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專政”還是“法製”？——五評西山會議之爭

2006-6-14
來源：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91988


　　我看西山杏林山莊會議中，講話較為出格的是賀衛方教授。他談到了政治體製改革的一些敏感問題，如多黨製度、新聞自由、國家民主、個人自由，還說到黨的注冊登記、黨與議會、黨與司法、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等等。這次會議的名稱為“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本不涉及政治體製改革。因此，賀講完後沒有人附和，整個會議也沒有繼續這個話題。誰都明白，賀的講話隻是他個人的看法，代表不了改革派，也代表不了會議的其他參加者，更不是會議組織者的指使和策劃。可是左派抓住賀的講話，大做文章，說這個會議是“密謀推翻共產黨，顛覆政權”，參加會議的人是“漢奸”、“特務”、“賣國賊”，改革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現在是什麽社會了，即使賀的講話有“罪”，也不能搞“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啊！賀教授的觀點和提出的問題，涉及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很有分析、討論的必要。

賀衛方反黨，還是馬賓反黨

　　賀教授提出“多黨製”，我不讚同。理由是，盡管一黨領導有不少弊端，但實行多黨製的國家，“兩極分化”、“權力腐敗”問題也沒有解決；在中產階級沒有成為社會主流，用10元錢、一碗麵條就能買到許多選票的情況下，能選出比共產黨好的領導嗎？作為一個學術問題，賀教授至少要進行“一黨製”與“多黨製”的利弊分析和實證研究，中國實行“多黨製”的條件和成本，中國“一黨製”向“多黨製”的過渡辦法，等等。可是賀教授沒作詳細論證，卻在討論當前改革與操作建議的會議上，提出如此重大的政治敏感問題，我認為是十分輕率的，並且賀教授批評黨的領導方式，用語也過於“張狂”。但是，左派據此認定賀衛方“反黨”，要求作出組織處分，我倒要為賀衛方辯護。

　　先討論什麽是反黨？

　　我認為，公開發布反對黨的決議的言論，並且組織黨內或黨外的力量，以影響、阻止黨的決議的實行，才可定為反黨。賀衛方在一個內部會議上，發表與黨不同的主張，不能算作反黨。這符合黨章第一章第四條黨員享有的權利：“在黨的會議上和黨報黨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問題的討論。”

　　而左派領袖馬賓的言行，我倒認為夠得上反黨了。

　　一是全麵肯定文化大革命。他說這是“一次曆史性的全體人民革命，是一個曆史創舉。”文革失敗的原因，“主要是資產階級叛變，鄧小平由對天發誓永不翻案，叛變到徹底反對文化大革命和反對毛澤東！”（1）

　　二是全盤否定改革開放。他說：“鄧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並且，一再借改革開放，在製度上肯定下來，培養了一些親美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1）

　　三是全麵反對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他說黨的十六大以後，“新領導班子沒有挽狂瀾於即倒，依然在積極推行鄧小平江澤民的錯誤路線。”

　　“一是經濟上繼續推行私有化。”“中央領導在上邊極力號召各地‘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閉口不提大力發展公有製經濟。”“二是在政治上繼續推行自由化。”“具體表現就是拋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年，中央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沒有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口號和主張，例如什麽‘以人為本’、‘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三是在外交上繼續實行投降妥協的路線。我們黨這些年根本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了，也不提帝國主義。新班子上來也不講。”（2）

　　馬賓由此得出結論：由於黨中央的“錯誤路線”，“在短短的幾年，把中國弄到現在這樣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麵臨黨變質、國變色的危險。”（1）

　　馬賓不僅公開發布反對黨的言論，還組織黨內外的力量向黨使加壓力，幹擾、阻礙黨和政府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實施。

　　然而，今天的黨中央並沒有給馬賓處分，讓他繼續享受民主、自由的權利，盡管民主、自由是他所極力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

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

　　左派對賀衛方恨得咬牙切齒，罵他是“漢奸”、“特務”、“反革命”、“反共鬥士”，妄圖“推翻共產黨，消滅共產黨”。一個叫劉曼宇的人，在網文《警惕新西山會議派的反黨活動》中說：“賀衛方還是有二十年黨齡的黨員呢，我呸！在黨內反黨，是什麽性質，這是什麽人品？”“我想著想著，真恨不得手中有一隻槍！別說我不冷靜，誰想變中國的天，我就和它毫無道理可講，隻有你死我活的鬥爭。”　

　　可是，網上也有人稱賀衛方是“一個真正有學術人格和道德良知的知識分子”，說他崇敬賀老師這樣“有棱角、有骨氣、有人格、有良知、有責任的人”。因為，他和賀老師有同樣的價值追求，即“我們的政府叫人民政府，但對於官員來說上級比人民更有力量；我們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但對於法官來說政法委比人民更至高無上；我們的國家叫人民共和國，但對於人民來說這裏是大大小小特權者的天堂。其實，一個國家有多少航母，能發射幾隻飛船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以什麽樣的態度對待他的人民！隻有當人民選舉的權利不再虛設的時候；隻有當人民自由的聲音不再被禁錮的時候；隻有當弱者不再告無門的時候；隻有當權力不再左右真理的時候，我們的中國才是真正的進步了!”

　　真是一方恨之深、一方愛之切。一方恨是認為賀衛方威脅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一方愛是擁護賀衛方維護了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利。這反映了實際生活中我黨的執政方式與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利的矛盾和衝突。

　　左派不承認有這種矛盾和衝突，認為共產黨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專政賦予人民自由、民主權利，而不許一小撮人亂說亂動。你還要什麽自由和民主，那你一定是人民的敵人，一定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們黨是承認這種矛盾和衝突的。胡錦濤200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說：“由於法律和體製不健全以及執法人員自身素質不完全適應等問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還不少”，“要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在立法過程中充分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利在逐步得到改善。對馬賓這樣的左派，賀衛方這樣的“右派”，黨采取了容忍態度，就是明證。

　　然而，左派不容忍推進政治體製改革，不容忍健全法製，不容忍改善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利，認為這是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賀衛方不容忍政治體製改革的停頓，不容忍法製建設的滯緩，不容忍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利頻受侵犯、得不到製度保障的現實，認為離開法製社會、法治國家還相差甚遠。

　　左派的依據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人民民主專政原則，而賀衛方依據的是法製原理、法製原則、法製製度。正如左派的一篇網文“如何應對賀衛方”中說：“我們的當務之急不是懲罰賀衛方，而是組織左派學者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研究，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批判並取代西方資產階級法學，這樣我們在捍衛無產階級政權時底氣才足。”我認為，這篇文章擊中要害、點明實質，是左派中的明白人。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法學”還沒研究出來，就認定要“批判並取代西方資產階級法學”，有點先入為主。

　　本文就來討論這個理論分岐。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再認識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有兩個部分，即目的與手段、目標與途徑、價值體係與實現路徑。

　　社會主義的目的、目標、價值體係是什麽呢？恩格斯明確指出：在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適於用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宣言》中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3）恩格斯解釋說：社會主義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複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複活。”（4）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目的、目標、價值體係的思想，來源於文藝複興時期的人道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國唯物主義思想家和空想社會主義者。譬如，恩格斯即曾明確指出：“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根”。（5）恩格斯還曾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6）恩格斯所說的“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主要指的就是自由、平等、人權、正義、博愛等價值原則。（7）左派們始終沒有弄明白，自由、平等、人權、正義、博愛等價值觀，是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而為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這一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思想家與資產階級思想家沒有區別，區別就在誰真做、誰假做，誰做得好、誰做得差。所以根本不存在左派提出的偽命題，反對什麽“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目標、價值體係問題上，馬克思創造了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平途徑、成功示範的空想社會主義，主張用暴力推翻現存的社會製度，在奪取政權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著名論斷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為什麽整個過渡時期都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呢？馬克思和列寧賦予無產階級專政三個任務：一是“把一切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8）二是“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9）三是“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係，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社會關係，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觀念。”（10）無產階級專政完成前二個任務，是必要的，也是可理解的。問題是第三個任務，能用暴力手段消滅階級差別、生產關係、社會關係，以及改變觀念嗎？消滅階級差別的前提是生產力，而不是暴力；改變觀念，更是一項艱巨、複雜的任務，完全不能采取暴力手段。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缺陷，在實踐中就造成濫用專政手段，並且在整個過渡時期都要實行。

　　列寧的過渡時期理論，更是誇大了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列寧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這種鬥爭會變得更廣泛、更尖銳和更殘酷。”（11）“他們的反抗力正由於他們的失敗而增強了千百倍。”（12）“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曆史時代。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複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會變為複辟的嚐試。”（13）

　　毛澤東就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鼓動紅衛兵揪“混進黨裏政府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就發生了社會主義目的與手段、目標與途徑、價值體係與實現路徑的對立和異化。社會主義的目的、目標、價值體係是講個性、講人道、講仁愛、講自由、講民主、講平等、講解放，然而社會主義的手段、途徑、實現路徑是專政、暴力、鬥爭、批判、揪鬥、揭發。稍有不同意見，立即采取階級分析方法，將對方列為敵對階級，定性為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於是，就不講法律、不講程序、不講證據，今天是同誌，明天就是反黨；今天是戰友，明天就是叛徒；今天是人民，明天就是敵人。然後無情打擊、殘酷鬥爭，直至消滅肉體。蘇共十七大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中竟有98人，占70％被逮捕和遭槍決。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的有1108人，占一半以上。不可思議的是，這發生在蘇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37年、1938年，怎麽會一下冒出那麽多“人民的敵人”呢？毛澤東比斯大林仁慈，實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可是被他打成“右派”、“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同誌、戰友、朋友應以數十萬計。今天的左派依然如此，一開口就要把人家打成“特務”、“反革命”、“賣國賊”，還“恨不得手中有一隻槍”，因為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左派們搞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使人們生活在恐怖之中；玷汙了共產黨的形象，將解放人的救星變成了其樂無窮的鬥士；背叛了馬克思的理想，把自由發展的個性轉換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和螺絲釘。這種蛻變、異化，嚴重地損害了馬克思倡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本來應該是人所向往的，變成偷渡、移民離去的。這怎麽完成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的使命呢？這也是港澳治理、台灣統一的一個不可勿視的障礙。

要不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四項基本原則中，馬克思主義要堅持，社會主義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要堅持，是怎麽堅持的問題。而人民民主義專政，是不能再堅持了。理由是專政與法製是對立的，我們要健全法製，建立法治國家，就不能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什麽是專政？列寧說：“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14）斯大林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法律製約的暴力”（15）

　　國家可使用“不受法律製約的暴力”，還有什麽法製可言呢？毛澤東解釋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16）問題是不受法律製約，沒有製度保證，人民可隨時定性為敵人，人民的民主權利怎麽保障？斯大林一句話就可打出那麽多“人民敵人”，中國的國家主席可不經法律程序被打倒，人民哪來民主？

　　我們黨已經把加強法製建設、保障人民的權利提到議事日程，應該說取得了很大進步。但離開法治國家、法製社會還有相當的距離。賀衛方就從法製精神、法製原則、法製製度對我黨的領導方式提出了一係列批評。話確實講得很尖銳、很刻薄、很難聽，從效果說、從策略講，沒有必要如此。但既然這樣講了，也應該讓我們反思，作為一個執政黨，如何按法製原則行事，處理好黨和人大、黨和司法、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專政與法製，實行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規則，現在既然講法製了，就得按法製原則辦。

　　左派就不幹了，他們還是專政那一套規則、那一套邏輯，你竟敢批評共產黨，竟敢提“新聞自由”、“國家民主”、“個人自由”，竟敢要共產黨登記，竟敢對黨和人大、黨和司法、黨和政府的關係說三道四、諷刺挖苦，你簡直活得不耐煩了，自由、民主得沒邊了！

　　這是專政與法製的衝突、碰撞。需要我黨作出抉擇：是要專政，還是法製？

如何實現社會穩定

　　我們黨提出：穩定壓倒一切。這沒錯。一個穩定的社會，不僅對統治者有利，更是對民眾有益。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需要穩定，必須穩定。問題是如何實現穩定？

　　這有兩種思路：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一種是限製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

　　這背後有兩個不同的判斷：一個是政府必然會侵犯人民的利益，另一個是政府一定代表人民的利益。

　　經過我們的社會實踐，是前一種判斷正確，還是後一種判斷正確呢？

　　政府必然會侵犯人民的利益，不是說政府不幹好事，統統幹壞事，而是說一定會發生侵犯人民利益的事。因為，政府官員是人，人就會有私心，手裏有了權，就會侵犯人民的利益。事實正是如此。

　　國家審計署在2004年度的審計中，就查出38個中央部門存在虛報多領、轉移挪用、私設賬外賬和小金庫等。署長李金華最近說，經得起審計的單位很少。

　　中國公務和行政性支出占全國總支出的37.6%，美國是12.5%，西歐國家是6%左右，日本是2%多一點，中國是美國的3倍、西歐的6倍多、日本的19倍。中國的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支出總額在9000餘億元，而用於義務教育的錢才1500億。

　　我們的政府中有辛辛苦苦為人民工作的、操勞的，也一定會發生種種侵犯人民利益的事。那怎麽辦呢？由上級機關查處，是一個辦法。隻有這個辦法是不夠的，必須有輿論監督與人民申訴。

　　我們有輿論監督，但受著嚴格的控製。本地的輿論受本地的控製，外地的輿論受中央控製。侵犯人民利益的事越嚴重、越普遍，往往越不準報道。理由是會引起社會不安定。比如，拆遷帶來的糾紛很多，如果及時報道，就會引起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加快製定法律或政策，糾正錯誤傾向，並使各級地方引以為戒。但我們采取捂著、蓋著的辦法，不讓報道、不讓爆光。我們使自己變成瞎子、聾子，發生問題後不能及時得到訊息、得到處理、得到糾正。

　　群眾應有申訴意見、反映利益的權利和渠道。憲法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就是使民眾能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反映訴求。這是政府與民眾溝通的很重要的渠道。政府製訂某一方麵的法規、政策、條例，就可聽取某一方麵組織的意見。政府要實施某一項計劃，也請某一方麵組織來協調、協助。德國有400萬公民參加各種環保社團，挪威向環保組織提供資金，使它們成為環保的合作夥伴。但我們的政策是嚴格控製、限製成立。非政府組織的缺失，是中國社會利益不均衡、社會發展不協調的重要原因。

　　憲法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就是當民眾的利益受到侵犯、通過常規的訴求不被重視的情況下，可以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西方國家幾乎天天都有人在遊行、示威，沒有什麽了不得。但我們不允許，公安局有種種理由不批準。中國公民可想出的辦法就是上訪，結果大都是無限期拖延。

　　請看兩個實例：南有液化氣公司、北有化工廠，中間一條臭水溝。白天吸“毒氣”，晚上聞怪味，就這樣被包圍其中的無錫市崇安區廣益鎮廣豐村幾年來因癌症去世的有近20人，目前已查出患癌症者也已近30人。同為江蘇省的鹽城市阜寧縣洋橋村近靠一家農藥廠、兩家化工廠，村民成天聞怪味，井水不能喝，晚上睡覺要用濕毛巾捂口鼻。三年來患癌症去世的村民已超過20人，現在又有近10人被確診為癌症。付出了生命代價的這兩個村的村民，至今孤立無援，隻能是向上級反映，而始終得不到解決。

　　在上告無門的情況下，就發生了各種群發事件。於是，抓幾個為首的人，處理個別責任人，就算了結，也不讓報道。天還是那個天，山還是那座山。中國百姓碰到倒黴事，還是沒有訴求的渠道。當然可以找法院，這是主持正義的最後一個希望。但是在司法獨立、司法公正沒有解決之前，這個希望也會變成泡影。中國的弱勢群體，往往就處於這種欲哭無淚、想告無門的境地。

　　就是民眾最無奈的上訪，尤其是到北京上訪，中央給各級地方政府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勸阻。理由是怕到北京鬧事，影響不好。我想說，究竟是政府的麵子重要，還是人民的疾苦重要。這是其一。民眾一定是在當地解決不了，才會上北京的，這種起碼的民主要求，應該予以尊重。這是其二。中央直接聽聽民眾的申訴，可在眾多個別的訴求中發現普遍的傾向性問題，以便及時采取措施。這是其三。地方不理，就告中央，威攝地方認真對待民眾的申訴，使問題在本地就能得到解決。這是其四。授予地方政府阻止上訪的權利，豈不讓侵犯人民利益的人有持無恐，讓受利益侵犯的人民倍受煎熬。這種辦法求穩定，是表麵的穩定，實際的不穩定，最後會釀成大禍。

　　人受到細菌感染，就會發燒。發燒既可遏製細菌的繁殖，又提醒人，趕快看病。醫生一看，小病吃藥打針，大病就得住院動手術。所以，發燒不能吃退燒片，這是醫學常識。那會掩蓋病情真相，耽誤治療時機。

　　新聞自由與人民民主，就是發燒報警係統，使得侵犯民眾利益的事及時被揭露，使得中央耳聰目明，使得貪官昏官無處躲避，這就能保證社會機體的健康。而管製新聞、限製民主，就是取消社會報警機製，保護貪官昏官，一旦爆發就會造成大禍、大亂。蘇聯為什麽一夜解體，東歐為什麽一朝崩潰，柏林牆為什麽一天推倒，不是左派說的，改革造成的、外國勢力策劃的，而是實行專政、專製的結果，吃退燒片上癮，壓製民主過度，弄得官逼民反、不可收拾。

　　左派堅持專政、反對民主，恰恰是造成黨的領導被顛覆、社會主義被葬送的餿主意。

民主化的起步建議

　　中國需要民主，一點不錯。但怎麽實行民主，怎麽建立民主製度，確實需要廣開言路、傾聽各種意見，逐步摸索，逐漸推行。

　　我國的現行政治體製，就是眼睛往上、向上負責，一人獨大、無人製約。黨政一把手，就是本地區、本單位的太上皇，其他副職，就得按他的意見行事，否則就沒有好果子吃。黨政一把手是上一級任命的，所以往上討好，獻媚送禮，成了慣例。結果買官賣官盛行，君子好人受氣。為民謀利、對民負責，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全部民選，似乎是對針下藥的好辦法，但這種休克療法，在中國未必有好的結果。怎麽辦呢？

　　經濟體製改革的雙軌製模式值得借鑒。黨政一把手，可由上級推薦兩名候選人，然後按組織程序選舉。也可由下層推舉候選人，由上級考核認可，再進行選舉。也可一名侯選人由上級推薦，一名侯選人由下層推薦，再進行選舉。這兩名候選人可以發表競選演說，提出施政綱領，同時公布曆史業績。選上的人當一把手，落選的人可當紀委書記，就負責監督一把手。

　　雙軌製保證了上級考察、任命的權利，不至打亂原體製；又參進了民主因素，尊重下一級幹部、群眾的意誌。這可試點探路，逐步推開。

　　雙軌製取得成熟經驗後，將來胡錦濤總書記的接班人怎麽產生，也可參考這個辦法。


注釋：
注1：馬賓《對於形勢與任務，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注意掌握大局！》，載馬賓著：《論形勢與任務》2006年2月（打印稿白皮書），第105-106頁。
注2：馬賓《年終南行記》，載馬賓著：《鄉村記行》1999-2003年（打印稿白皮書），第9頁。
注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頁。
注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頁。
注5：轉引自魏小萍：《馬克思主義與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話題》，》,《哲學研究》2003年第9期。
注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頁。
注7：參考王占陽：《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
注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頁。
注9：《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0頁
注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7卷，第104頁。
注11：《列寧全集》第31卷，第166頁
注12：《列寧全集》第3卷，第95頁
注13：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頁
注14：《列寧全集》第23卷，第93頁
注15：《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頁
注16：《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