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以弱國心態追逐強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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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中國國內的朋友，免不了要對中國當下的時局胡言亂語一番。有趣的是，無論是好聽的還是不好聽的話，對方基本上都不以為然。就比如，當批評某些不好的現象時，對方聽著聽著麵子就掛不住了，忍不住要責備你“脫離中國國情太久”；可是，若你對中國政府的某些做法表示讚賞時，對方也要潑一盆冷水：“你長期置身海外，感受不到我們內心的鬱悶。”

　　還有一類朋友，其實是不相識的網友，則是另外一種情形，而且也不那麽可愛了。比如，隻要看到某篇文章中有幾句不太順耳的話，例如批評有些中國民眾不懂得如何愛國雲雲，他們就立即火冒三丈，呼啦啦千言萬語，宗旨就是咬定“此文作者別有用心”。

國民心態沒有梳理平順

　　在中國的政治語言裏，“別有用心”的使用率很高，甚至高得驚人。雖然有時候是有道理的，比如西方社會確實有人總想找機會妖魔化中國，但是，在其他時候，這種嚴厲的指控其實是無根無據。因此，當有些人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別有用心”時，受到傷害或者感到失望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對中國抱持善意的人群。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大的遺憾之一就在這裏。凡是能夠看到和摸得著的地方，大致上都在持續地發展和進步，唯獨國民心態至今沒有梳理平順。這裏麵既有國民本身的原因，更有政治、社會和教育體製上的原因。以政治說教代替公民教育，以思想灌輸代替信息傳播，這樣幾十年如一日，最後使國民性格中攙雜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虛無縹緲的政治立場成為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

　　在心理狀態總是受到政治高壓的情況下，人們當然就很難正確地認識中國自身的現狀，也不大可能全麵和客觀地認識外部世界。由於敵我意識超強，很多人在聽到不同的意見時，第一個本能的反應就是揣測和追究對方的政治動機。久而久之，常識、常理和理性思維就不再重要，一切是非對錯都由政治情緒來決定。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經過了反反複複的政治動蕩，不重視、不提倡理性思維的傾向日趨嚴重，最終便形成了集體共有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所謂的“弱國心態”。弱國心態曾經使落後的中國越發落後，使沒有開啟的民智越發愚鈍，使自身文化中的創造欲望被掐死在萌芽之初。隻是很不應該的是，在國運昌隆、經濟蒸蒸日上的今天，這樣的思維習慣在某些關鍵的時刻似乎總能振振有辭，甚至占據主導地位。

是執政者思維的延伸

　　以弱國心態與外部世界搞這樣或那樣的接軌，很多事情都會走樣和變形，最終也就談不上真正的接軌。為什麽當中國的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越來越接近的時候，國民素質的差距反而越來越明顯？很多人都強調說，提高國民素質需要很長的過程，說得有道理。但接下來還要問一下：提高國民素質的進程是否已經全麵啟動？

　　看看一成不變的社會管理模式和公民教育模式，特別是被各級衙門攥得緊緊的媒體輿論環境，人們就可略知一二。不隻是普通民眾沒有自由表達的空間，為此感到彷徨和苦悶，而且知識精英和身居高位者大概更感壓抑和窒息。上個月在中國遇到一位級別相當高的政界人士，沒想到比憤青們還要憤青，談及媒體開放，口中竟然冒出“天天活在恐懼之中”的“反動言論”。

　　弱國心態既來自於外力的壓迫，也來自於內力的壓製。在這兩股力量的扭曲下，近代以來的無數良民都因為感到絕望，而最終走向極端和偏狹。當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Martin）興致勃勃地前往中國，試圖為清王朝的教育體製注入現代文明的活力，並通過普及科學知識使中國民眾“接近上帝”。可是，他在廣州登陸時，迎接他的卻是一大幫不明真相的民眾，嘴裏喊著“番鬼，番鬼！殺頭，殺頭！”

　　民眾的集體心態，正是執政者思維的延伸和反映。1863年，丁韙良費盡心思將《萬國公法》譯成中文，使清廷在與西方列強談判中，終於第一次憑借國際法作為談判的依據。可是在最初，當中文譯本呈送到總理衙門時，朝廷以“別有用心”論視之，懷疑丁韙良是要炫耀洋人“竟然也有法律”。

洋務運動的曆史教訓

　　當代中國的國民心態繼續被扭曲，同樣也有內外雙重原因，但與過去相比，內力的作用似乎更加明顯。回顧洋務運動的艱難過程和失敗的結局，再看看當今中國依然揮之不去的“別有用心”論，人們也許就能體會到，雖然中國社會的形態經曆了多次重大變革，但執政體製中的愚民化思維並沒有多大改變。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經驗和教訓值得大書特書。但是，若要尋找更寬廣的強國之路，那就應該把曆史作為一麵鏡子，並且從現實和曆史的比較中，有膽識、有遠見地決定中國未來之路。

　　事實上，以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所處的現狀，洋務運動的成敗得失尤其值得研究和思考。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現在所追求的目標就是洋務運動所追求的目標，而且更因為現代化進程再次來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當年導致洋務運動前功盡棄的體製障礙，再次對當代中國持續發展的目標構成了困擾。

·作者是《聯合早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