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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也有牙,而雉也無牙,以有牙碎無牙,耶~!但是要記得刷牙,否則會有蛀牙,蛀牙導致無牙,無牙則置身碎於有牙之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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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失途:八零年、“本”世紀末和二零二零年

(2008-12-20 07:25:13) 下一個
08-12-20 08:48
來源: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1417


  乍一看,這個等差數列式的題目有些不倫不類。看官您可別小瞧了這個“等差數列”,這可是黨和曆屆人民政府給筆者這輩人尤其是農家子弟們所描繪的美好前景三部曲。

  八零年往前推十八年,筆者正在小學念書。經過三年“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父輩們剛從虛胖中減“肥”下來,我們這些“豆芽菜”臉上也剛有了點久違的紅暈,老師便在課堂上為我們描繪出了第一道美好前景(當然是根據中央精神。就是借老師一百個膽,諒他也不敢“原創”):八零年全國實現農業機械化。到時候鐵牛耕地、播種,康拜因收割。沿用幾千年的犁和牛最多隻能用於田頭地角,即鐵牛轉頭換行時照顧不到的地方。同學們,今天不好好學習,八零年誰來使喚鐵牛?誰來開康拜因?老師幾句話,問得我們一個個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小臉上的紅暈也添了幾分。

  四年後,大革文化命開始。除了雄文四卷毛詩毛詞和魯迅的“匕首投槍”外,一切文化都成了封資修,知識越多越反動。學校先是停課鬧革命,學生們串聯、辯論兼貼大字報。中小學複課後也是學工、學農、學軍,再加大批判,總之繼續鬧革命。大學則幹脆關門大“吉”。甚至連城裏上千萬的同輩人也來“廣闊天地煉紅心”。不用說,我們這輩人除吸了幾口文革的狼奶外,用貧乏來形容我們的文化知識,還是對我們的抬舉。“所幸”八零年實現農業機械化已成了泡影,農村孩子也不用為開鐵牛或駕康拜因而犯愁。

  文革後期,經過近十年的“難產”後,四屆人大終於在偉大領袖的恩準下勝利召開了。飽受癌症折磨的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為我們描繪了第二幅藍圖:到本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從四屆人大到上世紀末尚有四分之一個世紀。如果說實現五個現代化(加上民主化)有些困難的話,僅僅實現經濟層麵上的四個現代化並非沒有可能。日本從二戰的廢墟上建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隻花了這麽多時間。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也是在同樣的時間內實現的。這可都是儒家文化圈內的先例喲!而其中的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更具有不同程度的“中國特色”。為何“水深火熱”中的資本主義反而能快速現代化起來?這個問題不僅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也超出了筆者的能力。還是回到四屆人大的話題上來。其時的我,雖然正在田裏驅牛耕地(當然不是鐵牛,也不是田頭地角),仍不免再次熱血沸騰了一次。因為象筆者這樣讀了幾天書的農家子弟,誰不希望“修正”一下,過上蘇聯老大哥集體農莊式的浪漫生活呢?(現在才知道一點也不浪漫。光“修正”還不行,要動真格的)。

  文革結束後,改革了,開放了,也實事求是了。中央給國民經濟把了個脈,發現已處於崩潰的邊緣。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也隻好朝務實方向調整,量化為“本世紀末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開始,我還以為翻兩番就是變成兩倍,後經高人指點,才知道是四倍。翻一番才是兩倍。這就意味著:世紀末的城裏人每人每月可消費兩斤食油(湖北標準:商品糧戶口每人每月半斤油),腸胃的潤滑功能將得到明顯改善。農村人自家的雞蛋,以前若有十分之九用來換取鹽、火柴等生活必需品的話,那麽到“本”世紀末,就會有十分之四被“截留”而自產自銷。這確是十分誘人的前景。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處於一切向“錢”看的改革年代,日子過得飛快。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和長江特大洪水剛過去,世紀末就準時與人類約會了。據官方統計:工農業總產值提前翻了兩番。當然物價肯定不止翻了兩番,學費、醫療費更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往上竄了不知多少倍。城裏人四十歲就“退休”了,不僅讓一輩子不知退休為何物的農民們羨慕得牙酸,連歐美發達國家的人也嫉妒得眼紅。鄉村的收入當然也增加了,但增加的不是“天安門”,而是白紙條。正如一首《浣溪沙·山鄉雜拾》所敘:“難卻殷勤父老邀,山村新起麥當勞。一團圍坐說承包。說到年來收入漲,座中有客笑彎腰:白條今已尺多高”。雖然收入的是白條,但翻了X番的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卻需現金支付,翻了Y番的提留攤派款也是要兌現的,絕不敢拖欠(X》2,Y》2)。以至於出外打工的農民把“承包”的土地“流轉”給鄰居種,每畝地尚需分擔百多元的提留攤派款(江漢平原標準。“承包”的土地反而成了農民們的沉重負擔,“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君可資證明)。總之,雞的屁(GDP)是上去了,但城鄉人民尤其是農民們的購買力卻原地踏步甚至倒退。隻有大大小小的貪官和發了橫財的各型號“款”們,才在千禧年的火樹銀花中勁舞狂歌。說白了,財富如此高度集聚,正是“代表廣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精義之所在。不是嗎?難道還有比“生存權”更根本的利益嗎?

  如今改革開放已“三十而立”了,“本”世紀末也已過去了八年。除了尚未脫貧的地區外,國人的物質生活的確進步不小。城裏人炒菜用油像開自來水一樣,瀟灑不亞於港澳台,與西方也基本接軌。農村人也不怕膽固醇高,雞蛋成了家常便飯。幾億農民工像候鳥一樣,懷揣暫住證湧進城市,以中華民族罕見的吃苦耐勞精神,把中國變成了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這不,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一來,連美國佬都要看中國的眼色(做黃世仁與當楊白勞的滋味的確不一樣)。中央全會也由十一屆三中開成了十七屆三中,“核心”也換了好幾茬。土地由“承包”而“流轉” (其實農民們早就將“使用權”流轉了,但須倒賠錢。見前述)。既然能流轉,當然就不用“五十年不變”了。更令人興奮的是,十七屆三中全會為農民描繪出第三幅美好前景(台灣同胞稱“願景”):到二零二零年,城鄉二元結構將有一個重大突破。如何量化這個“重大突破”?筆者試圖解讀如下:首先,“農民工”這個稱呼將不複存在。工廠做工就是工人,何來農民工之說?當年城市知青下放農村“打農”,也沒被尊稱為“城市農”吧?其次,暫住證將被取消。具有五千年文明曆史的文明之邦豈能長期容忍中國特色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最後,如果中央財政容許(或者說中央政府願意)的話,部分福利政策將覆蓋農民,比如與城裏人享受同樣的醫保(目前城裏人的醫保也十分可憐,讓農民們一同享受也就具有“可操作性”)。至於低保和養老金,我估計很懸。因為政府從未承認過農民中有失業者。而中國農民又素有養兒防老的傳統。中央當然樂於“順乎民意”,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

  二零二零年的美好前景能否實現?具體地說,依據筆者前麵的解讀,“農民工”這個帶血的字眼會不會消失?那張讓農民工蒙受屈侮的閻王紙——“暫住證”會不會壽終正寢?筆者偏向於樂觀。連美國白人的根本利益都讓奧巴馬給代表了,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再過十二年,世界上“獨一有二”(加上北朝鮮)的城鄉戶籍隔離製度將會在中國有所“突破”,而且這個突破還極可能是“重大”的。

  蛇已畫完,還想添隻腳。如果把“等差數列”往後延拓一下,二零四零年會是個什麽樣子?又有什麽美好的前景等待著中國的農民們?除了經營權外,農民們會不會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如果允許農民們也“務虛”一下的話,到二零四零年,第五個現代化是否也將有“重大突破”?限於自然界鐵律的無情,筆者大概等不到那一天了。隻能寄望於後輩人和年輕朋友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或者“後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中國人往陰曹地府送“錢”,從來都是慷慨大方的。正合了山東作協王副主席的名言:“縱做鬼,也幸福”。到二零四零年,筆者或人或鬼,都應該更樂觀才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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