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鳴：中國儒家文化傳統的“母”劣根性

來源：http://www.blogchina.com/20081030621830.html


　　要看透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就得看透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就得看透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就得看透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文人，就得看透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所經曆的苦難……。而這所有的一切，全都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儒家文化所留傳給中國人的如下所述的三大“母”劣根性的劣跡，或者“罪惡”。之所以是“母”劣根性，那是因為它們是給中國文化帶來更普遍更全麵更眾多“劣根性”的總根源。我們今天麵臨改革的最重要也最艱巨的任務，即是要徹底鏟除這些禍害了中國人兩千多年的頑固不化的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母”劣根性，徹底改造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徹底改造中國人的政治體製，從而做到徹底解放中國人的文明智慧的偉大潛力。

　　第一大劣根性，固化中國人靈魂的“宿命”觀

　　雖然沒法進行統計，但從中國文化傳統的兩千多年不變的世無所匹的“悠久性”來看，我可以大膽認定，像中國人長期以來這樣迷信於命運，沉湎於宿命，畏懼於“天命”，嗜好於占卜、設卦、算命，動輒去寺廟燒香、拜佛、還願，（庸俗者）請鬼仙、跳大神、燒紙錢，（高雅者）做道場、設經幡、觀風水，更有皇帝帶頭的祭天地、祭祖先，包括“祭孔”，等等等等的中華民族，大概全世界也同樣無其他任何民族可匹。在這個意義上，基本上就可以稱中國人是個永遠被宿命固化了的民族，或簡稱宿命化的民族。宿命固化了什麽？固化了中華民族的靈魂、固化了中國人的大腦、固化了中國人的理解力、固化了中國人一切能變得智慧起來的可能性，總之，固化了中國人兩千多年來悠久的愚昧。

　　如此的“宿命固化”從何而來？答案非常清楚，即從兩千多年孔子及其儒家的“諄諄教誨”而來。

　　孔儒最著名的“四書五經”，其中號稱的“第一經”即《易經》。《易經》講什麽？講算命。然而一直到今天，中國文人們仍舊視其為中國文化傳統的“第一經”，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形而上學”之書，是中國古代“最富哲理”之書。也正是因此，孔丘被中國文人們視為中國古代第一位“最偉大”的“聖人”、“哲學家”、“思想家”，等等等等諸如此類。

　　孔丘是“聖人”，這是中國過去的皇帝們封的，我不必去計較，他們所謂的“聖”與今天的我們絲毫無關，或許還更應該讓我們瞧不起；但我可以明確地告訴我親愛的同胞，孔丘絕對不是什麽“哲學家”、“思想家”，我可以斷言，他不配。這些“家”，皇帝們沒有資格封，中國文人們也同樣沒有資格封。什麽是“哲學家”？什麽是“思想家”，這是要拿出著作，或相應的曆史文本來證明的。關於我的上述判斷，我將會有專門的論文來進行論證。這裏就不多說。但這裏可以說到一點：《易經》是一本廢書，除了算命和解釋算命，它與所謂的“形而上學”、“哲學”、“思想”本質上毫無關係，不僅沒有關係，而且還有反關係，即它嚴重地攪亂了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思維，甚至直到今天它還被無數的中國文人們盲目地迷信著，因而嚴重地阻礙了中國人思維能力的發展和進步。也正是因此，中國人對“宿命”、“天命”的迷信竟然一直堅持到了21世紀的今天。關於《易經》，如果說它還有一點點價值的話，就是它總算把伏羲的七十二個卦畫符號保存下來了。這些符號才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瑰寶，然而《易經》對於這些瑰寶的解釋卻全都是胡說八道，不僅沒有說出它們真正邏輯意義上的價值，反而“佛頭著糞”，把真理完全顛倒成了謬誤，把對偉大真理的揭示反而卻當成了最無知的算命、占卜、設卦的迷信。關於《易經》，我將最終作出死刑的宣判，但決不是對於伏羲的卦畫符號，關於後者，情況完全相反，它是中華民族偉大祖先的驕傲，是中國人的祖先對宇宙中一切物質、生命、智慧的運動規律、真理、發生程序等等的最完美的猜想。這將是後話，我將一定會把其中的奧秘向我最親愛的同胞們一一展示出來。

　　一個始終被“宿命”觀或“天命”觀嚴重困擾的民族，絕對是一個對真理、真實、真誠的邏輯真理麻木不仁的民族。曆史事實也嚴重地證明，中國人直到今天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任何自己應有的真理觀念的體係來。我很遺憾，我們拋棄了伏羲、老子、墨子等中華民族真正擁有智慧的偉人，卻把孔丘這樣一個極端平庸且永遠都在絞盡腦汁地侍奉和巴結權貴的小醜捧成了中國偉大的“聖人”。兩千多年來，中國人跟著曆代皇帝們一齊瞎了眼，其代價是，讓曆代的中國人幾乎全都變成了精神上的“瞎子”，變成了人類真正智慧的永遠的杜絕者。

　　第二大劣根性，國家管理永恒不變的“極權人治”觀

　　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是中國政治管理事務之中惟一隻具有極權人治形式的悠久曆史的淵源。所有的儒家經典，例如“四書五經”，再擴大到“十三經”，等等等等，全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極權人治經”。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治天下如同治家，君即父，朕即國家，朕即天下，人情大似天，血緣的聯係永遠高於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理性的關係。在曆史上的中國，永遠隻有儒家的私德，也即血緣道德、家庭道德，而從來就沒有過全社會全天下人與人之間公正、公平、公開的公共道德（這其實就是老子《道德經》中所表述的道德，也是中國人至今仍在盼望的社會層次的普世價值）。

　　在孔儒的全部觀念之中，處於最高地位的永遠是君，是皇帝，是天子，是聖上，除此之外就是各級官吏，而且大力宣揚“官為民父母”、“吏為民之師”。儒家的觀念之中沒有“怪力亂神”，沒有超越一切人的上帝，更沒有超越一切人的真理、法律。在中國人的一切事務之中，永遠是君說了算，官說了算，事實上是他們所擁有的（由暴力奪取的）“極權”說了算，即是按照權力最高的等級說了算，這個（事實上由過去一次性暴力所形成的永久性的）“等級”即是儒家的“禮”；而他們所“說了算”的依憑，即是他們情緒的獨斷，或者他們所收到的“禮物”的多少，更或者他們自身利益的大小，等等等等，總之，是由他們所具備的個人的品質或人性內涵而定。說得更準確一點，即由他們作為個人的“人”而定。這也就是“人治”的來源。

　　儒家的所有的政治全都是君治、官治、吏治，即總之是極權人治，或更準確地說，是“大人”對“小人”（所有的平民百姓）極權之治，而絕對沒有法治，或相對於“極權人治”的“法權”之治。在中國，至今也沒有產生可以真正超越君主、皇帝、領袖、主席、總書記等等個人“極權”的“法權”的觀念、文本（中國的《憲法》超越過毛澤東嗎？），更不要說可能存在履行這種“法權”的真正有效的政治程序。何況儒家的“法”是“禮法”，是規定人的權力等級製度的“禮”的文字規定，是完全為了進行“人治”的“法”，孔子因此而要求所有的中國人全都要乖乖地“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更要“克己複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乖乖地順從權力等級的“禮”的規定，這樣才可以保證社會的“和諧”。孟子說得更文雅一點，即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也就是說“勞心者”永遠地治“勞力者”，“大人”永遠地治“小人”等等，而且更加上了他的關於“人性本善”的獨斷，以此而為“勞心者”的“君”、“官”、“吏”們的“極權人治”體製奠定了“永遠正確”的“理論”基礎。總之，永遠是某個“人”或某些“人”按照自己的意誌來治理所有其他的“人”，而決不是某些人按照超越一切人的《憲法》、《法律》等等所規定的“法權”來治理所有其他的人（而實際上包括前麵的“某些人”，他們之所以能夠擁有“治理”的權力本身，也應該是按照超越一切人的《憲法》、《法律》等等所規定的“法權”決定的程序而由所有“人”的選舉來產生的）。

　　兩千多年來曆代中國皇朝的政治，即都是嚴格按照上述儒家設計的“極權人治”方案進行的。即使到了今天，這種“極權人治”的方案依然是難以變更的中國社會政治體製。雖然近百年來中國也學會有了《憲法》，但中國的《憲法》依然具有濃厚的“極權人治”的痕跡，且《憲法》“法權”的權威尚遠不如具體領袖人物的個人權威。換言之，中國人當前的政治尚遠不能稱作“法治”，也即《憲法》的“法權”之治。更不要說在中國“極權人治”的“政權”的上麵，還又加上了一層“極權人治”的“黨權”，這無疑更造成《憲法》“法權”事實上被架空，幾乎就變成了可以永遠置之高閣的一紙空文，連作為最高“法權”的象征意義都幾乎永久地消失了。

　　國家政治管理事務之中的儒家“極權人治”傳統的“母”劣根性，對於一國人民的福祉而言，簡直就是巨大災難的禍根。中國人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漫長曆史，之所以文明的進步始終都處於嚴重的停滯狀態之中，上述國家管理永遠不變的“極權人治”的“母”劣根性實為最根本的禍害之一。國家“極權人治”的“母”劣根性不除，中國不會有未來光明的前途。

　　第三大劣根性，儒家文人思維永遠的情緒獨斷

　　在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之中，最沒有邏輯思維能力的就是孔子及其儒家，而最具有邏輯思維能力的是墨子和老子。墨子是中國古代的亞裏斯多德，是在中國惟一創造了自己的邏輯體係的中國人；正是有了墨子，現在的中國人才有底氣稱中國人在世界三大邏輯體係之中擁有中國人自己的邏輯體係；然而墨子，中國人卻整整忘記了他兩千多年，這是誰造的孽？正是最沒有邏輯思維能力的儒家文人們造的孽。事實將證明，老子將是比墨子還更偉大的邏輯學思想家。到了今天，墨子的邏輯體係已經被西方人的邏輯體係超越了，而老子的邏輯思想不然，雖然它尚未形成完整的邏輯體係，但是它的超前的邏輯思維將給現代的人類，包括現代的中國人帶來偉大的新的邏輯創造的啟迪。這是後話。

　　孔儒的“四書五經”嚴重地破壞了兩千多年來的全部中國人的思維創造的能力，首先破壞的自然是全部中國文人們的正常的邏輯思維的能力。

　　孔儒的“經典”，尤其是其中的《易經》和《論語》，不僅沒有促進中國人思維的能力，反而把中國人自然擁有的人類本然的先驗的邏輯思維的能力也都加以破壞了。在前麵我的大量的文章之中，我多次提到，孔儒的“教育”大量培育的是“騙子”和“白癡”，“騙子”可以幫助極權人治的專製者欺騙和統治廣大的老百姓，“白癡”可以讓上述的極權人治的專製體製萬壽無疆。正因為孔儒的“教育”具有上述的兩項強大的功能，所以才能夠得到曆代皇帝們無比的青睞，所以才能形成如此“悠久”的儒家傳統，所以才使得中國極權人治專製的政治體製能夠一直綿延兩千多年，甚至到了今天還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頑強的生命力，而一些中國人今天還又在拚命地叫嚷要“回歸傳統”、要“尊孔讀經”，而且無論海內海外，都在比賽著“祭孔”，北京如是，台北如是。

　　孔儒的“思維”是典型的情緒聯想，嚴格地說都不能夠叫做“思維”。孔儒隻要求人們具有牢固的“記憶”，記憶什麽？記憶永遠不平等等級製度的“禮”，及其大量繁複的儀式程序，再加上知道有所“畏懼”，畏懼什麽？“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如此，孔儒所要教育的“人”最後便“成功”了。“成功”了什麽？成功了“騙子”或“白癡”。

　　孔夫子論思維有幾句典型的名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言“誌”、言“情”；“禮”言人的固化的“等級”；“樂”言行禮的“程序”、“儀式”、“規矩”、成功“和諧”生活的“快樂”。這樣的思維，是典型的情緒思維，是從情緒出發再又回到情緒的完全記憶聯想的思維。這裏沒有絲毫的邏輯成份，孔儒也不要求人們具有邏輯思維的能力。天底下隻有追求真理、真實、真誠的人類才會自覺地需要邏輯思維的能力。說白了，隻有幹實事、不遠離自然的人類才需要邏輯思維的能力。孔儒的教育目的、生活目的惟一的隻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隻是“學而優則仕”，然而卻是永遠地遠離自然、荒疏自然、抗拒自然、無視自然，他們需要邏輯思維幹什麽呢？沒有需求即沒有追求，沒有追求即沒有功能，即使人們本然先驗的功能本身也將因此而退化，甚至喪失。所以事實上，在中國的所有諸子百家之中，最不需要邏輯思維能力，也最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的，正就是孔子及其儒家。

　　有人說《易經》之中有哲理，有邏輯思維，這是標準的胡說，也是根本就不懂得什麽叫做“哲理”、什麽叫做“邏輯思維”的無知者的自欺欺人之說。不說其他，僅《易經》中的命名係統（卦名卦辭係統）就嚴重地違背了第一大邏輯規律——同一律。一個居然連“同一律”都不能遵守的語文係統，它能夠成為有“哲理”、“有邏輯思維”的係統嗎？關於對《易經》的批判，我會專門寫出論文。

　　兩千多年的“獨尊儒術”，兩千多年的儒家意識形態對中國人的思維意識的壟斷，嚴重地敗壞了中國人思維創造的能力。這一點，在中國的所有的語言文字記錄的係統之中，也均已留下了斑斑的劣跡：中國人的神話、詩歌、文學、史學、戲劇、小說、論文，等等等等，經過認真地分析，其中均都能不同程度地顯露出來中國文人們邏輯思維能力方麵的欠缺、無能，更不要說中國文人根本就沒有能力創造出近現代人類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心理科學，而且事實上，在儒家統治中國的兩千多年之中，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能力創建自己的哲學，甚至都沒有自己的真正有意義的思想和思想體係。這是一個多麽令人心痛的曆史悲劇！！！而這一切，全都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母”劣根性造的孽。一個不會正確思維的民族，她怎麽可能會擁有偉大的思維性的（發現、發明和）創造呢？

　　我請我親愛的同胞們正視我在這裏對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母”劣根性的揭示，這裏所揭示的這三大“母”劣根性，正就是我們長期以來的曆史悲慘命運的禍根。到了21世紀的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樣的“母”劣根性的命運再來困擾我們中華民族的未來。

　　須知，這三大“劣根性”正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劣根性”之“母”，或如同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癌細胞群”，它們還將帶來更眾多、更永恒、更普遍、更深層的“劣根性”或“癌腫瘤”，中華民族的命運正是毀在所有這些“劣根性”或“癌腫瘤”的無限蔓延和擴展之中。同胞們，下決心改變我們的命運吧！徹底鏟除孔儒，鏟除它給我們帶來的這三大“母”劣根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所有的“劣根性”，鏟除它們其實也就是鏟除中華民族“身體”之中的“癌腫瘤”、“癌擴散”。

　　21世紀的我們需要重新麵對我們偉大的祖先——伏羲、老子、墨子，但決不會是孔丘及其儒家所有的徒子徒孫，我們需要重新麵對西方偉大的哲人——笛卡爾、休謨、康德等等，我們更需要重新麵對我們自己，我們要讓自己站在所有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偉人們的肩上，認識中國的過去，實踐中國的現在，開創中國的未來。（請進入我個人的網頁：www.liming1944.cn，謝謝。2008,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