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成人（十二）

三、過失

很久前的下午，驟雨初歇。我站在九大隊的家門口，不久前的一場颶風吹倒了根基淺薄的紫穗槐。那種樹在春天開著像牙齒一樣的白色花朵，招得蜂蝶飛舞。勞改們三人一組專心地把那些傾斜的樹木扶正、培土，他們在培好的泥土上蹦蹦跳跳，走著看似歡快的步子，像幼兒園裏孩子們盲目而歡快的舞蹈。有的人脫下褲子，在新培的泥土上撒尿，他們用快樂的抖動來記念這件有意義的事。

楊世光站在車邊，正準備送一個刑滿釋放的犯人，沒有獲得自由的犯人們拿出羨慕的目光，那些人用粗俗的語言為他祝福。我聽到楊世光用濃重的山東口音說：

“出去後老老實實做人。希望我以後不再看到你。”

我聽到楊世光的話裏有些反諷的味道，在我的印象裏，勞改們比任何一個自由人都老實許多。真正不老實的卻是那些農場管教和他們的孩子們。所以這句話如果由勞改對著管教或管教的孩子們說才會顯得真實可信，但勞改們從來不會這麽說。

在一個飄著細雨的日子，青山中學初二教室裏，政治教員趙娟站在課桌前，義正嚴詞地對我們說：“你們這些農場子弟，每個人的所幹的壞事都夠判十年徒刑。”

在此一分鍾前，她正在黑板上寫字，她想在那天下午告訴我們什麽叫剩餘價值。趙娟老師的板書顯然比她的長相好看許多，這樣的結果是，上課時，她總是不停地在黑板上寫字。她很快就發現自己成了農場孩子們練彈弓的靶子。那天下午，她被兩隻彈丸同時擊中，後腦勺腫起兩隻紫色大包，藏在頭發裏象兩隻閉著的眼睛。

吃了虧的趙娟老師寫字時警覺地歪著頭，看上去像正在經過主席台的士兵行注目禮，有一種威儀的氣質。但這樣寫出來的字卻失去了娟秀之風，趙娟老師要麽放棄漂亮的板書，要麽忍受彈弓的襲擊，這是兩難的選擇。終於有一天，她弄了頂安全帽戴在頭上，不但能承受彈子的打擊，還顯得英姿颯爽。

戴上安全帽的趙娟讓我們羨慕不已，那段時間戴安全帽上學成為時尚，這樣學校看上去更象一個建築工地。於是有人建議把貼在牆上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標語改成“安全生產，人人有責”。這個建議讓我們歡呼雀躍。當他們把洋洋灑灑的意見書交給校長時，這個戴眼鏡嚴肅得令人敬畏的校長還沒有失去理智，他用兩個字澆滅了人們的熱情：

“荒謬。”

那一年，高三學生填寫誌願的時候，很多人都把報考建工學院作為首選。於其說是對建築的摯愛，不如說是對安全帽的向往。

就在我們對安全帽趨之若鶩的同時，農場發生了一件大事。

那是星期天的晚上，天上有溶溶月色，空氣中彌漫著紫穗槐沁人心脾的香氣。農場的知青們成雙成對地在大堤上散步，孩子們在河灘上分成幾組，玩一種百玩不厭的戰爭遊戲，女孩子聚在操場跳房子。勞改們看完新聞聯播後，在規定的區域內自由活動，有些人寫家信，更多人聚在一起談論女人。

春天的傍晚無比美好。我投入到有趣的戰爭遊戲之中，挨了幾塊泥土，灰頭土臉地跑回家，這時我看到九大隊教導員楊世光坐在桌子前哼著小曲，手裏擺著他的54手槍。他不停地拉動槍栓，發出清脆而誘人的聲音。在我印象裏，槍一直放在櫃子裏，從來就沒有動過。看到我無比羨慕的樣子，楊世光拍拍我的腦袋，拿了塊油布讓我給他擦槍。我撫摸著冰冷的鐵器，無比激動。看到我貪婪的目光蛇一樣纏在槍上，楊世光輕率地許諾，“兒子，執行這次任務後，帶你去練幾槍，讓你過過槍癮。”

“什麽任務。”我好奇地問。

“小孩子別問，擦好槍睡你的覺。”楊世光一臉嚴肅。

那天夜裏，我帶著對打槍的無比向往進入夢鄉。在我做著打槍的美夢同時，農場的許多知青正在經曆一場噩夢。

謎在第二天清晨揭開。原來那天夜晚，全省統一行動，對前期摸排出有劣跡的人實施抓捕。許多知青剛剛散步回家，他們在泡腳、上廁所、刷牙的時候被抓。開始抓捕還經過正常的手續，出示一張蓋了章的逮捕令，銬上全金屬手銬。後來，逮捕令和手銬用完了，公安和武警就地取材，簡單出示證件後，弄根鞋帶把被抓人雙手反綁，扣住兩隻姆指就帶走了。那次抓捕持續了三天之久。有劣跡和前科的人基本被一網打盡。

第二天早上，當我背著書包上學的時候，看到一車車疑犯帶到場部，他們被扔在解放汽車的後箱上，低著頭，背著手，像被燒紅的大蝦。押運的武警抬起腳，把他們陸續從車上揣下來，有些人落地時一聲不吭，有些人痛得齜牙咧嘴，更多人發出豬一般哼哼嘰嘰的聲音。這些聲音的陪襯下，那次抓捕尤為壯觀。

許多年之後，我在上海應聘時，腦海中忽然出現了那次抓捕。那一刻，我們這些參加應聘的者就像被綁在車上的勞改，任人宰割。那是一次極不公平的較量，所有被抓捕者聚在一起，經過簡單的分組，開始接受審訊。那是一次荒唐無比的審訊，每個人都分攤幾十個疑犯，疑犯們排著隊，背著手，象小學生一樣地遵守紀律。這和上海應聘也沒什麽不同。不同的是應聘者手裏都抱著看似重要、其實一文不值的資料。審訊者清清嗓子，開始決定命運的審訊。簡單的審訊因為無比可笑而在農場廣為流傳，舉例說明：
審訊者問：“受訊人姓名，籍貫？”

答曰：“胡衛旗，安徽人，家住勞改農場。”

“知道為什麽把你弄進來麽？”

“不知道陳叔。”胡衛旗認出審訊他的管教姓陳。

陳管教馬上拿出和藹可親的表情：“衛旗，我們都是農場的，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你做的那些事我們都清清楚楚，你現在說出來，叔叔看著你長大的，說出來就沒事了。”

受訊者哭喪著臉：“陳叔，我能有什麽事呐，不就去年沒錢買煙時，在街上問鄉下菜農要了幾包煙錢麽。”

拿到證據的家夥把臉一變，厲聲說道：“好，你這是搶劫罪，夠判幾年的。”

嚴打時量刑就這麽簡單。

那年，為了防止裙帶關係，各大隊都采取了交叉審訊的方式，但這種草率地決定命運的辦法難免百密一疏，就是說，還是有一些老實人被抓了進去。那幾天，農場到處過節般的吵吵嚷嚷，有一種令人愉快的熱鬧。許多經常見到的熟悉麵孔一夕之間就不見了。等再次看到時他們都推光了腦袋，擠在車上，手裏戴著閃閃發光的不鏽鋼銬子，由武警押到省城集合。

那是一個飄著細雨的清晨，數百名光頭擠在解放牌汽車後箱上，給人一種天亮得偏早的錯覺。押車的武警站在最後的車子裏，車上架著班用輕機槍，雨水落在槍管上發出幽藍色光芒。使清晨蒙上了令人壓抑的悲壯氣息。

孩子們恐懼地注視著這支奇形怪狀的隊伍，他們抱著大人的腿，從褲襠下伸出腦袋，左右搖晃。這些人最終將被流放到新疆石河子，聽說他們在那裏將得獲得有限有自由，他們在那片大漠深處的自由之地呼吸幹燥的風，看日升日落，數月園月缺。在那片人群裏，有一個叫孫小川的年輕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