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政府該花多少錢為人民服務

來源：http://www.blogchina.com/20080827594685.html

　　我們經常在講為人民服務，但是服務是有成本的。最大的為人民服務的機構，就是政府。人民需要政府的服務，所以願意交稅，用以購買政府的服務。這裏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人民願意花多少錢來買這個服務？大家需要吃飯穿衣，這些是購買私人用品，不需要研究，每個家庭會作出決策，會盡可能合理地分配他們的收入，用於衣食住行以及旅遊、教育等等。但是應該花多少錢用於公共服務，或者說合理的稅賦應該是多少還很少有人去研究。稅收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從九十年代初的不到10%增加到現在將近20%,也就是說全國人民所創造的財富中有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服務方麵。以後應該是多少為宜，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研究的人很少，不是因為不重要，而是因為研究的困難，既有技術上的困難，也有政治環境上的困難。天則經濟研究所在研究的技術方麵作出了某種突破。

　　我們從一個很具體的問題開始討論。假設有一條馬路需要安裝路燈，這路燈該不該裝，從經濟學來判斷，取決於所花的成本和所得的效益的比較。如果成本太高，或者效益不大，就不值得裝。成本比較容易計算，隻要把要用的人工、材料等等的價錢計算出來就行了。難是難在效益如何測量。經濟學家提出的辦法是把這公共用品當作私人用品看待，了解各家各戶對這路燈所提供的服務願意出多少錢。可以預料，各家各戶對道路所提供的服務的評價是很不相同的。有的人家晚上根本沒有人進出，也沒有客人來訪，他們的效益評價是零。有的人家有人要上夜班，很需要路燈的服務，他們的評價就高一些，更有的人家晚上有女職工出入，他們對路燈的評價就更高，願意出更多的錢修路燈。更何況各家的收入不同，收入高的人家願意多花錢買公共服務，而收入低的人家由於經濟緊張，想多出錢也不可能。所以各家各戶願意出的錢數是很不同，又很難得知的。這就是公共服務的一個難題。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沒有用上述的經濟學方法來決定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的。路燈的問題一般是由居委會和地方政府協商決定。對於全國的公共服務問題一般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國會議員在議會上討論，決定稅收的增減。這樣的結果顯然過分粗糙。

　　能不能通過調查研究準確確定公共服務的合適水平呢？比如對每一個家庭做詢問，你按照你們家的情況，願意為路燈花多少錢？如果每個家庭都能說實話，這個辦法應該是行得通的。然而問題就在家庭未必能說實話。如果隻是調查一下，並不要求按照所報的數字出資，他們一定會朝多裏說。多一個路燈總比沒有好。大家報的數越多，路燈越有可能安裝起來，反正是別人出錢。但是如果每個家庭要按照所報的數字出資，他們又會朝少裏說，這樣自己可以少出點錢，讓別人多出點，搭別人的便車。結果很可能本來應該能安置的路燈因為大家報的數少了而建不成。所以用調查的辦法有不說實話的問題。

　　北京東城區裝備了一套城市管理的數字化係統，將城市管理中涉及到的事項全部列入計算機係統。管理中心能夠隨時了解到本區內的狀況,比如路燈亮不亮，馬路上的井蓋有沒有丟失，交通信號燈工作是否正常，有沒有亂貼小廣告，有沒有亂扔垃圾，小商小販是否占用了馬路擺攤等等。東城區內每時每刻都有人員在巡邏，發現情況立刻通過手機向管理中心報告。中心接到報告後立刻指派相關部門趕赴現場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反饋給中心，這套係統投入巨大，但是效果也是明顯的。現在的問題是居民是否願意出資建設這樣一套係統。或者說政府投入的錢是比老百姓享受這些服務所願意出的錢多還是少。天則所通過大量問卷和訪問，經過分析計算，得出回答，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增量超過了政府的投入。而且得出數字結果。

　　這些數字包括：由於東城區的數字化管理為本區55萬居民以及大量外來從業人員和旅遊者帶來的新增福利每年至少為1.6億元。而原來的城市管理體製每年有約一億元的福利虧損。而且由於數字化管理提高了生活質量，每年還有1.6億元的土地收益增量(因為環境改善而導致的房地產升值)。本成果是可以推廣的。如果全國660個城市都采用管理新模式，每年可以帶來1460億元的總成本節約，和575億元的福利增量，並且創造46萬個就業機會。

　　我們國家正在向建設和諧社會而努力，其中一個重要方麵就是提高公共服務的水平，建立友好型的生活、生產、學習和居住環境。究竟要達到一個什麽水平算合理，跟當地人民的人口密度、收入水平、原有基礎等等有關。天則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給出正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