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互信與秩序共守
盡管壓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卻從容而有秩序。這點從東京市容的細節上就能感受得到，綠化率極高，幾乎沒有見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爾有一個小角落空出來，都會種上一株樹或擺上幾盆花。
路不拾遺
東京的房子一般不裝防盜門，很多門是非常薄的木板門和玻璃門。偶爾一樓有防盜網，二樓以上我從未看到防盜網。我們很驚訝，他們怎麽不擔心入室盜竊的問題？此外，多數自行車是不上鎖的，連摩托車晚上也是丟在外麵，根本不擔心什麽。
在火車上、在旅店、在會議室，甚至在餐廳，再值錢的包，放在那裏根本沒有人動。京都火車站人流如織，旁邊的餐廳人來人往，餐桌上七八個包丟得零零散散，並不見一個人。
我們住過的幾個酒店沒有“查房”之說，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裏，把費用結清就可以。而在中國住酒店，離開時“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還有物品損害賠償價格表，表現出一種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們的一位老師，在日本坐地鐵，西裝放在衣架上忘了取。而撿到的人幫他寄到下一站，等他來取，而且燙好、折好。
在商業鬧市區，經常看見女士將翻蓋手機架在牛仔褲後兜上逛街，就這麽著，誰也不在乎。還見過一個女士，背一個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個口袋就是錢包，我在1米外都可以看得見，她就這麽逛，沒有覺得有什麽危險。
我們總覺得貧富差距過大才會有搶劫盜竊，實際上不完全是這樣。日本也有窮的，至少從各地去的人也有窮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這次還找了一個街頭藝術家給我畫了一幅漫畫像，標價1600日元。他畫完以後，自己感覺畫得不好，就隻收了1000日元，還一個勁地道歉。
堵車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講究秩序。排隊是正常的，而且自覺保持1米距離。在自動扶梯上，人們都很謙和地站在左側，讓有急事的人從右側快速通過。
在東京，我們見過幾百人在一個路口等紅燈，沒有一個人亂闖的。車輛在通過路口時也沒有減速的意思，因為所有的人都一定會遵守交通規則，不需要減速，也不可能出現意外。但是，在紅燈轉為綠燈的時候車輛反而慢下來，車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隻要有一個人還在穿越，車輛就會讓人，這個時候就體現出了“以人為本”。
日本的路並不一定都很寬闊，很少看見超過單向四車道，甚至還有主要公路是雙向單車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車，但還不至於堵得不能行走，隻是慢，絕對沒有人插隊，更沒有人急著猛打喇叭。
我們的團隊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麵的路口迎接，指揮車輛怎麽開進去，停在什麽地方。我們住過的幾家酒店，都有一個牌子豎在大堂，寫明“某某團隊”什麽時候出團，並按照時間順序排好，這樣可以避免若幹團隊一起出發造成擁擠。如果時間安排出現衝突，酒店會建議某些團隊推遲五分鍾或者十分鍾出發。
深刻的危機意識
日本的版圖大概相當於我們一個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卻比四川還要大。地狹人多，又沒什麽資源，而且台風、海嘯、地震非常頻繁，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機意識。
吃一次涮肉也會覺得無比幸福
日本的學校每月一次防火演習，每季度一次防震演習。每個家庭都備有壓縮防災包，裏邊擱壓縮餅幹、純淨水、保暖衣、手電筒和雨披。日本全社會從上到下都隻有一個信念，我自己要拚命，如果不拚命這個國家就完了。
我們去考察豐田汽車公司，豐田做汽車之前，整個日本是沒有汽車工業的，那時的汽車他們叫“自動車”。造“自動車”最早也是由豐田第二代領導人豐田英二提出來的。他去考察英國的汽車，回來就發奮自己做，把原本很掙錢的紡織放棄了。由於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這個人隻活了50來歲。
日本雖然是汽車大國，但企業中層及以下員工幾乎都不可能開車上班，因為停車費奇貴。東京的許多停車場，100日元隻能停車15分鍾。多數日本人都買得起車，但是沒多少人負擔得起停車費！
在我們看來，日本這麽發達一個社會，一般人吃飯應該不成問題。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隻能遮住一個小碟子的底部，米飯也隻有一小碗。我總懷疑日本人很少吃飽飯。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開懷吃一次涮肉，會覺得幸福無比。真不懂日本人這樣是為了健康保持七分飽呢，還是為了貫串一種壓力意識？
租房要給房東感恩費
日本人住房壓力非常大。日本房價高是全球出了名的，東京的住房均價是每平方米6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萬元），一個人辛苦一輩子可能也隻能混一個小房間。普通人根本買不起住房，買得起的白領也不過買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僅租金特別高，而且首付得5個月租金。除了當月租金、押金（相當於兩個月租金）、中介費，還有一筆感恩費要付給房東。很難理解，日本市場化程度那麽高，房客反而要向房東支付感恩費？
出租車司機給學生上社會課
日本學生上課並不完全在學校內，他們經常把學生拖出去學習。到風景點去參觀，去看祖先怎麽拚的；到企業去參觀，看企業是怎麽發展的。讓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時代，能否適應社會需要。嚴格來講，這是他們的公民意識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們對德育很重視，投入也非常大。我們去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學生。學生不是老師帶隊，而是由出租車司機領著。一個出租車司機帶四個學生，他會把社會上很多事情講給學生聽，一兩個小時不停地跟學生講，這是司機必須做的。學生做筆記，回學校還要寫感想。
日本整個民族憂患意識非常重，小學課本就告訴學生：這個國家生存是很艱難的；這個國家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國家是可能隨時被別人打垮的。盡管日本曆史上，從來沒有外來侵略者能夠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戰美國的占領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終認為外族強盛了，就一定會打進來，別人發達了日本的生存空間就相對萎縮了。
良好的公民素質
日本社會流傳一句話：“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每個人都是這麽一個信念，整個社會公民素質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還要將商標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時找不著垃圾桶，就把垃圾帶在身上，回家放進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們的女士，我們有人告訴她：“小姐，你身上有兩根頭發。”“很抱歉。”她一邊說一邊把頭發取下來，用一張餐巾紙包好，放進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廳吃飯，人人用完餐都會自己收拾桌麵，桌上灑的幾滴湯會用紙巾擦去，杯盤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煙的人當然還有，但絕不會有人亂彈煙灰、亂扔煙頭，在街邊吸煙都會帶上一個便攜式的煙灰缸（我就特意從日本買回來兩個便攜式煙灰缸）。
在公共場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帶著垃圾袋，狗一拉屎，馬上小心翼翼地掃起來裝到垃圾袋帶走，再用紙巾把地麵擦幹淨。
我認為人類的文明和垃圾的處理緊密相關。垃圾的處理可分為四個文明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隨地吐痰階段”，既然隨地吐痰就會隨地甩垃圾；
第二個階段是“集中堆放階段”，北京現在處於這個階段，垃圾開始集中堆放，不亂丟；
第三個階段是“分類處理階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類：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
第四個階段是“精細管理階段”，就不止是三類分放了。比如，通常人們會在可樂喝完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會把可樂瓶上的商標紙撕掉，丟進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裝瓶罐的垃圾桶內（因為瓶罐回收後也需要工人把商標紙撕掉）。
同樣，家裏用完了的醬油瓶，日本人往往會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裏，因為回收後也需要清洗的。摩絲類產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進垃圾桶之前，會先給瓶身紮一個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隱患。
順便提及，日本東京有若幹大型垃圾處理廠，當然有很高的煙囪，隻是煙囪並不冒煙，而且垃圾廠附近必有一個體育場。垃圾焚燒的餘熱可以供體育場的遊泳池保持水溫，還可以讓大家健身的時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關係、人和環境的關係。
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
日本人出門都喜歡帶一把傘，而且是長柄的傘（很多出門的人，旅行箱旁邊也插一把長柄傘）。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有一個機器，裏麵是塑料袋，把傘往裏麵一插，套一個袋子再拉出來，提著雨傘進屋內就不會有水滴出來。我們在日本那麽多天，隻有一天是晴天，但從未感到哪兒濕漉漉的。連公交車上也都有一個放置雨傘的桶。到一些名勝參觀，進室內，得把雨傘和鞋子放在門外，等回來再取；如果不從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將鞋裝著，提在手上，出口處必定會有一個箱子，用來收集裝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禮，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覺得，這種東西不隻在表麵，是從內心深處對社會的一種認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層也總是低著頭走路，微閉著眼睛，自我收縮，甘為渺小。這事實上是一種境界：把別人看得比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們去參觀了兩所大學，和中國的大學很不一樣，沒有圍牆，也沒有氣派的門樓，不起眼的大門上隻有很小的一塊牌子，非常普通。就連豐田那麽大的公司，總部大樓也並不奢華，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塊，很低調，不那麽囂張。
一位在中國、美國、日本三地的大學都工作過很多年的中國教授曾跟我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
雖然我們不喜歡聽，但是我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