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應加強政治領導權

中國共產黨應加強政治領導權


中共是一個特殊的政黨，不僅要執政，而且要領導。從學理來說，執政指的是基於硬力量之上的統治權，而領導權則指的是基於軟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識形態力量，黨要領導國家各方麵的發展。
　　一個強大的政黨應當是強統治權和強領導權，並且領導權應當強於統治權。有了強領導權，基於硬力量之上的統治權就會退居次要地位。

　　中國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區分，指的就是統治權和領導權不同管治方式。

　　筆者曾論述中共強統治權、弱領導權的現實情況（見5月8日本欄）。如何在維持強大的統治權的前提下，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權則是中共自身建設的一個重大任務和挑戰。因為組織和意識形態是中共兩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包括這兩個方麵。

　　意識形態或者廣義的文化建設當屬於軟力量領域。組織盡管傾向於屬於硬力量範疇，但如何來組織黨本身則又是屬於軟力量範疇。

　　如何通過政治改革來強化黨的領導權，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筆者這裏主要想討論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如何創新黨的理論，二是如何在組織人事方麵強調政治家的培養和錄用。

黨理論家不應局限眼前利益

　　作為唯一的執政黨，要達到可持續執政的目標，黨的理論或者意識形態建設的政治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多年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處於衰落狀態。

　　傳統意識形態盡管從書麵上還有效，但並沒有根據時代的需要而得到創新，很難解釋新的社會經濟情況，更難來解決新出現的問題。而新的意識形態的出現並沒有現實性。這樣，就出現諸多負麵的結果。

沒有意識形態引導黨政官員，後者就缺少有效的製約。執政黨一直在強調法治建設，這些年來對黨政官員使用法律法規管治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強，尤其表現在反腐敗方麵。但是法律更多的是用來追究結果，即腐敗行為，並不能真正引導黨政官員走正確的路。
　　況且法治建設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即使法治建設好了，意識形態或者傳統意義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黨的道德意識是極其重要的因素。

　　亞洲國家經常強調高薪養廉，但這些國家的官員在低薪狀態下，也能做到清廉。

　　黨的理論建設不足也使得黨缺乏引導國家和人民的話語。執政黨似乎忙於日常事務的管理，並不能告訴人民和國際社會國家的發展方向。

　　經過那麽多年的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終於得到確立，但是政治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意識形態。這樣，黨政幹部沒有方向，人民沒有方向，國際社會更是對中國發展的“不確定性”表現出很大的擔憂。

　　黨的理論貧乏也經常使得黨缺乏軟力量來處理和民眾的關係。處理和民眾的關係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軟力量。但是隻有軟力量才能使民眾自覺服從黨及其政府的管治。

　　軟力量不足，黨政官員在處理與民眾的關係時，硬力量就顯現出來，這樣就使得黨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經常會處於一個緊張狀態。

　　黨的理論在革命時代最充分。當時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對黨的理論作了方方麵麵的探討。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農民的有機知識分子。這個條件使得他們的黨的理論在黨員幹部和民眾中間享有巨大的影響力。

　　從很多方麵來說，中共是通過領導力量取得統治權的。毛澤東之後，鄧小平主要是個實幹家，其理論論述並不多。但是鄧小平一代仍具有基於革命經驗之上的領導力量。

　　在鄧小平之後，黨的主要領導人也努力在黨的理論方麵有所創新和發展。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胡錦濤領導層現在又提出了“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等理念。這些努力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黨的理論不足的情況。

但應當認識到的是依靠領導人個人來發展黨的理論的時代已經過去。像毛澤東這樣的既是黨的領袖又是黨的理論家的人物很難再出現。
　　黨所麵臨的社會經濟環境甚至黨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黨的理論遠遠落後於現實的需要。執政黨需要培養理論家，為黨的長遠利益著想的理論家。

　　但是黨的理論並非必然要出自於黨的特定領導人或者領導群體。黨的領導人本身和服務於領導人或者領導層的理論家應當有理論話語，但這些更多的是為了應付黨的日常事務。

　　黨的理論家不應當局限於黨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黨的長遠利益和可持續發展。沒有這樣一批黨的理論家，黨的領導權會弱化。即使在西方多黨製下，各黨都會有這樣一批從黨的長遠利益考量的理論家。誠然，這些理論家不必一定出自黨內，他們可以來自民間各個群體。

政治家能治國因來自民眾

　　在組織人事方麵，最為緊迫的任務莫過於培養和錄用政治家了。本欄上周已經討論到執政黨官僚化的問題。官僚化的最為負麵的結果就是使得執政黨缺乏政治家。

　　任何執政黨都是通過政治運作來管治國家的，既然黨政幹部成了官僚，政治運作就經常成為問題。很多年來，執政黨高層一直在強調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但是一旦領導幹部成了官僚，“講政治”就無從談起。一個國家既要官僚，也要政治家，兩者缺一不可。

　　政治家之所以能夠治國，是因為他們來自民眾，了解社會基層的需求，了解社會發展趨勢和大方向。執政黨因此一方麵要強化政治家的培養，要建設執政黨和民眾的有機聯係，用組織和製度來保障執政黨和民眾的關係。

　　執政黨也可以開放政治過程，錄用社會人才進入管理層，甚至領導層。政治家可以來自黨內和黨的外圍組織，也可來自民間，包括工人、農民、律師、民營企業家、教師和各種民間團體。

　　他們不是執政黨的一部分，但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實的社會精英。執政權應當向這些社會精英開放。如果這些人能夠得到錄用，他們就可以成為執政黨的財富。反之，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麵。

　在這方麵，中共已經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各部部長。這是個很好的開端，但要推動黨的重建，還遠遠不夠。如果執政黨強調的是領導權，那麽就應當開放給真正具有領導能力的人才，不論是本黨人才，還是社會人才。
　　中國的特殊情況是，黨是國家的創立者。因為社會經濟的快速轉型，國家管理體製正也處於一個轉型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黨本身也必須與時俱進，進行自身的轉型。隻有通過黨本身的轉型，才能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權，使得黨的領導權隨著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