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消化不了小農階級

2005年02月09日
來源：http://www.weekmag.com/html/2408.htm


　　寫在前麵：

　　春節期間我很少出門，因為堆積在深圳、廣州（包括其它各大城市在內）的火車站那湧動的人潮實在讓人感到恐怖。據報載，今年春運期間，全部旅客流量將達１６.６億人次，其中在報上搶鏡頭不多的公路運輸仍然是大頭，將達１４.９億人次，占整個春運量９０%；航空運輸僅達７３０萬人次，水運略多，為２９００萬人次，兩者相加還不到２.５%.在傳媒上最“搶鏡頭”的鐵路運量為１.３４億人次，隻不過承載了全部春運客流量的８.１%——根據曆史資料，多年來備受指責的鐵路運輸從未超過總客流量的１０%.然而就是這擁擠在大大小小的火車站、僅僅隻占春運總客流量８.１%的人群，就足以讓人感覺到中華民族那難以愈合的傷口在哪裏了。

　　那人群中的絕大多數是來自農村的民工，這種構成清楚地顯示了現代城市文明還是處在“小農”（並非小農經濟）包圍的汪洋大海中。至於小農經濟已包圍不了城市經濟，因為自從８０年代中期以來，農業這一傳統的第一產業已經成了一個無法為社會提供剩餘的產業，農業收入在中國的GDP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小，據說農業稅在國家的稅收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低於１０%。

　　今年春節因為要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親，而家鄉沒有飛機乘坐，我隻得在春節期間坐火車回家，盡管坐的是軟臥，但在廣州轉車時還是深刻體會了在“民工潮”中擁擠的滋味。與外國人士談到中國的人權問題時，隻要涉及到計劃生育與人權的關係問題，我從來就是旗幟鮮明地表態：為了讓已經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享有正常人的權利，必須實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政策的問題不是在於應不應該實行計劃生育，而在於應該嚴格實行計劃生育。

　　人類在二十世紀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卻隻有兩項：一是民主政治製度成為人類政治製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二是小農階級的消失。而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係，因為說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

　　城市的畸形繁榮與鄉村的嚴重衰落

　　世界的曆史腳步：

　　發達國家──過度城市化之後城鄉差別的消失；發展中國家──城市的畸形繁榮與鄉村經濟的嚴重衰落。

　　２０世紀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世紀，許多非常重要的變革都在這個世紀發生。從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來說，首推民主政治這一帶有普適性的政治原則，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死亡。因為這項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係，也使得民主政治的實行成為可能。

　　馬克思曾經預言工業化將使小農階級從土地上消失，恩格斯則認為圈地運動使農民從“白銀時”進入了“黑鐵時代”──不過他們是站在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如果說當時的思想家們種種預言尚欠準確，那麽這一預言倒是非常準確地從一個悲觀的角度預見到了小農階級的曆史命運。

　　２０世紀以前，人類對自然的依賴非常直接。從有人類開始，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物質必須取之於大自然：農業文明必須仰賴於土地，遊牧民族必須逐水草而居，漁獵經濟則必須靠下水捕魚、上山打獵才能維持生存。曆史年輪推到亞當．斯密時代，情況依然如故，因此亞當．斯密稱“土地是財富之母”。即使到了二戰前夕，世界範圍內農漁業人口下降到總人口２０％的國家，也隻有英國與比利時。那時候小農階級是否會被消滅成為一個極富爭議的“理論問題”。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為了論證資本主義並不殘酷，總以當時的統計數據為依據，來駁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消滅了小農階級”這一理論。

　　但到了二戰以後，隨著世界各國日漸將發展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施政主題以後，工業化進程加，農業人口大規模地從土地上遷出，進入城市經濟體係的各個現代經濟部門。世界從此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當時人大多無法理解其變化意義的時代。到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即使在歐洲最落後的小農根據地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夫、希臘，小農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經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亞洲國家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從１９４７年的５２．４４％，降為１９８５年的２５％。也就是說，到了８０年代以後，整個地球上隻有三大地區的土地，依舊被農業人口及農村所占有，它們分別是：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中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這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國際上的發達國家。為了不過分刺激這些國家敏感的神經，國際社會想出了種種聽起來比較讓人能夠接受的名稱來稱呼這些落後國家，如“後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但不管名字怎樣，這些國家的不發達與落後狀態卻成為它們的共同標誌。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國家盡管無論從人口還是從土地上來說，都是農業大國，同時也是農業弱國，在糧食的供應上，往往還要依賴農業人口不到其國家總人口３％的美國。三大地區不少國家的農業，在各種經濟發展的壓力下瀕臨破產。

　　與小農階級從曆史上消失這一過程相伴的是都市化進程。除了中國與印度之外，世界各國的人口大多數居住於都市中。整個２０世紀，各國出現了好些超級大都市，如上海、開羅、墨西哥、聖保羅等人口上千萬的大都市。但到了８０年代，卻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在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如潮水般拚命湧向大城市的時候，發達國家的人口卻開始向郊區疏散，如紐約、華盛頓、芝加哥等舊都市中心，白天仍然是商務、政治、經濟與文化活動的主要舞台，但到了晚上，大多數白天在城市工作的中上層人士都回到郊外寬敞舒適的家中，城市裏留下的反而隻是下層人士。

　　說起來可能令中國人難以置信：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所在地的紐約市政府，近年來竟然發生城市管理費用入不敷出的窘況。原因很簡單：富裕的中上階層都不居住在紐約城，下班後就通過各種交通網管疏散到四麵八方。居住在紐約市區內的居民竟有６０％以上不是美國公民。而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卻是按照居住地交納，紐約市區既然已經留給了下層人士和來美國謀求發展的外國人，這些人的納稅能力相對低弱，負擔極重的紐約市政府財政理所當然捉襟見肘。所以在國際上流傳一句話：看到美國的鄉村，才知道美國有多富裕；看到中國的農村，才了解中國到底有多貧窮。我於１９９８年到日本，曾要求翻譯石川小姐帶我們去看日本的農村，石川小姐為難地對我說：我們已經沒有中國意義上的農村。

　　發展中國家卻出現了相反的現象，城市的高度發展似乎是以農村的衰落為代價。尤其是在亞洲國家，許多超級大城市成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農村人口如潮水般從四麵八方湧向城市。就在早些年，發展中國家政府以自己的城市擁有上千萬人口的規模而自傲──中國現在還有不少城市，都將把本城建成百萬人口大市列為現代化的一個目標，並列入該市發展規劃，本人就見到過好幾份這樣的“發展戰略”──但人口這種瘋狂的機械式增長，使得城市的發展陷入一種極端無序狀態，形成一種“城市病”。不少城市都存在大量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築，這些建築由於排汙係統缺乏，垃圾成堆，成為影響城市市容的瘡疤。大多數城市內部的交通係統根本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需要，過時的公交係統承擔著城市內部的各種運輸任務，許多大城市的居民利用這種公交係統上班，往往要在路上花費一至二小時乃至更多時間。而城鄉之間的聯結更是支離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之後就變得坑坑窪窪，難於行走。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用各種各樣的高樓大廈以及內部裝修豪華的賓館組裝成各種“現代化的櫥窗”，炫耀著該國的現代化水平──這對那些喜歡讓國際社會從這些作為“現代化櫥窗”的城市中“了解”信息的政府來說，這種與國內其他地區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確有必要，因為這是國家用來遮羞的“門臉”，盡管這些“門臉”城市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必須要以犧牲鄉村社會為代價。但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隻要深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就會發現廣大鄉村千瘡百孔，成為這些國家難以愈合、正在流血的傷口。

　　印度與中國：“不曾被耕耘人口下降之勢裙角掠過的國家”

　　被社會變革遺漏的南亞與中國，由於人口數量極其龐大，小農階層始終占總人口的７０％以上，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曆史時代相連的臍帶始終不曾斷開。

　　亞洲有兩個巨型國家沒有完全享受到２０世紀文明的偉大成就，小農階級以異常頑強的精神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這就是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與位於東亞的中國，不管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努力，這兩個國家的小農階級始終高居總人口比例的７０％以上。

　　比較這兩個國家，會發現許多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兩國都擁有數千年悠久曆史，並且同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有著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更可驚異的是這一點：兩國的曆史文化在被現代文明消解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被創造性地轉化成為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資源，反而成為一種異常沉重的現實負擔；兩國都是世界上的超級人口大國，中國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則榮膺第二。不過讓中國略感安慰的是：據說由於印度沒有采取計劃生育政策，２０年後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兩國奉行的政治體製雖然不同，但同樣陷入了高度腐敗的泥沼。在每年國際透明組織的排名當，兩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總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印度因為允許外國人去考察研，因此其腐敗臭名昭著，這有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這一名著為證。而中國則明智地保持著不完全開放政策，所以沒有成為國際上臭名昭著的腐敗典型。

　　迫於人口壓力，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兩國人口均喜歡以留學──中國的下層人民還喜歡采用高風險的偷渡──等各種合法與不合法的方式外遷。將保障移民權利列入憲法的美國則成為兩國移民的首選之地。在美國，留學人員數目最大的是中國，其次則是印度。兩國人的智力之高在美國有口皆碑，在矽穀工作的科技人員，印度人最多，中國人屈居第二。現在美國的電腦公司與各種高科技公司，其技術人員許多都是印度人與咱們華人。

　　兩個國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現象：少數大城市高度繁榮，廣大農村周邊地區則極其落後。但讓中國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國近２０年改革過程當中冒出了少數新興小城鎮，印度這類新興小城鎮相對較少，而且由於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是的聖牛“遺矢”，氣味難聞。中國人則可以驕傲地宣稱：咱們中國幾個用來裝點門麵的“現代化櫥窗”相對要幹淨靚麗得多。

　　兩國婦女地位都比較低下，但原因有所不同。印度婦女地位的低下更多的是宗教與曆史文化的原因。印度除了極少數出身上層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能夠參加社會事務之外，大多數婦女隻能呆在家裏。而中國婦女的情況多少有點不同，知識型婦女地位相對較高，有較多的知識婦女參預了社會工作，獲得了社會地位與社會聲譽，隻有農村婦女的地位相對很低。所以對印度婦女暫時無需做分層研究，而考慮中國婦女地位應該做分層研究。

　　兩個國家均存在極大的貧富差距，隻是產生貧富差距的起點有點不同。印度是經過“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中國在半個世紀以前用暴力革命敉平了貧富差距，近二十年又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產生了新的貧富差距。從人的階層分布來說，兩個國家均是金字塔形社會結構，少數社會上層高踞頂端，龐大的下層階級則構成了社會結構金字塔的底座。由於兩個國家的國民都特別喜歡多生多育，貧困階層無法讓自己的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這種社會結構估計在長時期內都會存在。

　　兩國人均不排斥與發達國家人士通婚，但絕對不喜歡在中印兩國國民之間互相通婚。在美國這個世界各民族聯姻的大舞台上，極少有中印通婚的家庭。為此事，本人曾專門詢問過美國的華人，他們承認這是事實，關於原因的答複是“可能是雙方都互相瞧不起”。

　　隻有一點極不相同，那就是兩國知識分子的狀態。印度知識分子極具人類終極關懷精神，純粹的知識分子在２０世紀有兩位代表，前有亞洲第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泰戈爾，後有僑居英國、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與此同時還有兩位享有世界聲譽、具有宗教般獻身精神的聖者：聖雄甘地與德蘭修女。而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卻沒有產生這等人物。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兩點：一是與兩國的文化氣質有關，印度文化是宗教文化，這種宗教精神使得印度知識分子具有獻身精神，而中國儒家學說隻是一種入世的倫理哲學，在入世之初，已設定了“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的進退原則；其次也與政權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不一樣，印度較早實行了民主政治，允許知識分子進行社會批評，而中國在２０世紀始終堅持用政治高壓手段限製知識分子批評政府與社會，近二十年情況雖然有所好轉，但遠未達到民主國家那種自由程度。

　　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想努力減少本國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改善人口與資源的比例。但人口（尤其是農村人口的高增長率）卻使兩國政府的這方麵努力成為徒勞。小農階級的大量存在，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曆史（主要是曆史的落後麵）的臍帶始終相連，前幾個世紀底層人民的悲慘生活狀態，均可以在這兩個國度找到現存的活標本。

　　小農階級：一份沉重的曆史遺產

　　馬克思說：小農階級是專製政體存在的社會基礎。

　　中國農村的現狀：大量無地可耕的農民是遊民的龐大後備隊伍。

　　小農階級的存在將使中國社會長期處於一種不發達狀態之中。

　　２０世紀的中國鍛造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麵，中國用有限的資源養活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所以我們總是驕傲地宣稱：中國人完全可以養活自己，不會成為世界負擔；另一方麵，中國也給下一世紀留給了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即人口與資源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從表麵上看，人口問題相對於政治、經濟等表麵化的問題來說並不那麽顯性化，但其實在深層次上它不但規定著１９至２０世紀中國的曆史走向，還規定著未來的社會發展。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因為在每一個社會問題的後麵，其實都晃動著人口這一由來已久的問題的陰影。

　　中國的人口問題由來已久，它上承１８世紀中後期與１９世紀，一直延伸到今天，許多社會變故都與中國的人口問題有關。中國自從三百年前開始，就存在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這一問題非常嚴重，曆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國革命，其實際原因就是因為人口壓力而起。整個２０世紀中國農民為什麽能成為曆史主角，也是因為整個社會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社會成員求發展的問題，而是求生存的問題。而共產黨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於一點：用為農民分配土地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無地破產農民，無產者革命最徹底。

　　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依賴北美大陸化解了英國本土的巨大人口壓力，那麽中國則是用持續不斷的向外移民來消解國內的人口壓力。幾個世紀以來，華人像流水一樣淌向全球各個角落，以至於在海外華僑當中出現了這麽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話：“世界上有太陽的地方，就有華人的汗水；有月亮的地方，就有華人的淚水。”

　　中國事實上從未在人口壓力的曆史陰影下走出來過。１９４９年以後，隻不過用將社會資源平均分配的方法，采用“低工資，多就業”、一個人的飯三個人吃的方法從表麵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隨著幾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現，中國社會麵臨越來越大的人口壓力，中國政府被迫采用上山下鄉這種方法將人口壓力從城市轉移到鄉村，成千上萬的剛成年的城市青年在革命化的口號下離開父母，到了遙遠的鄉村。改革以來，隨著大鍋飯體製的逐漸消解，人口壓力這個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整個社會可以說都在人口與資源的壓力下呻吟不已。

　　由人口問題派生出了許多問題：大量社會無法消化的低素質勞動力呈無限供給狀態，最保守估計，僅是廣大農村每年就向社會輸送２００多萬。這些勞動力流向城市，成為附著在城市邊緣的“邊緣人”，引發了諸多社會治安問題。

　　如果說前些年人們將就業的希望放在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上，千軍萬馬地去擠“高考”這條獨木橋，謀求獲取職業的通行證。那麽近幾年則出現了一個最壓迫人的問題，即知識型勞動力過剩。早在９０年代中期，大學畢業生們發現，除了一些供不應求的專業之外，幾乎所有的專業──尤其是文科與正在衰退的工科畢業生的就業，都需要經過家庭背景的激烈競爭。在小農階級消失的發達國家，從未出現過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隻有在人口密集的亞洲國家，這種現象才相繼出現。

　　由於恐懼失去飯碗，最鐵的飯碗──公務員招考成了近幾年大學生與研究生們趨之若騖的職業。據披露，自１９９４年中央、國家機關開始在社會上公開招錄公務員，錄用人數為４１１人，而報名人數卻達４３０６人，兩者之比為１：１０．４８；１９９８年錄用人數為８９１，而報名人數卻高達１５１００人，兩者之比為１：２４．９。與此同時，近幾年研究生招生的速度以每年３０％的速度遞增，出現了研究生質量“注水”現象。究其實，完全是因為大學畢業以後就業難，不少人不得不尋求“考研”這條被戲稱為“就業緩期三年執行”的途徑。

　　中國真正的隱痛還不在於知識型勞力過剩，而在於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低素質勞動力的絕對過剩。隨著科技的發展，大多數行業──尤其是新興行業──越來越多地依靠受過教育及專業訓練的人才，而中國農村每年向社會供給的勞動力卻是未經過任何專業技術訓練，文化素質極其低下的勞動力。這些人無法被新興的經濟部門所吸納，他們的家庭條件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接受要求越來越高的現代技能教育，從而注定了他們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是多餘的人。如果說新興工業化諸國在工業化進程中，通過人口不斷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及第三產業轉移，完成了農村城市化這一了不起的曆史進程。那麽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卻無法完成這項偉大的社會革命。

　　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壓力下，每一個有頭腦的中國人其實都會感覺到：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直至就業，當中每一個環節的競爭，都是在人口與資源比例嚴重失調的大背景下展開的激烈競爭。在低素質勞動力絕對供過於求、呈嚴重傾斜狀態的勞動力市場麵前，任何智者都明白“造飯碗”之說是多麽無力，多麽無法從長遠與根本上解決問題。

　　既然現實注定中國無法在“城市化”這一現代化進程當中消化從土地上源源不斷流出的小農階層，中國就隻好拖著這條長長的“前現代”的尾巴進入２１世紀。這麽龐大的低素質人口對中國意味著什麽，有心人隻要到中國的農村，尤其是貧困山區去看看那些無望的人群，或者每年春運期間到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去看看那擁擠的情狀，就會意識到整個２０世紀中國盡一切努力增加的物質資源，大多數不是用於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與人口素質，而是用於人口在量的擴張。

　　小農階級未被現代化進程“消滅”，流民又不斷地大批量產生，那情景足以讓任何有頭腦的人思考：中華民族那流淌著鮮血的傷口到底因何造成，又如何才能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