改革現在進入了一個瓶頸，所有的問題雖然發生在經濟領域，但其根源卻深植於非經濟領域。如果沒有政治體製改革加以推進，經濟體製改革將進入死胡同。曆史上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是都包含三方麵內容，建立在憲政基礎上的政治體製改革，以財產所有權為核心的財產所有權變遷，意識形態的變遷。我們二十年的經濟體製改革僅僅隻是社會變遷的一個方麵。”這位先生聽後很明確地表達了他的看法，認為中國目前無論是經濟形勢還是社會安定團結方麵都很不錯，雖然有些問題，但總體來看，經濟體製改革很有成效。最後他總結說：“我認為，中國至少十五年內不要搞政治體製改革。因為蘇聯東歐的政治體製改革有前車之鑒，如果現在搞政治體製改革，一旦失控，像蘇聯東歐那樣發生社會動亂怎麽辦？”我當時是半開玩笑地說：“你為什麽不要求五十年內不搞政治體製改革啊？那時候咱們都不在了，不是什麽風險都不用擔了嗎？”聽眾們哈哈大笑。

　　L先生約好第二天晚上請我吃飯，還有幾位在大企業任職的經理想一起聊聊。我告訴他，還有兩位朋友Z先生與X先生將來看我，不知能否安排出時間吃飯。L先生表示對這兩位先生亦慕名已久，能否請他們一起談談？我於是大包大攬地代兩位朋友答應下來。第二天下午Z、X二位來賓館看我，聊了一陣天以後，我代L先生發出邀請，並說晚上我們要盡量少說話，聽聽他們談什麽，可能更能幫助我們了解中上階層的政治態度與社會參與意識。他們也覺得此主意甚好，於是答應下來。當天晚上來了四位“老板”，兩位是民營企業老板，兩位是國有企業的經理，即所謂“假老板”。這些人素質都不低，見識談吐都屬於九十年代崛起的、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代知識型企業家。

　　一位國營企業老板侃侃而談。他說，國有企業現在的情況大家都知道，說是保衛國有資產不流失，其實沒用，目前正在加劇流失，剩下的也沒多少好資產了。如果再這樣下去，國有資產就會什麽也不剩。還不如現在瓜分掉，集中到一些能者手裏，說不定還可以幹點事情。我對他說，問題不在於分不分家，而在於按什麽原則瓜分國有資產？並確定哪些人有資格參加瓜分？這位先生的回答很坦率：知道的人就參加分配，不知道的人就不參加分配。我請他解釋，所謂“知道的人”是不是指有權力者？如果是，那麽“不知道”的人怎麽辦？這位先生坦然答道：“‘知道的人’就是有權力參與瓜分的人。‘不知道的人’就是指沒有權力參與瓜分的人。不過有些‘不知道的人’，隻要叫得凶一點，也多少分一點給他們堵住嘴巴。”

　　另一位就是前一天晚上提出政治體製改革至少十五年內不要提上日程的先生，他是一個巨型國有企業的黨委副書記，年紀大概也就在四十歲左右，仕途遠大。因為Z、X兩位沒有聽到這位先生發表看法，於是我請他詳細談談他的見解。這一次他除了談了政治體製改革會帶來蘇東國家那種巨大的社會衝擊，使我國陷入政治高度不穩定之外，還陳述了中國現在不適宜實行民主政治的種種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國民眾素質很低，給了權力也不會用。中國的傳媒確實需要管製，我們與西方的國情不一樣，如果在中國這樣的國度實行西方國家那種新聞自由，豈不亂套了嗎？總之，中國現在的政治體製非常好，不需要進行深層改革，一旦改革，隻會更亂。因為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且看過不少書的人，談的過程中還要引經據典，其理由之充分，讓我們三人聽得目瞪口呆，麵麵相覷。

　　L先生最善談，而且一套一套。他先根據他的親身經曆，談了一個“一把手不貪汙”理論。他說，凡是他所到過的所有地方，一把手是不貪汙的，因為這些人有責任心，這個地方是他的；犯錯誤的全是二把手以下的官員。然後列舉了他所見到過的清官，如某縣委書記是如何清廉且勤政愛民，而他在那裏做成的任何生意，都是真本事幹出來的，沒花一分錢用在行賄上麵。列舉完種種事實後，他直接批評說我的《現代化的陷阱》那部書太偏激，將官員們講得太壞了，“其實還是有不少清廉勤政的好官，我所接觸到的官員，大多都是這類官員。我賺的每一分錢，都來路幹淨，與貪汙受賄不沾半點邊。我敢起誓，我的第一桶金，還有後來的每一桶金都是幹淨的。”

　　接著他談到對江澤民主席的評價。L先生說，他觀察了江主席十幾年，發現這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人，不露聲色就幹出了許多了不起的大事。比如最近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三個代表”，就是一個了不起的理論創新。

　　正好這個話題是下午我們三人在聊天時觸及過的，X先生曾談到他最近在研究“三個代表”理論，在網上下載了400多篇有關文章，正在仔細研究其中蘊含的微言大義。聽L先生談到這裏，我們一下來了精神，請他說說，他認為的了不起之處在哪裏？

　　L先生不緊不慢地為我們條陳縷析：“所謂‘三個代表’，下的定義共三層，一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二是先進文化的代表，三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這三個當中，最後一個是虛的，都談了幾十年，什麽時候拿出來講什麽時候都落不到實處，但有道德作用。隻有前兩個才是實在的。那麽，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我們！誰是先進文化的代表？也是我們！別說下崗工人，就是工人又怎麽著？他們絕對不是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說白了一句話，誰牛皮，就代表誰唄。”

　　我提醒X先生注意聽：“這比你找出來的400多篇文章所談的要生動得多吧？”X其實無需我提醒，正在非常專注地聽L先生談他的見解。

　　然後，L先生話鋒一轉：“何老師，不知道你為什麽那麽反對黃色經濟？農村的女孩子長大了沒事幹，就應該讓她們到城裏來，反正在鄉下閑著也是閑著，還不如來城裏找條路。這樣講，我知道你肯定要反對，但我談談好處，你看看有沒有道理。一個農村女孩子到城裏從事‘三陪’，假如她有三個弟弟，那麽她掙到的錢，可以供一個弟弟去學會計，一個弟弟學法律，還有一個學金融。就算她沒有弟兄要去讀書，至少也可以提高她家裏的購買力。農村家庭提高購買力之後，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城市裏的庫存物質就可以送到農村裏去，這樣就可以帶動城市的生產，提高工人的工資，然後提高城市人口的購買力，整個經濟不就這樣興旺起來了嗎？發展經濟講道德是沒有用的，越南提出犧牲一代少女，其實發展中國家都應該走這條路。你看泰國不就是這樣發達起來了嗎？”

　　我無話可說。確切地說，是根本不想說什麽。他描繪的一個“三陪女”供三個弟弟上大學這故事，我看過一篇有這類情節的台灣短篇小說，那女孩後來人老珠黃，一身無法治愈的病，衣食無著。而已躋身於“中產階級”行列的弟弟們，沒有一個願意認她，相反都認為她丟了他們的臉，讓家族因她而蒙羞，對她又恨又討厭。這個故事闡明的價值觀在中國文化裏有普遍性。但我卻一直認為犧牲個體利益去換取另一些人的發展，談起來堂堂皇皇，但肯定忽視了被犧牲者的尊嚴與人生，裏麵蘊含的不公平很少有人去思索。這在按人群計算價值的中國可能行得通，但在珍視個體生命的西方文化裏肯定不被接受。因為那裏的生命價值是按照“大數原則”計算的，也就是說，每一個個體生命對社會來說也許不重要，但對個人來說，卻是百分之百地珍貴。

　　至於“犧牲一代少女發展經濟”這理論，我知道不是L先生的創新，肯定是他這兩天提到過的某幾位少壯派經濟學家們介紹的東南亞地區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雖然他們從來就未曾撰文係統談過這些觀點，但許多人卻私下聽他們談過。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從來不喜歡與人爭論，記得加爾布雷斯說過，有一萬個經濟學家，就有一萬種經濟理論。這也算是轉型期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創新吧？

　　十一點多鍾時，談話也盡了興。我們出門等車那一刻，我對Z、X兩位朋友說，聽聽挺有收獲吧？兩位還多少有點不理解：中國的中產階級為什麽會不要民主？為什麽不想深化改革？

　　我說，這點比較簡單，中國現在的中產階級產生原因與英國法國不一樣，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幾乎是完全是附著在這體製上，他們與體製的關係，就是皮與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這個體製，也就沒有了中國的中產階級。這個體製消亡，他們也就沒有存活的可能。這個體製存活得越長，對他們來說獲取的利益也將越大。

　　作為一位學者，我深感自己在改造社會方麵的無能。但我始終認為，能夠盡最大努力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正在發生的變化，認真傾聽時代的各種聲音，並將那個時代的“常識”揭櫫於世，也算是學者一種難得的榮幸。

　　我至少可以告慰自己，在時代的大變革當中，我沒有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對世界說過假話。

　　（原文載於《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