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國：“民運”似患“中共病”——布魯塞爾“全球民主會”雜感

朱健國：“民運”似患“中共病”——布魯塞爾“全球民主會”雜感
(首發稿)


文章摘要: 為了儲安平悲劇不再現，謹發此烏鴉之聲，得罪一些“民運”人士。


作者 : 朱健國,


發表時間：8/1/2007

我算得一個認同各類民主自由追求的“共生主義”者，無論是自由主義民主和共和主義民主，積極自由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儒家自由主義還是天道自由主義，其中經過曆史檢驗的普世民主精神，都讓我心馳神往。因此，我雖從不參加什麽“民運”組織和活動，但多年來對流亡海外的一些“民運”組織和誌士仁人心存同情、敬意和期望，邊鼓敲得不少。不料，近日（2007年5月13日至16日）因一朋友推薦，到布魯塞爾觀摩了一次“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大會”，所見所聞所遇，竟預兆“民運”有患“中共病”之危險，令人疑惑海外一些“民運”“紅旗能打多久”？深深悲觀悲哀，不由得想直言幾句——中共須批判監督，“民運”又豈能離開批評審視？這世界，誰離開了監督都會昏庸腐敗。

茲有其時日記，摘抄幾許，可見一斑。

竊費先生“筆記本”者，第一嫌疑人是“魏派”
5月13日，星期日，陣雨。
8：30分起床。即到一樓早餐——中西結合的自助餐。這家位於布魯塞爾紅燈區旁的華人飯店，自稱四星級，房間管理遠低於大陸三星級，但早餐倒確實可口。據說，全城許多旅店皆不說原因地拒絕接待此次會議代表，唯有它和另一家酒店，雙雙“難得糊塗”地同意了，讓會議90多名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得以住宿。
早餐時遇費良勇先生和潘永忠先生，他們是總部在德國的“民主中國陣線”的主席和秘書長，為組織此次會議，已辛辛苦苦了半年。
昨晚剛入住時，聽說費先生自駕小車從科隆到布魯塞爾後，車在路邊稍停，幾分鍾後費返回時，發現車後窗玻璃被砸碎，“筆記本”電腦不翼而飛，一旁裝錢的皮包卻毫發無損，怪哉怪哉。當時懷疑是布魯塞爾的“新華社記者”行竊，通過盜其電腦而獲取會議資料和幹擾會議。這從比利時政府近日拒絕已到德國的達賴前來布魯塞爾參加一個西藏問題會，可以感覺到“富起來的中共”，在海外已“有錢能使鬼推磨”。

但此刻卻有人透露，竊費先生“筆記本”者，第一嫌疑人不是“新華社記者”，而可能是“魏京生派”——傳說有“民運之父”之譽的魏京生，對此次會議極為不滿。據N先生說，去年在柏林召開“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大會”時，魏京生應邀到會，但最後拂袖而去，不歡而散——魏認為費良勇等無資格組織此類會議，非由他這個“民運老大”執牛耳不可。魏在會上想以領袖規格發表最新指示，但遭遇“冷藏”，遂極為怨懟。此次為了挫折此會，已專程坐鎮德國，指揮弟子教訓會議。
如此奇聞，令人難以置信——以追求民主自由為己任的魏京生，竟然會比“新華社記者”更仇視民主會議？如如事實確鑿，可見沒有共生理念的民主，必異化為偽民主。無論是中共還是“民運”，皆不能忽視這一曆史規律。
下午一個親聞，使我確信有些民運誌士，也如中共一樣酷愛論資排輩，大搞等級製。
14：30分，與同房K先生聊天：當今海外民運誌士中，是否有領袖人物候選人？剛出獄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楊建利是否可能？
忽然隔壁的L先生不請自來，加入我們的聊天。傳聞L先生近30年 來，屢因要求民主而被擲入北京精神病院，前年移民到德國定居，專攻中國人權問題。L先生見我與K先生口無遮攔地評說民運現象，大為不滿地詰問我：為什麽民運朋友都不知道你？你進過大獄？沒坐過牢，有什麽資格誇誇其談？幹民運是要講資曆的，誰坐牢早，坐得久，誰才有領導民運的資格。
以此論調類推，魏京生不滿費良勇，確有可能。而且，還有去年“柏林會議文集”作證，集中沒有收錄魏京生“最新指示”，僅有很邊緣的一張小寸照。

民運不知要出多少“袁崇煥”

5月14日，星期一，陰。
8：30分，全體會議代表乘雙層大巴車到達位於布魯塞爾法律大街200號的歐盟總部會議廳—— 一個可容300來人，可同步翻譯18種語言，每座皆有耳機話筒的高級會議室。此時才知，與會者約有三分之一的老外，大多是各國議員、政治家，最高級別有副議長。
此會稱“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大會”，倒非虛張聲勢。
進入會場的安檢如同香港機場一般認真。9時開會。主席台一次坐十來人，理論上每人限時8分鍾，但沒有嚴格執行。午飯是麵包咖啡便餐，一直開到18時。今天發言者以洋人為主，多表達了各國政府對中國人權滑坡的憂慮和關注。

5月15日，星期二，陰。
今天會場在布魯塞爾市政府新聞中心，座位上隻有翻譯耳機，沒有話筒。9時開會，主席台一次坐五人。今天多是華人發言，會議正式議程上本沒有安排我發言，但11時進入“新聞自由”專題時，主持者突然讓我上台，作為“老五”發言，胡說了十來分鍾“共生論”，居然有不少人感到新鮮而鼓掌。這也許因為此次會議邀請大陸人十來個，但隻有我一人最終成行，許多人在“自律”或“他律”下，悄然拒會。
此時才知，參會華人主體，是海外九個民運組織，主要來自德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也有一兩個被拒絕入會的民運組織，自己派出代表堅決來參會了，這使得會議氛圍時有火藥味。
有新消息說，“魏派”確實已專程到德國，指揮弟子幹擾會議。
不知為什麽，會場上下彌漫著一種互疑為“匪諜”的陰影。來自香港的H先生說，會議中起碼有20%的人是“匪諜”，據他觀察，連香港《開放》雜誌主編也是“匪諜”，大陸“筆會”幾個知名領導人，也大有“匪諜”嫌疑；甚至有人說，此次會議的主持者、骨幹人物和大陸某知名教授的夫人，也是被“匪諜”收買了，可疑之處多多。還有人用懷疑的眼光問我：大陸誰都來不了，你來了，有什麽背景？你又是照相、攝像，又是錄音，想做什麽？這真叫人心入冰窯——克服千難萬險，萬裏來赴一個隻會給自己帶來重重麻煩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會議，結果卻是這般冷飲眼猜忌。如此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民運”豈不要走向“東廠西廠”？
這叫人一下子明白了，當年毛澤東為何會大殺AB團，王實昧何以投奔延安而死於延安肅反擴大化——如果此時海外“民運”已有一個根據地執政，也可能照樣會大殺“AB團”，大殺王實昧，猛烈開展“搶救運動”的。
如若中共乘勢來點反間計或“蔣幹過江”之類，“民運”不知要出多少“袁崇煥”！
中共在海外有不少“匪諜”，這是無疑的，必須正視而且有針對性的防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此風聲鶴唳，“懷疑一切”，“防諜擴大化”，人人自危，自相殘殺，則“民運”必倒於“匪諜恐懼症”。
可悲，今日“民運”，正在重走中共昔日的“肅反路”！

借“民運”的旗幟做生意發財

5月16日，星期三，多雲。
今天是會議最後一天，會場在布魯塞爾市政府新聞中心。上午會議主體結束。下午是九個“民運”組織的代表討論“民運”問題。我非“民運人士”，本想下午與國標夫婦到布魯塞爾景點逛蕩，不料會議主持者竟然懇請我旁聽。也許我昨天發言中談到的“共生主義”對“民運”更新觀念有參考價值？
結果到會的最大收獲是旁觀了“民運”內部的“路線鬥爭”。原來有些“民運”組織現在正大踏步“民運公司化”—— 一方麵借“民運”的旗幟做生意發財，通過幫助想永久留在西方先進國家的華人辦理“政治避難手續”來賺錢（申請美國政治避難一人要交納7000美元）；一方麵通過策劃“民運活動項目”牟取社會讚助、慈善捐款，有人揭露，某“民運”組織以“援助大陸自由思想者”為名年可得300萬元美元，卻每年將290萬元用於自己“發工資和開支”。“民運”中領袖權競爭得你死我活，與“民運”背後的經濟利益大有關係。對此，“理想派”、“批判派”和“讚同派”在會上麵紅耳赤，劍拔弩張。
如此清晰的是非問題，居然爭論不決，可見中共的腐敗早已傳給了自己的對手。批判中共腐敗的“民運”，卻不幸早已染上中共腐敗病，這是中共的陰謀還是國粹基因遺傳？

一個多麽殘酷的現實悲劇與古老笑話！
“將腐敗傳給對手”，就像一些艾滋病人故意將病菌傳給仇人一樣，這可能是中共是最新的“顏色革命”戰略。
“民運”已患“中共病”。同病相反（而非同病共治），這是中國幾千年不能真正進步的根本症結。
儲安平雖然在1947年就發現了大搞民運的中共有黨天下有病態，確認“中共倡導的也是‘黨主’，肯定不是‘民主’”（1957年明確為“共產黨，黨天下”），並預言：“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但儲安平卻沒有堅持更有力地揭露中共這一偽民主病灶，心存中共可能自然改正的幻想，到得中共秦皇夢實現，1957年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時，儲安平再想製止“黨天下”，隻有享受“右派”的折磨，最終在文革中悄無聲息地從人間蒸發了！
“民運”若不熟讀中共黨史，資治通鑒，必然重蹈覆轍。
為了儲安平悲劇不再現，謹發此烏鴉之聲，得罪一些“民運”人士。
但願有人能記得“忠言逆耳”，“良藥苦口”。
2007年 6 月 5 日初稿，7月29日定稿於深圳早叫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