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什麽
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曆史教訓
在分析蘇聯劇變根本原因時，引鄧小平同誌1992年著名的南方講話，即“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無疑是個重要的科學結論，我們黨 應該遵循這一教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高執政能力。但要指出的是，從整個“解說詞”來看，其作者並沒有從製度層麵去分析小平同誌上述論斷，而是把蘇聯劇 變的根本原因主要歸咎於赫魯曉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這兩個社會主義“叛徒”。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與得出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變遷的原因應該從社會經濟與政治製度中去尋找。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亦應從製度中去找，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些領 袖人物的行為。早在1980年，小平同誌在總結社會主義曆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就指出，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 期性”。“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製度的 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誌還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 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 的。“接著小平同誌講，這並”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要看到製度問題具有根本性意義。我們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 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第四部分，專門論述了加強製度建設問題，明確指出∫製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第二，黨的問題本身就是政治製度中的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把蘇共的問題放到斯大林--蘇聯體製模式中去考察。蘇共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既是在高度集權的體製條件下產生的，產生後又有這種體 製保證種種嚴重弊端的長期存在並發展。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在20世紀20、30年代特定曆史條件下逐步形成的，後來不斷鞏固與發展，二戰後還推行到東歐等國家。在相當一個曆史時期， 蘇聯利用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製，保證了經濟高速發展，戰勝了法西斯德國，但高度集權的體製模式，隨著曆史的發展，它的弊端也在發展，矛盾越來越突出。越 來越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模式在政治體製方麵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個人集權，在覺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時期，蘇共成為個人集權的政 黨，蘇共在領導製度上長期實行家長，一言堂，個人淩駕於黨組織之上，黨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列寧創造的各種黨內民主製度被破壞殆盡。（2）嚴重破壞法製， 濫殺無辜。斯大林往往用殘酷的手段，清洗與消滅任何一個政治反對派，實行個人專跛。（3）黨包攬一切，蘇維埃製皮實際上成為有名無實的形式。（4）聯盟製 國家實際上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單一製國家。（5）長期忽視黨的建設，長期陷入教條主義泥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6）在對外改策與國際共運中推行大國主義 與大黨主義。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經濟體製方麵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無法從根本土解決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其次，實行 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製，使國家、企業與勞動者三者利益難以結合，從而製約了企業與生產者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第三，管理權限的高度集中化與管理方式的高度 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必然排斥市場的作用，缺乏競爭，從而長期使產品質量不能提高，改變不了嚴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嚴重的資源、 人才與時間浪費，而伴隨浪費而來的則是低效率的經濟。
“解說詞”說，斯大林執政的30年，“這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曆史進程中一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時期。”這個說法是值得研究的。從政治上講，這30 年斯大林沒有停止過大清洗、大鎮壓運動，製造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從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麵。從經濟上說，斯大林時期人民生活依然很貧困（左鳳榮等的文 章已有一些分析）。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馬、綿羊的頭數仍未達到集體化前的水平，糧食產量甚至還低於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為蘇聯最高領導 人，隻有1928年到西伯利亞農村去過，目的是推行以強迫的手段征收農民存糧，在後來的長達20年再也沒有去過農村。由於超高速的工業化、長期片麵發展重 工業，使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嚴重製約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蘇聯在政治與經濟體製方麵的弊端，帶有製度性與根本性的特點。而蘇聯長期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隻是進行一些修補；這使斯大林上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去了 動力機製，最後走進死胡同。正如普京總統講的：“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 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麽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裏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所以小平同誌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之後，還 要從根本土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 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
“解說詞”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令人深思的問題∫一個有著將近2000萬黨員的大覺，就這樣在執政74年之後丟掉了執政地位，整個黨也隨之潰散。迄今為 止，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地方的曆史檔案中，人們都沒有發現在敵對勢力取締共產黨時遇到來自黨的各級組織進行抵抗的記載，沒有發現共產黨員們有組織地集合起來 為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或州委而舉行任何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記載，也沒有發現人民群眾為支持、聲援蘇共而采取任何有組織的記載。“這是為什麽呢？簡單地說， 那就是因為廣大黨員與人民對蘇共以及由其領導的社會主義製度已出現了信任危機。可以說，人民拋棄了斯犬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與不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思 想與人民利益代表的蘇共。
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曆史教訓
在分析蘇聯劇變根本原因時，引鄧小平同誌1992年著名的南方講話，即“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無疑是個重要的科學結論，我們黨 應該遵循這一教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高執政能力。但要指出的是，從整個“解說詞”來看，其作者並沒有從製度層麵去分析小平同誌上述論斷，而是把蘇聯劇 變的根本原因主要歸咎於赫魯曉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這兩個社會主義“叛徒”。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與得出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變遷的原因應該從社會經濟與政治製度中去尋找。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亦應從製度中去找，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某些領 袖人物的行為。早在1980年，小平同誌在總結社會主義曆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就指出，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 期性”。“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製度的 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誌還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 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 的。“接著小平同誌講，這並”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要看到製度問題具有根本性意義。我們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 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第四部分，專門論述了加強製度建設問題，明確指出∫製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第二，黨的問題本身就是政治製度中的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把蘇共的問題放到斯大林--蘇聯體製模式中去考察。蘇共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既是在高度集權的體製條件下產生的，產生後又有這種體 製保證種種嚴重弊端的長期存在並發展。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在20世紀20、30年代特定曆史條件下逐步形成的，後來不斷鞏固與發展，二戰後還推行到東歐等國家。在相當一個曆史時期， 蘇聯利用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製，保證了經濟高速發展，戰勝了法西斯德國，但高度集權的體製模式，隨著曆史的發展，它的弊端也在發展，矛盾越來越突出。越 來越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模式在政治體製方麵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個人集權，在覺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時期，蘇共成為個人集權的政 黨，蘇共在領導製度上長期實行家長，一言堂，個人淩駕於黨組織之上，黨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列寧創造的各種黨內民主製度被破壞殆盡。（2）嚴重破壞法製， 濫殺無辜。斯大林往往用殘酷的手段，清洗與消滅任何一個政治反對派，實行個人專跛。（3）黨包攬一切，蘇維埃製皮實際上成為有名無實的形式。（4）聯盟製 國家實際上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單一製國家。（5）長期忽視黨的建設，長期陷入教條主義泥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6）在對外改策與國際共運中推行大國主義 與大黨主義。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經濟體製方麵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無法從根本土解決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其次，實行 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製，使國家、企業與勞動者三者利益難以結合，從而製約了企業與生產者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第三，管理權限的高度集中化與管理方式的高度 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發展經濟！必然排斥市場的作用，缺乏競爭，從而長期使產品質量不能提高，改變不了嚴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嚴重的資源、 人才與時間浪費，而伴隨浪費而來的則是低效率的經濟。
“解說詞”說，斯大林執政的30年，“這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曆史進程中一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時期。”這個說法是值得研究的。從政治上講，這30 年斯大林沒有停止過大清洗、大鎮壓運動，製造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從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麵。從經濟上說，斯大林時期人民生活依然很貧困（左鳳榮等的文 章已有一些分析）。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馬、綿羊的頭數仍未達到集體化前的水平，糧食產量甚至還低於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為蘇聯最高領導 人，隻有1928年到西伯利亞農村去過，目的是推行以強迫的手段征收農民存糧，在後來的長達20年再也沒有去過農村。由於超高速的工業化、長期片麵發展重 工業，使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嚴重製約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蘇聯在政治與經濟體製方麵的弊端，帶有製度性與根本性的特點。而蘇聯長期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隻是進行一些修補；這使斯大林上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去了 動力機製，最後走進死胡同。正如普京總統講的：“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 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麽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裏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所以小平同誌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之後，還 要從根本土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 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
“解說詞”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令人深思的問題∫一個有著將近2000萬黨員的大覺，就這樣在執政74年之後丟掉了執政地位，整個黨也隨之潰散。迄今為 止，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地方的曆史檔案中，人們都沒有發現在敵對勢力取締共產黨時遇到來自黨的各級組織進行抵抗的記載，沒有發現共產黨員們有組織地集合起來 為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或州委而舉行任何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記載，也沒有發現人民群眾為支持、聲援蘇共而采取任何有組織的記載。“這是為什麽呢？簡單地說， 那就是因為廣大黨員與人民對蘇共以及由其領導的社會主義製度已出現了信任危機。可以說，人民拋棄了斯犬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與不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思 想與人民利益代表的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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