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建國後黨史主線的一點認識——兼談如何看待曆史失誤
研究建國後黨的曆史，確定其主線是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條主線在各個曆史時期呈現的麵貌和表現的特點有所不同，但這條主線是一以貫之的。曆史主線是個綱，它的確定影響到我們對各個曆史時期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及曆史全貌的認識，從而直接關係到一部史書的麵貌和基調(比如對這段曆史的評價是基本肯定性的，還是基本否定性的等等)，同時也決定著全書的布局、章節的結構等等(主線一旦確定下來，全書各章就會與之相聯係，成為這條主線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確定建國後黨史的主線，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史的研究很重要。我對此提些個人意見僅供大家參考，說得不周全、不恰當的地方，請同誌們批評指正。
一、這條曆史主線是什麽
可否這樣表述：新中國成立55年的曆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曆史。鄧小平說過：“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①薄一波深刻領會了鄧小平講話的內涵，用六個字概括了這個意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始於毛，成於鄧”。這六個字很好地概括了55年的曆史主線，也很好地說明了第一、二、三代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是一脈相承的。
二、為什麽說這條曆史主線也涵蓋犯錯誤時期
對這一表述的最大疑問是：這條主線能否涵蓋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的時期?比如，是否包括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這10年?是否包括“文化大革命”這10年?我認為也包括。這主要從犯錯誤的原因是什麽來說明。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犯過許多錯誤，有些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歸納起來主要是三條：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階級鬥爭擴大化。經濟建設急於求成，主要指以脫離實際的高指標、浮誇風為特點的大躍進運動。始於1955年下半年的經濟冒進，經曆了反冒進、批評反冒進，最後發展為“大躍進”，持續到1958年10月。此後至1959年7月曾有9個多月的糾“左”。但由於錯誤批判彭德懷進而在全黨錯誤開展“反右傾”鬥爭，打斷了糾“左”進程，結果是從1959年8月持續“大躍進”到1960年冬。這幾年“大躍進”，破壞了國民經濟正常的比例關係和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國民經濟陷人了極困難的境地。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指不切實際地提高公有化程度。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總體成功的情況下，有些具體工作存在過急過快的缺點偏差，導致農業方麵高級社規模過大，工業方麵不適當地搞大廠、全能廠，商業方麵盲目追求大店，手工業方麵合並過快過急、形式過於簡單劃一，總之都是公有化程度過高造成與生產力不相適應。後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搞“一大二公”，“大”指規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經濟核算單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產隊以至社員的部分財產無償收歸公社所有，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刮共產風”，結果損害了社員利益，影響了生產積極性，破壞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階級鬥爭擴大化，主要指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1959年在全黨發動“反右傾”鬥爭，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從而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由此導致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四清”運動，把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麵問題都當作階級鬥爭或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從而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知識分子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最後發展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以這一理論為基礎，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這些錯誤，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但不能因此把這段曆史排除在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這條主線之外。因為這些錯誤都是在探索中發生的。發生失誤的原因很複雜，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麵來分析。
從客觀方麵講，我認為是時代、環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論及實踐的失誤。第一，實踐經驗不足。其實，在許多問題上，如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段、商品經濟等問題，毛澤東都有過很好的思想，但有的未實行，有的未貫徹到底，有的還有反複。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實踐經驗不夠。那是一個社會主義曆史還非常短，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才開始的時期。感性認識尚未充分，還不具備上升為成熟理性認識的條件。不成熟的理論常常是與不成熟的實踐聯係在一起的。所以，我黨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確認識，還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論體係，不易堅持，甚至會被自己否定。比如，在階段問題上(這跟所有製結構緊密相關)，毛澤東有過正確的判斷。起初，毛澤東曾設想建立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讓資本主義絕種”、“讓小生產絕種”。但在實踐的啟示下，他改變了這種想法。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談話時他提出，對於我國的自由市場，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開投資公司，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認為這可以實行相當長一個時期，懷疑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雖然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這個認識未深入展開也未付諸實踐，但畢竟已提出以公有製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設想。當“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損失的錯誤暴露後，毛澤東首先覺察並設法糾正，對被拔高的生產關係和相應的經濟政策做了適當調整，使經濟建設逐步走上正軌。糾錯中，毛澤東經深入思考提出我國正處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並說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要相當長時期。鄧小平後來說，所謂“初級階段”，就是毛澤東說的“不發達的階段”。但是，毛澤東這一正確認識，不但沒成為製定政策的依據，反而後來被放棄，導致了對所處階段的錯誤判斷。超越階段，成為許多錯誤發生的根源。而超越階段本身的根源，歸根到底是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不夠清楚。
與此相關，在商品經濟問題上，毛澤東也曾有突破性認識，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關於“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的觀點提出異議，比斯大林的認識有所前進。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的觀點，為後世的社會主義者所繼承，並在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加以實施。列寧就說：隻要仍然有交換，那談什麽社會主義是可笑的。盡管列寧為實踐所迫實行過新經濟政策(其實質是恢複商品經濟)，但他認為這是短暫時期的策略原則，是一種退卻，半年後就宣布退卻已到終點。後來斯大林有所前進，提出了“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概念，並在有限範圍內說明了社會主義製度下價值規律的意義和作用。但他把商品經濟僅限於消費資料，生產資料被排除在外，價值規律也隻在流通領域起調節作用，價值規律與計劃也是嚴格對立的。這種情況說明，毛澤東當時對已形成的傳統“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觀念提出異議，是很不簡單的。他的主要觀點是，反對完全否定商品經濟，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概念，認為中國商品生產還很落後，還要大發展，特別強調農村應當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多搞商品生產，多生產能交換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認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觀點，認為不僅消費資料而且部分生產資料也可作為商品。他還提出不能剝奪農民、反對平均主義、“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等正確思想。他還說過：看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正確的，可惜這一政策結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幹年可能會更好一些。當然，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當時曆史條件下，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製的樊籬。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可以說達到了曆史條件允許的高度，但也就止於曆史規定的限度。所以，這些正確思想非但沒能堅持也沒能很好地貫徹在實踐中，反而在以後有所反複(毛澤東晚年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的觀點，這就在斯大林的理論基礎上倒退了)，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確曾提出過這些有突破性的見解，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一定開創意義，對以後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第二，國際環境的影響。比如，經濟建設急於求成，一方麵與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以及脫離實際、驕傲自滿、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等有關；另一方麵，也與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壓力有很大關係。這種狀況在那個時代更突出。急於趕上，導致急於求成。又比如，毛澤東從正確認識社會矛盾滑向“以階級鬥爭為綱”，除了主觀認識上的失誤外，與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不無關係。如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他曾說，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分子，這下暴露出來了，這下教育了我們中國同誌。他從蘇共二十大、國際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總結說：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搞好，那麽多反革命分子沒肅清，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這就是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他階級鬥爭理論形成的影響。
第三，製度方麵的原因。鄧小平說過：“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因為過去一些製度不好，把他(指毛澤東——筆者注)推向了反麵。”②一些製度不健全，這也是一種時代、環境的客觀因素。我國封建曆史很長，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沒有完全肅清，加上種種其他原因，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製度化、法律化方麵存在一定缺陷，也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一定條件。這也是許多失誤發生且不能及時糾正的重要原因。
從主觀方麵講，主要是思想理論的失誤，對實踐造成直接或間接的消極影響。這方麵的錯誤主要是以不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我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和社會主義改革的巨大成功。在這方麵，我們有許多成功的經驗。特別是毛澤東，非常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並首先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建設。但為什麽還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呢?這就不能否認，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有不科學之處，最主要的是犯了教條主義錯誤，是不能與時俱進地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而產生的失誤。比如，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可以說與兩方麵的理論失誤有關。一個是把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中的“一定條件”加以泛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生產力、經濟基礎一般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但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時，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裏 說的“一定條件”，明確是指革命變革、生產關係變革時期。如果把這“一定條件”隨意泛化，就會出現失誤。大躍進運動中違背客觀規律過分強凋主觀能動作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脫離生產力水平，一度片麵追求“一大二公三純”，不能說與此毫無關係。另一個理論失誤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於“社會主義是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結論作了教條化的理解。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高度理論抽象方法，即把社會主義作為純粹、成熟形態研究概括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這種基本特征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係。我們長期以來隻記住了結論——要建立單一全民所有製，卻忽視了前提——必須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基礎，於是在生產力很落後的情況下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製，這就不能不對生產力發展造成消極影響。又比如，對“社會主義消滅商品”的理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的確說過，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的消除。他們是否說錯了?不是。這裏的關鍵是，他們說的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生產，是以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的，這就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所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③。既然“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必須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係，而當今沒有任何國家實現了這一條，當然就都不能消除商品經濟。所以，我們長期以來隻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結論而忽略了他們所說的前提，可以說是一種教條化的理解。與此相關，現在有人說，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突破，顯然是不對的。恰恰相反，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在沒有實現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國家裏，全都存在商品生產，恰恰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上述論點的正確。所以，不是馬克思、恩格斯錯了，而是我們以前對他們的觀點理解錯了。再比如，階級鬥爭擴大化，其錯誤是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誇大了、絕對化了，最後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的基本錯誤是，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還存在資產階級及全社會範圍內的階級對抗，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繼續革命”的最重要方式。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劃分階級，是以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由此而來的在一定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地位為依據的。這個理論並沒有錯。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階級鬥爭雖在一定範圍內存在，但已根本不同於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前的情況，黨內鬥爭也多屬思想鬥爭性質，所以沒有理由把全黨全國工作重點放在階級鬥爭上，更沒理由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樣做隻能把局勢搞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建設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強國為奮鬥目標，才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走上正軌。
從以上對失誤的主、客觀原因分析可以說明，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所犯的錯誤，主要原因是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認識得很清楚，這裏麵有實踐不足因而經驗不夠的原因，也有對馬克思主義錯誤理解的教訓，還有我們的指導思想沒有與時俱進的教訓。有了這些教訓，才有了今天的寶貴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逐漸走向成熟，走上了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這條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第二部分“五十五年來黨執政的主要經驗”共總結出六條主要經驗，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這條經驗，確實是從建國50多年來我們黨的艱難探索曆程中總結出來的極其寶貴的經驗，這條經驗的總結有著深刻的曆史依據。
如果我們同意對曆史錯誤發生原因的這種分析，那麽，犯錯誤的曆史時期，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難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
三、從這條主線看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如果我們同意曆史主線的這種表述，就比較容易了解這段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即不僅了解按時間先後排列的曆史事件及各事件本身的過程，而且理解各重大事件之間的銜接，為什麽會這樣發生和轉化，理解其發生的原因及相互之間的內在聯係，從而探索曆史發展過程中通過種種偶然性表現出來的必然性。恩格斯曾讚揚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於所有其他哲學家之處，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作基礎”。把握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應該是這種曆史感的重要內容。探究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有助於揭示曆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給人以啟示。
把握曆史發展內在邏輯的根本方法，是運用矛盾的法則。辯證唯物主義曆史觀認為，任何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都是矛盾，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也是矛盾。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認識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前進的。在這個過程中，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④。這就說明，曆史過程中依次發展的階段，都是由事物內部的矛盾變化所形成的某種發展階段；隻有掌握了矛盾發展的線索，才能夠透過紛繁的曆史現象和表麵的偶然性，揭示出整個曆史過程的內在規律性。提出用矛盾的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和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是毛澤東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
建國後在我們黨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全部曆史，就是一部充滿矛盾、解決矛盾的曆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腳步，就是在不斷認識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向前邁進的。矛盾產生、發展、解決，又在新的基礎上產生、發展、解決的不斷過程，就是建國後黨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循著這一內在邏輯，比較容易把握重大事件的本質及各事件之間的關係，從而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曆史發展的規律。這樣寫出的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有規律可循的，也才是完整的、準確的和深刻的。
具體來說，在建國後我們黨和國家麵臨的極其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三個：一是黨領導人民為發展生產而進行的鬥爭，即人同自然的矛盾；二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三是我們國家、民族同世界列強的矛盾。建國後的黨史，就是在不斷解決這三大矛盾中發展的曆史；我們經曆的種種曲折，就是在這些矛盾鬥爭中因各種力量對比發生變化而出現的曲折。
這些重要矛盾，歸根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因為，人們為發展生產而進行的鬥爭，主要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這一矛盾運動，又常常引發出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鬥爭；作為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是各個社會形態發展和變革的根本原因；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建國後曆史上的各重大事件，如從建國頭三年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經濟製度，毛澤東提出節製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到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毛澤東提出用“一化三改”解決迅速發展的生產力同個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從三大改造完成後出現新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矛盾，黨中央采用兩條路子(一條是在加快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對生產關係進行調整，一條是在調整生產關係的同時加速發展生產力)解決這個矛盾，在此過程中犯了急於求成、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等；從我們由於一度使生產關係脫離了生產力狀況因而犯了嚴重錯誤，到我們黨自己逐步糾正錯誤，最終實行改革開放，尋找到一條真正適合中國情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整個這一曆史過程，其發展的線索就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運動。當我們正確處理了這一矛盾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順利健康發展，反之則發生失誤。
50多年來，我們黨就是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不斷認識、處理、解決這些矛盾，從而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加強自身的建設，完善自身的領導體製，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
四、從這條主線看如何對待曆史錯誤
許多同誌之所以覺得這段曆史難寫，就是因為這段時期犯錯誤太多。錯誤寫多了，怕被指責抹黑曆史；寫少了，怕被指責不實事求是。左右為難之下就考慮設法多寫成就，少寫錯誤；但又出現寫成就和寫錯誤的比例問題等等。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同意曆史主線的上述表述，那麽，既然錯誤是探索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就不必諱言；而對於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因犯了錯誤而諱言。因此對待曆史上的錯誤，第一，不回避，錯誤是客觀存在，不是多說少說的問題，回避不是科學的態度。第二，關鍵是不要脫離當時的曆史條件，要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錯誤產生的曆史背景、曆史根源和思想理論根源。第三，要著眼於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對黨所犯過的錯誤挖苦嘲諷。這樣的研究和寫作才有價值，才能起到總結規律、吸取經驗教訓的作用。
在這方麵，有一個很好的反麵教員，那就是蘇聯的解體和演變。我曾在2002年6月到俄羅斯訪問兩周，在這方麵有些感想。的確，蘇聯的解體和演變是種種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原因存在於政治、經濟、民族、文化、軍事、外交等許多領域，可以從許多方麵探討。然而有個問題值得深思：各方麵存在的問題，再嚴重，也應能通過改革解決，怎竟至於在“改革”亡黨亡國?恩格斯說過，改革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社會經常要做的事，社會主義要在改革中前進。比如中國，就正是在改革中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糾正了原先經濟、政治、文化等體製方麵的弊端，使社會主義建設得以大踏步健康發展，改革取得了成功。為何蘇聯會在改革中翻車呢?就算這一切都是當時的蘇共領導人精心設計的，他們也不至於把國家的滅亡、自己的完蛋設計在其中吧?無論如何，就亡黨亡國這一點而言，非始作俑者之初衷，更非人民所希望的。那這一悲慘結局是何原因所致呢?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蘇共領導人領導的改革，是建立在全麵批判、全盤否定自己黨和國家曆史基礎上的，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全麵改革的決心。這種錯誤的輿論，導致人們思想混亂、信仰崩潰、對黨和政府極度不滿、認為這樣的黨和國家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由此掀起了1989至1990年間的反共狂潮。正是戈爾巴喬夫一夥毀滅曆史的所作所為，渙散、破壞和削弱了整個國家的力量，使蘇聯的黨和國家不可避免地分裂並走向滅亡。
一次座談，有位俄羅斯學者談到他在中國一所大學訪問，聽到一位學生回答他的提問時說，對毛澤東要看到失誤的一麵，也要看到功績的一麵，功績大於失誤。於是這位俄羅斯學者非常感慨地說：“我感覺中國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不是一概而論，而是具體分析的。由此我想，對我國曆史也不應該一概而論，當談到斯大林時，也要強調他把國家建設成了強大的國家，而且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他的錯誤是大清洗。”我當時想，其實這位中國學生的回答很普通，因為這已是中國人民的共識。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初所做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確評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32年的曆史，既指出我們犯過錯誤，又指出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也正確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在對毛澤東的錯誤作出中肯分析的同時，又正確地指出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遠遠大於他的過失。這樣一個中國人民共同接受的道理，卻使這位俄羅斯學者如此感慨，就因為這個道理在蘇聯沒有。那裏的事實是：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不僅將其全盤否定，而且將其殘忍焚屍。當時中國共產黨就告誡蘇共要正確對待自己的曆史和領袖，寫了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穩定起了巨大作用。但時過30多年，以戈爾巴喬夫一夥為首的蘇共舊錯重犯，更加徹底地全盤否定自己的黨和國家的曆史。戈爾巴喬夫搞的公開性，以西方模式為標準，把過去罵得一無是處。他們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將從列寧以來的共產黨領導人全部罵倒，連篇累牘地描述充滿恐怖的斯大林罪行，大量發表持不同政見者的文章和著作，大 量披露現存體製的種種弊端，大肆渲染弊端造成的巨大浪費、侵犯人權、生靈塗炭。用美國原駐蘇大使馬特洛克的話說，連“蘇聯軍方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環，受到批評”。他說：“勇敢的新聞工作者、編輯和學者不斷努力，成功地揭露了過去的許多暴力和醜聞。”結果怎樣呢?正如這位幸災樂禍的美國人說的：“葉戈爾利加喬夫的一個判斷是絕對正確的。新聞媒體發起的揭露蘇聯曆史黑暗麵的現存體製缺點的運動，直接動搖了這一帝國的根基。”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就是這樣垮台的。
道理很簡單，把自己的曆史全盤否定了，自己還有什麽存在的合法性、必要性，還有什麽繼續存在的根基呢?“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清朝詩人龔自珍的話堪稱千古名言。我體會到了這位俄羅斯學者一番話裏，包含著的對以往人們(也許包括他自己)片麵否定自己國家的曆史和領袖的自責、反省及對戈爾巴喬夫一夥全盤否定曆史的譴責。
從蘇聯改革的失敗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改革的成功，更深刻地體會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們要從蘇聯解體的教訓中，學會正確對待自己的黨和國家的曆史。我們不能忘記更不能否定人民為爭取美好未來付出的艱辛勞動和充滿坎坷的曆史，對領導人民走過輝煌而又曲折道路的領袖人物也不能采取一筆抹殺的不公正態度。我們應該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正確說明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曆史，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總結黨執政的規律，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供曆史的依據，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
建國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段曆史時期，正確與錯誤、成功與挫折錯綜交織的複雜情況，其實正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正確與失誤交替發生情況的反映，是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剛踏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艱難探索的寫照。我們黨作為一個認識和實踐的主體，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就像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子一定會摔跤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總不會說自己小時候摔跤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雖然這些錯誤並非都不可避免，但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錯誤，也是符合人的認識規律的。盡管我們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些錯誤很離奇，但那也是我們自己的曆史的一部分，有它發生的主、客觀原因。而且，這些錯誤是我們黨自己發現、自己糾正的，這是一個鄭重的、偉大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的特質。我們黨從來是在糾正失誤、總結經驗教訓中發展壯大的，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建設社會主義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理解，從而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鄧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開幕詞中曾回顧八大後這段曆史，他說：“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發展，教育全黨掌握了我國民主革命的規律一樣，八大以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二十多年的曲折發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黨。……和八大的時候比較，現在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⑤這段話充分表明了他對曆史錯誤與人的認識進步之間關係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多次指出，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所以，當我們回顧曆史的時候，絲毫沒有理由覺得這段犯了錯誤的曆史羞於見人，更不應該因為這些失誤否定我們黨建國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全部曆史，而是要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程，研究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軌跡，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總結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黨的執政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服務。
如今，在風雨錘煉中成熟起未的中國共產黨，已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正在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邁進。回顧起步時的艱難探索，對於我們今後繼續求索的漫長建設道路，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所以，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不要輕率地否定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在剛剛起步時的艱難探索。對這段艱難而光輝的曆史和創造了這段曆史的我們的前輩，我們永遠充滿敬意。
五、從這條主線看如何對待領袖人物的過失
如果我們同意曆史主線的上述表述，那麽，既然錯誤是探索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有其主、客觀原因的，那麽，對領袖人物的過失就不能僅看重個人過失，而應該像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所說的：“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曆史的複雜的背景”⑥。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清理“左”的錯誤的過程中，一度有同誌把過去的錯誤僅看作毛澤東一人的問題，似乎別的人都正確，就是毛澤東一個人犯錯誤；而在分析毛澤東的錯誤時，又把所有的錯誤歸咎於他個人的品質問題。這種觀點無助於正確分析毛澤東的錯誤，不能達到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的目的。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傑出的曆史人物本身就是一定的社會時代的產物。他們的巨大功績，固然離不開個人的主觀因素，但歸根結底，是時代和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成功的條件。他們由於能夠順應曆史發展的趨勢，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總結實踐經驗和集中集體智慧，因而能夠對曆史的前進起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樣，他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有主觀上的原因，但也不是離開特定社會曆史條件的偶然的、孤立的現象。一句話，離開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傑出人物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失誤都得不到正確的說明。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同於唯心史觀的地方。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⑦分析毛澤東的缺點和錯誤，也必須運用這個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
誠然，毛澤東犯錯誤有他主觀的因索，有他個人的責任。這主要是他在晚年，隨著黨的事業取得巨大勝利和他本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逐漸驕傲起來，過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特別是脫離了黨的集體領導，淩駕於黨中央之上，往往拒絕甚至壓製別人的正確意見，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就不能不發生許多失誤，直到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和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對這種錯誤，毛澤東個人無疑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僅僅看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分析毛澤東犯錯誤的複雜的社會曆史原因。首先，從整體上說，我們黨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還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深入的科學研究。從國際上看，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更短；從我國情況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在這樣的國度裏建設社會主義，更是沒有現成經驗可循。 因此，我們隻能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發生某些失誤。例如階級鬥爭擴大化，其失誤原因，除前麵提到的受國際環境影響和理論上的失誤外，還有一點，就是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所以，這種錯誤就不單純是毛澤東個人的過失。這個社會曆史原因是，我們黨曆史上長期處於戰爭狀態，處於激烈的階級鬥爭環境中，習慣於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鬥爭。這一曆史特點，使我們黨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沿用過去熟悉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容易把已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看做階級鬥爭。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鬥爭後重新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後又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最後導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其次，我國是一個封建曆史很長的國家，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未完全肅清，加上種種其他曆史原因，使我們沒有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製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無應有的權威。這種情況，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條件。正如鄧小平所說：“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毛澤東同誌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製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麵。”⑧
在分析毛澤東的錯誤時還應看到，過去的錯誤不是僅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無產階級的領袖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不應該把個人的作用絕對化。正像不能把一切功勞歸於某個人一樣，把一切錯誤歸於某個人也是不符合實際的。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⑨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也指出：“應該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時間裏和在‘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候，黨沒有能夠阻止毛澤東逐漸發展起來的錯誤，而且接受和讚同了他的某些錯誤主張。我們一些長期同毛澤東共事的他的戰友們，以及很多長期跟隨毛澤東戰鬥的他的學生們，也深感自己對此負有責任，並且決心記取應有的教訓。”這樣說，不僅是一種勇於負責的態度，而且也完全符合曆史事實，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對領袖人物的過失，是僅著重個人責任，還是著重分析社會曆史背景，這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上，都是有過重大經驗教訓的。民主革命時期，翟秋白、李立三等同誌犯了“左”傾錯誤。當時，就是因為隻著重追究個人責任，沒有著重從客觀曆史條件做出科學分析，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因而未能防止這類錯誤的重犯。為此，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專門總結了這一教訓。他談到我黨曆史上反對陳獨秀、李立三的鬥爭，缺點之一是“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對此“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曆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誌的責任方麵，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⑩。鄧小平正是吸取了我們黨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堅持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在分析毛澤東晚年錯誤時，指出既要恰當地說明他個人的責任，又要著重分析他犯錯誤的複雜曆史背景，做到實事求是，恰如其分。
鄧小平曾針對一些同誌不能正確看待新中國成立後這段曆史的曲折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能給予正確評價的情況，指出，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他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情況，這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分不開的。他說，“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大部分的曆史”⑾，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所以，“毛澤東同誌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曆史”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強調，總結曆史，不要著眼於個人功過，而是要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誤的教訓，經過總結，過去的成功和錯誤都變成了我們的經驗，對於開辟我們事業的未來，是最可寶貴的財富。“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製定的。”⒀ 這樣來製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正確地總結經驗和教訓，應該是研究黨史的重點。
六、從這條主線看這段曆史的全貌
曆史主線及與曆史主線相關的上述問題解決後，曆史全貌的問題就自然解決了。具體講，我們這29年的曆史寫出來，就不是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的昏昏暗暗的曆史，而是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探索中曲折前進的29年了。涉及曆史全貌，這裏還有一個什麽是曆史主幹的問題。一般而言，曆史的主幹是生產。毛澤東說得對：“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⒁這給我們研究曆史一個方法論上的啟示，那就是研究曆史時，那些眾說紛紜的意識形態鬥爭，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確實非常容易吸引人的視線但不能把目光太集中於此。曆史的主幹是生產，是經濟。盡管意識形態等方麵的鬥爭有力地反作用於生產鬥爭，但歸根到底是生產鬥爭決定著其他方麵的鬥爭，是經濟的發展決定社會的發展從而成為社會發展的基礎。因此，經濟的發展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曆史的基礎。決定曆史全貌的，是生產；生產，是曆史發展的主幹。
用這個觀點來看曆史，比如說看“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雖然犯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擴大化、“反右傾”、意識形態領域過火鬥爭等錯誤，但在這10年裏，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初具規模，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工業產品產量成倍增長；農業基本建設初見成效；交通運輸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新增鐵路、新建公路、黃河大橋、長江大橋；教育、科技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特別是1964年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同年10月首次核爆炸試驗成功更為集中地反映了我國科學技術當時所達到的新水平。把這作為曆史主幹來看這段曆史的全貌，那就是鄧小平說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⒂。用這個觀點來看領袖人物比如毛澤東，他的主要失誤是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階級鬥爭擴大化，這不等於說他不重視發展生產。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三五”、“四五”計劃都如期完成了，四屆人大又重提現代化，可見他並沒有忘記發展生產，隻是由於上述失誤特別是處理階級鬥爭的失誤使生產的發展受到幹擾。總之，認識曆史的全貌，在努力把握全麵性的同時，要抓住經濟發展這個主幹。盡管每個曆史時期都有複雜激烈的政治鬥爭，但是我們不能把建國後的黨史歸結為一部政治鬥爭史。因為曆史的主幹和基礎是經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馬克思主義同機械唯物主義相反，既確認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又充分肯定政治對經濟、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從建國後黨的曆史來看，正是因為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有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同時，也正是因為我們有時在政治上層建築和思想意識形態的許多問題上處理得不好，才在相應的時期內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經濟建設的發展。所以，我們研究黨史，要研究各個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相適應又相矛盾的運動，這是曆史發展進程的主要邏輯線索。
這裏麵穿插著一個“20年的左”這個問題。鄧小平這樣講，有些同誌不理解，說為什麽說是20年的“左”而不隻是“文化大革命”10年，既然“文化大革命”前10年經濟建設成就巨大，怎麽又是“左”；如果說是“20年的左”，為什麽又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0年經濟建設成就巨大，兩種說法豈不矛盾。記得有一段時間大家討論時，有人拿出鄧小平講“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就巨大的話來，有人拿出鄧小平講搞了“20年的左”的話來，感到很困惑。我認為鄧小平說得沒有錯。胡喬木也寫過這樣的文章：“我們為什麽犯了20年左的錯誤?”對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看從哪個層次講：從總體來說，我們在那20年裏超越了階段，搞單一的完全的公有製，經濟建設急於求成，處理社會矛盾搞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就這個層次而言，是20年“左”。但具體到每個時期，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講經濟建設，“大躍進”是“左”，但國民經濟全麵調整後，建設基本在正確道路上發展，國民經濟基本走上正軌；“大躍進”中間也有階段的變化，不能一概而論；就“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指導思想講，爭論不是要不要搞經濟建設，而是如何搞經濟建設，所以工作重點還是在經濟建設上；在經濟建設上犯了“左”的錯誤，但也有糾“左”的努力，第二次糾“左”後，建設基本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等等。這樣具體分析，可能會認識更全麵一些。
這裏麵還有一個辯證地看待曆史的問題。正確總結和評價曆史，必須辯證地看待曆史。曆史是複雜的。曆史上極為單純的時期，即白壁無瑕或漆黑一團的情況，在任何時代都是沒有的。白璧無瑕麵對曆史的複雜性，鄧小平的重要方法，第一條，要看主流。例如，“文化大革命”前10年是建國後曆史上最複雜的時期之一。鄧小平談到評價這段曆史時強調要有科學的方法，並指出中心是兩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二是“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⒃?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會風尚好，廣大幹部群眾精神振作。所以，盡管遇到困難，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⒄他還說：“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總之，建國後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⒅鄧小平對這段曆史的總體評價著眼於主流，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第二條，要注重分析曆史給我們的啟示。例如，對“文化大革命”，他說：“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麵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重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⒆“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製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了這樣的一係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這些政策概括起來，就是改革和開放。”⒇能夠這樣來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把曆史的錯誤與曆史的前進作這樣的聯係，是鄧小平辯證地看待曆史的一個範例。相反，如果對新中國成立後黨所經曆的複雜曆史，作任何簡單的、籠統的、直線的分析與評價，都無益於經驗教訓的總結。總之，以上述觀點評價這39年，可用24個字來概括：成績偉大，問題不少，經驗豐富，教訓深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對這29年曆史全貌的評價，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
研究建國後黨的曆史，確定其主線是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條主線在各個曆史時期呈現的麵貌和表現的特點有所不同，但這條主線是一以貫之的。曆史主線是個綱，它的確定影響到我們對各個曆史時期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及曆史全貌的認識，從而直接關係到一部史書的麵貌和基調(比如對這段曆史的評價是基本肯定性的，還是基本否定性的等等)，同時也決定著全書的布局、章節的結構等等(主線一旦確定下來，全書各章就會與之相聯係，成為這條主線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確定建國後黨史的主線，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史的研究很重要。我對此提些個人意見僅供大家參考，說得不周全、不恰當的地方，請同誌們批評指正。
一、這條曆史主線是什麽
可否這樣表述：新中國成立55年的曆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曆史。鄧小平說過：“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①薄一波深刻領會了鄧小平講話的內涵，用六個字概括了這個意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始於毛，成於鄧”。這六個字很好地概括了55年的曆史主線，也很好地說明了第一、二、三代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是一脈相承的。
二、為什麽說這條曆史主線也涵蓋犯錯誤時期
對這一表述的最大疑問是：這條主線能否涵蓋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的時期?比如，是否包括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這10年?是否包括“文化大革命”這10年?我認為也包括。這主要從犯錯誤的原因是什麽來說明。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犯過許多錯誤，有些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歸納起來主要是三條：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階級鬥爭擴大化。經濟建設急於求成，主要指以脫離實際的高指標、浮誇風為特點的大躍進運動。始於1955年下半年的經濟冒進，經曆了反冒進、批評反冒進，最後發展為“大躍進”，持續到1958年10月。此後至1959年7月曾有9個多月的糾“左”。但由於錯誤批判彭德懷進而在全黨錯誤開展“反右傾”鬥爭，打斷了糾“左”進程，結果是從1959年8月持續“大躍進”到1960年冬。這幾年“大躍進”，破壞了國民經濟正常的比例關係和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國民經濟陷人了極困難的境地。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指不切實際地提高公有化程度。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總體成功的情況下，有些具體工作存在過急過快的缺點偏差，導致農業方麵高級社規模過大，工業方麵不適當地搞大廠、全能廠，商業方麵盲目追求大店，手工業方麵合並過快過急、形式過於簡單劃一，總之都是公有化程度過高造成與生產力不相適應。後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搞“一大二公”，“大”指規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經濟核算單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產隊以至社員的部分財產無償收歸公社所有，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刮共產風”，結果損害了社員利益，影響了生產積極性，破壞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階級鬥爭擴大化，主要指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1959年在全黨發動“反右傾”鬥爭，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從而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由此導致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四清”運動，把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麵問題都當作階級鬥爭或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從而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知識分子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最後發展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以這一理論為基礎，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這些錯誤，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損失是巨大的，但不能因此把這段曆史排除在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這條主線之外。因為這些錯誤都是在探索中發生的。發生失誤的原因很複雜，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麵來分析。
從客觀方麵講，我認為是時代、環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論及實踐的失誤。第一，實踐經驗不足。其實，在許多問題上，如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段、商品經濟等問題，毛澤東都有過很好的思想，但有的未實行，有的未貫徹到底，有的還有反複。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實踐經驗不夠。那是一個社會主義曆史還非常短，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才開始的時期。感性認識尚未充分，還不具備上升為成熟理性認識的條件。不成熟的理論常常是與不成熟的實踐聯係在一起的。所以，我黨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確認識，還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論體係，不易堅持，甚至會被自己否定。比如，在階段問題上(這跟所有製結構緊密相關)，毛澤東有過正確的判斷。起初，毛澤東曾設想建立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讓資本主義絕種”、“讓小生產絕種”。但在實踐的啟示下，他改變了這種想法。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談話時他提出，對於我國的自由市場，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開投資公司，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認為這可以實行相當長一個時期，懷疑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雖然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這個認識未深入展開也未付諸實踐，但畢竟已提出以公有製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設想。當“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損失的錯誤暴露後，毛澤東首先覺察並設法糾正，對被拔高的生產關係和相應的經濟政策做了適當調整，使經濟建設逐步走上正軌。糾錯中，毛澤東經深入思考提出我國正處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並說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要相當長時期。鄧小平後來說，所謂“初級階段”，就是毛澤東說的“不發達的階段”。但是，毛澤東這一正確認識，不但沒成為製定政策的依據，反而後來被放棄，導致了對所處階段的錯誤判斷。超越階段，成為許多錯誤發生的根源。而超越階段本身的根源，歸根到底是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不夠清楚。
與此相關，在商品經濟問題上，毛澤東也曾有突破性認識，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關於“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的觀點提出異議，比斯大林的認識有所前進。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的觀點，為後世的社會主義者所繼承，並在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加以實施。列寧就說：隻要仍然有交換，那談什麽社會主義是可笑的。盡管列寧為實踐所迫實行過新經濟政策(其實質是恢複商品經濟)，但他認為這是短暫時期的策略原則，是一種退卻，半年後就宣布退卻已到終點。後來斯大林有所前進，提出了“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概念，並在有限範圍內說明了社會主義製度下價值規律的意義和作用。但他把商品經濟僅限於消費資料，生產資料被排除在外，價值規律也隻在流通領域起調節作用，價值規律與計劃也是嚴格對立的。這種情況說明，毛澤東當時對已形成的傳統“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觀念提出異議，是很不簡單的。他的主要觀點是，反對完全否定商品經濟，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概念，認為中國商品生產還很落後，還要大發展，特別強調農村應當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多搞商品生產，多生產能交換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認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觀點，認為不僅消費資料而且部分生產資料也可作為商品。他還提出不能剝奪農民、反對平均主義、“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等正確思想。他還說過：看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正確的，可惜這一政策結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幹年可能會更好一些。當然，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當時曆史條件下，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製的樊籬。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可以說達到了曆史條件允許的高度，但也就止於曆史規定的限度。所以，這些正確思想非但沒能堅持也沒能很好地貫徹在實踐中，反而在以後有所反複(毛澤東晚年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的觀點，這就在斯大林的理論基礎上倒退了)，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確曾提出過這些有突破性的見解，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一定開創意義，對以後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第二，國際環境的影響。比如，經濟建設急於求成，一方麵與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以及脫離實際、驕傲自滿、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等有關；另一方麵，也與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壓力有很大關係。這種狀況在那個時代更突出。急於趕上，導致急於求成。又比如，毛澤東從正確認識社會矛盾滑向“以階級鬥爭為綱”，除了主觀認識上的失誤外，與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不無關係。如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他曾說，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分子，這下暴露出來了，這下教育了我們中國同誌。他從蘇共二十大、國際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總結說：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搞好，那麽多反革命分子沒肅清，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這就是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他階級鬥爭理論形成的影響。
第三，製度方麵的原因。鄧小平說過：“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因為過去一些製度不好，把他(指毛澤東——筆者注)推向了反麵。”②一些製度不健全，這也是一種時代、環境的客觀因素。我國封建曆史很長，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沒有完全肅清，加上種種其他原因，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製度化、法律化方麵存在一定缺陷，也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一定條件。這也是許多失誤發生且不能及時糾正的重要原因。
從主觀方麵講，主要是思想理論的失誤，對實踐造成直接或間接的消極影響。這方麵的錯誤主要是以不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我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和社會主義改革的巨大成功。在這方麵，我們有許多成功的經驗。特別是毛澤東，非常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並首先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建設。但為什麽還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呢?這就不能否認，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有不科學之處，最主要的是犯了教條主義錯誤，是不能與時俱進地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而產生的失誤。比如，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可以說與兩方麵的理論失誤有關。一個是把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中的“一定條件”加以泛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生產力、經濟基礎一般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但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時，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裏 說的“一定條件”，明確是指革命變革、生產關係變革時期。如果把這“一定條件”隨意泛化，就會出現失誤。大躍進運動中違背客觀規律過分強凋主觀能動作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脫離生產力水平，一度片麵追求“一大二公三純”，不能說與此毫無關係。另一個理論失誤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於“社會主義是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結論作了教條化的理解。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高度理論抽象方法，即把社會主義作為純粹、成熟形態研究概括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這種基本特征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係。我們長期以來隻記住了結論——要建立單一全民所有製，卻忽視了前提——必須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基礎，於是在生產力很落後的情況下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製，這就不能不對生產力發展造成消極影響。又比如，對“社會主義消滅商品”的理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的確說過，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的消除。他們是否說錯了?不是。這裏的關鍵是，他們說的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生產，是以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的，這就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所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③。既然“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必須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係，而當今沒有任何國家實現了這一條，當然就都不能消除商品經濟。所以，我們長期以來隻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結論而忽略了他們所說的前提，可以說是一種教條化的理解。與此相關，現在有人說，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突破，顯然是不對的。恰恰相反，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在沒有實現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國家裏，全都存在商品生產，恰恰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上述論點的正確。所以，不是馬克思、恩格斯錯了，而是我們以前對他們的觀點理解錯了。再比如，階級鬥爭擴大化，其錯誤是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誇大了、絕對化了，最後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的基本錯誤是，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還存在資產階級及全社會範圍內的階級對抗，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繼續革命”的最重要方式。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劃分階級，是以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由此而來的在一定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地位為依據的。這個理論並沒有錯。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階級鬥爭雖在一定範圍內存在，但已根本不同於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前的情況，黨內鬥爭也多屬思想鬥爭性質，所以沒有理由把全黨全國工作重點放在階級鬥爭上，更沒理由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樣做隻能把局勢搞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建設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強國為奮鬥目標，才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走上正軌。
從以上對失誤的主、客觀原因分析可以說明，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所犯的錯誤，主要原因是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認識得很清楚，這裏麵有實踐不足因而經驗不夠的原因，也有對馬克思主義錯誤理解的教訓，還有我們的指導思想沒有與時俱進的教訓。有了這些教訓，才有了今天的寶貴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逐漸走向成熟，走上了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這條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第二部分“五十五年來黨執政的主要經驗”共總結出六條主要經驗，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這條經驗，確實是從建國50多年來我們黨的艱難探索曆程中總結出來的極其寶貴的經驗，這條經驗的總結有著深刻的曆史依據。
如果我們同意對曆史錯誤發生原因的這種分析，那麽，犯錯誤的曆史時期，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難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
三、從這條主線看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如果我們同意曆史主線的這種表述，就比較容易了解這段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即不僅了解按時間先後排列的曆史事件及各事件本身的過程，而且理解各重大事件之間的銜接，為什麽會這樣發生和轉化，理解其發生的原因及相互之間的內在聯係，從而探索曆史發展過程中通過種種偶然性表現出來的必然性。恩格斯曾讚揚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於所有其他哲學家之處，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作基礎”。把握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應該是這種曆史感的重要內容。探究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有助於揭示曆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給人以啟示。
把握曆史發展內在邏輯的根本方法，是運用矛盾的法則。辯證唯物主義曆史觀認為，任何事物發展變化的動力都是矛盾，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也是矛盾。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認識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前進的。在這個過程中，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④。這就說明，曆史過程中依次發展的階段，都是由事物內部的矛盾變化所形成的某種發展階段；隻有掌握了矛盾發展的線索，才能夠透過紛繁的曆史現象和表麵的偶然性，揭示出整個曆史過程的內在規律性。提出用矛盾的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和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是毛澤東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
建國後在我們黨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全部曆史，就是一部充滿矛盾、解決矛盾的曆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腳步，就是在不斷認識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向前邁進的。矛盾產生、發展、解決，又在新的基礎上產生、發展、解決的不斷過程，就是建國後黨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循著這一內在邏輯，比較容易把握重大事件的本質及各事件之間的關係，從而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曆史發展的規律。這樣寫出的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有規律可循的，也才是完整的、準確的和深刻的。
具體來說，在建國後我們黨和國家麵臨的極其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三個：一是黨領導人民為發展生產而進行的鬥爭，即人同自然的矛盾；二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三是我們國家、民族同世界列強的矛盾。建國後的黨史，就是在不斷解決這三大矛盾中發展的曆史；我們經曆的種種曲折，就是在這些矛盾鬥爭中因各種力量對比發生變化而出現的曲折。
這些重要矛盾，歸根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因為，人們為發展生產而進行的鬥爭，主要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這一矛盾運動，又常常引發出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鬥爭；作為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是各個社會形態發展和變革的根本原因；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建國後曆史上的各重大事件，如從建國頭三年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經濟製度，毛澤東提出節製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到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毛澤東提出用“一化三改”解決迅速發展的生產力同個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從三大改造完成後出現新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矛盾，黨中央采用兩條路子(一條是在加快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對生產關係進行調整，一條是在調整生產關係的同時加速發展生產力)解決這個矛盾，在此過程中犯了急於求成、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等；從我們由於一度使生產關係脫離了生產力狀況因而犯了嚴重錯誤，到我們黨自己逐步糾正錯誤，最終實行改革開放，尋找到一條真正適合中國情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整個這一曆史過程，其發展的線索就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運動。當我們正確處理了這一矛盾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順利健康發展，反之則發生失誤。
50多年來，我們黨就是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不斷認識、處理、解決這些矛盾，從而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加強自身的建設，完善自身的領導體製，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
四、從這條主線看如何對待曆史錯誤
許多同誌之所以覺得這段曆史難寫，就是因為這段時期犯錯誤太多。錯誤寫多了，怕被指責抹黑曆史；寫少了，怕被指責不實事求是。左右為難之下就考慮設法多寫成就，少寫錯誤；但又出現寫成就和寫錯誤的比例問題等等。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同意曆史主線的上述表述，那麽，既然錯誤是探索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就不必諱言；而對於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因犯了錯誤而諱言。因此對待曆史上的錯誤，第一，不回避，錯誤是客觀存在，不是多說少說的問題，回避不是科學的態度。第二，關鍵是不要脫離當時的曆史條件，要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錯誤產生的曆史背景、曆史根源和思想理論根源。第三，要著眼於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對黨所犯過的錯誤挖苦嘲諷。這樣的研究和寫作才有價值，才能起到總結規律、吸取經驗教訓的作用。
在這方麵，有一個很好的反麵教員，那就是蘇聯的解體和演變。我曾在2002年6月到俄羅斯訪問兩周，在這方麵有些感想。的確，蘇聯的解體和演變是種種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原因存在於政治、經濟、民族、文化、軍事、外交等許多領域，可以從許多方麵探討。然而有個問題值得深思：各方麵存在的問題，再嚴重，也應能通過改革解決，怎竟至於在“改革”亡黨亡國?恩格斯說過，改革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社會經常要做的事，社會主義要在改革中前進。比如中國，就正是在改革中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糾正了原先經濟、政治、文化等體製方麵的弊端，使社會主義建設得以大踏步健康發展，改革取得了成功。為何蘇聯會在改革中翻車呢?就算這一切都是當時的蘇共領導人精心設計的，他們也不至於把國家的滅亡、自己的完蛋設計在其中吧?無論如何，就亡黨亡國這一點而言，非始作俑者之初衷，更非人民所希望的。那這一悲慘結局是何原因所致呢?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蘇共領導人領導的改革，是建立在全麵批判、全盤否定自己黨和國家曆史基礎上的，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全麵改革的決心。這種錯誤的輿論，導致人們思想混亂、信仰崩潰、對黨和政府極度不滿、認為這樣的黨和國家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由此掀起了1989至1990年間的反共狂潮。正是戈爾巴喬夫一夥毀滅曆史的所作所為，渙散、破壞和削弱了整個國家的力量，使蘇聯的黨和國家不可避免地分裂並走向滅亡。
一次座談，有位俄羅斯學者談到他在中國一所大學訪問，聽到一位學生回答他的提問時說，對毛澤東要看到失誤的一麵，也要看到功績的一麵，功績大於失誤。於是這位俄羅斯學者非常感慨地說：“我感覺中國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不是一概而論，而是具體分析的。由此我想，對我國曆史也不應該一概而論，當談到斯大林時，也要強調他把國家建設成了強大的國家，而且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他的錯誤是大清洗。”我當時想，其實這位中國學生的回答很普通，因為這已是中國人民的共識。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初所做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確評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32年的曆史，既指出我們犯過錯誤，又指出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也正確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在對毛澤東的錯誤作出中肯分析的同時，又正確地指出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遠遠大於他的過失。這樣一個中國人民共同接受的道理，卻使這位俄羅斯學者如此感慨，就因為這個道理在蘇聯沒有。那裏的事實是：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不僅將其全盤否定，而且將其殘忍焚屍。當時中國共產黨就告誡蘇共要正確對待自己的曆史和領袖，寫了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穩定起了巨大作用。但時過30多年，以戈爾巴喬夫一夥為首的蘇共舊錯重犯，更加徹底地全盤否定自己的黨和國家的曆史。戈爾巴喬夫搞的公開性，以西方模式為標準，把過去罵得一無是處。他們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將從列寧以來的共產黨領導人全部罵倒，連篇累牘地描述充滿恐怖的斯大林罪行，大量發表持不同政見者的文章和著作，大 量披露現存體製的種種弊端，大肆渲染弊端造成的巨大浪費、侵犯人權、生靈塗炭。用美國原駐蘇大使馬特洛克的話說，連“蘇聯軍方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環，受到批評”。他說：“勇敢的新聞工作者、編輯和學者不斷努力，成功地揭露了過去的許多暴力和醜聞。”結果怎樣呢?正如這位幸災樂禍的美國人說的：“葉戈爾利加喬夫的一個判斷是絕對正確的。新聞媒體發起的揭露蘇聯曆史黑暗麵的現存體製缺點的運動，直接動搖了這一帝國的根基。”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就是這樣垮台的。
道理很簡單，把自己的曆史全盤否定了，自己還有什麽存在的合法性、必要性，還有什麽繼續存在的根基呢?“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清朝詩人龔自珍的話堪稱千古名言。我體會到了這位俄羅斯學者一番話裏，包含著的對以往人們(也許包括他自己)片麵否定自己國家的曆史和領袖的自責、反省及對戈爾巴喬夫一夥全盤否定曆史的譴責。
從蘇聯改革的失敗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改革的成功，更深刻地體會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們要從蘇聯解體的教訓中，學會正確對待自己的黨和國家的曆史。我們不能忘記更不能否定人民為爭取美好未來付出的艱辛勞動和充滿坎坷的曆史，對領導人民走過輝煌而又曲折道路的領袖人物也不能采取一筆抹殺的不公正態度。我們應該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正確說明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曆史，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總結黨執政的規律，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供曆史的依據，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
建國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段曆史時期，正確與錯誤、成功與挫折錯綜交織的複雜情況，其實正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正確與失誤交替發生情況的反映，是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剛踏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艱難探索的寫照。我們黨作為一個認識和實踐的主體，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就像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子一定會摔跤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總不會說自己小時候摔跤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雖然這些錯誤並非都不可避免，但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錯誤，也是符合人的認識規律的。盡管我們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些錯誤很離奇，但那也是我們自己的曆史的一部分，有它發生的主、客觀原因。而且，這些錯誤是我們黨自己發現、自己糾正的，這是一個鄭重的、偉大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的特質。我們黨從來是在糾正失誤、總結經驗教訓中發展壯大的，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建設社會主義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理解，從而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鄧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開幕詞中曾回顧八大後這段曆史，他說：“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發展，教育全黨掌握了我國民主革命的規律一樣，八大以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二十多年的曲折發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黨。……和八大的時候比較，現在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⑤這段話充分表明了他對曆史錯誤與人的認識進步之間關係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多次指出，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所以，當我們回顧曆史的時候，絲毫沒有理由覺得這段犯了錯誤的曆史羞於見人，更不應該因為這些失誤否定我們黨建國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全部曆史，而是要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程，研究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軌跡，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總結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黨的執政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服務。
如今，在風雨錘煉中成熟起未的中國共產黨，已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正在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邁進。回顧起步時的艱難探索，對於我們今後繼續求索的漫長建設道路，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所以，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不要輕率地否定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在剛剛起步時的艱難探索。對這段艱難而光輝的曆史和創造了這段曆史的我們的前輩，我們永遠充滿敬意。
五、從這條主線看如何對待領袖人物的過失
如果我們同意曆史主線的上述表述，那麽，既然錯誤是探索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有其主、客觀原因的，那麽，對領袖人物的過失就不能僅看重個人過失，而應該像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所說的：“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曆史的複雜的背景”⑥。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清理“左”的錯誤的過程中，一度有同誌把過去的錯誤僅看作毛澤東一人的問題，似乎別的人都正確，就是毛澤東一個人犯錯誤；而在分析毛澤東的錯誤時，又把所有的錯誤歸咎於他個人的品質問題。這種觀點無助於正確分析毛澤東的錯誤，不能達到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的目的。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傑出的曆史人物本身就是一定的社會時代的產物。他們的巨大功績，固然離不開個人的主觀因素，但歸根結底，是時代和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成功的條件。他們由於能夠順應曆史發展的趨勢，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總結實踐經驗和集中集體智慧，因而能夠對曆史的前進起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樣，他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有主觀上的原因，但也不是離開特定社會曆史條件的偶然的、孤立的現象。一句話，離開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傑出人物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失誤都得不到正確的說明。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同於唯心史觀的地方。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⑦分析毛澤東的缺點和錯誤，也必須運用這個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
誠然，毛澤東犯錯誤有他主觀的因索，有他個人的責任。這主要是他在晚年，隨著黨的事業取得巨大勝利和他本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逐漸驕傲起來，過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特別是脫離了黨的集體領導，淩駕於黨中央之上，往往拒絕甚至壓製別人的正確意見，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就不能不發生許多失誤，直到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和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對這種錯誤，毛澤東個人無疑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僅僅看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分析毛澤東犯錯誤的複雜的社會曆史原因。首先，從整體上說，我們黨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還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深入的科學研究。從國際上看，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更短；從我國情況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在這樣的國度裏建設社會主義，更是沒有現成經驗可循。 因此，我們隻能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發生某些失誤。例如階級鬥爭擴大化，其失誤原因，除前麵提到的受國際環境影響和理論上的失誤外，還有一點，就是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所以，這種錯誤就不單純是毛澤東個人的過失。這個社會曆史原因是，我們黨曆史上長期處於戰爭狀態，處於激烈的階級鬥爭環境中，習慣於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鬥爭。這一曆史特點，使我們黨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沿用過去熟悉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容易把已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看做階級鬥爭。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鬥爭後重新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後又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最後導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其次，我國是一個封建曆史很長的國家，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未完全肅清，加上種種其他曆史原因，使我們沒有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製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無應有的權威。這種情況，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條件。正如鄧小平所說：“單單講毛澤東同誌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毛澤東同誌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製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麵。”⑧
在分析毛澤東的錯誤時還應看到，過去的錯誤不是僅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無產階級的領袖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不應該把個人的作用絕對化。正像不能把一切功勞歸於某個人一樣，把一切錯誤歸於某個人也是不符合實際的。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⑨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也指出：“應該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時間裏和在‘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候，黨沒有能夠阻止毛澤東逐漸發展起來的錯誤，而且接受和讚同了他的某些錯誤主張。我們一些長期同毛澤東共事的他的戰友們，以及很多長期跟隨毛澤東戰鬥的他的學生們，也深感自己對此負有責任，並且決心記取應有的教訓。”這樣說，不僅是一種勇於負責的態度，而且也完全符合曆史事實，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對領袖人物的過失，是僅著重個人責任，還是著重分析社會曆史背景，這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上，都是有過重大經驗教訓的。民主革命時期，翟秋白、李立三等同誌犯了“左”傾錯誤。當時，就是因為隻著重追究個人責任，沒有著重從客觀曆史條件做出科學分析，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因而未能防止這類錯誤的重犯。為此，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專門總結了這一教訓。他談到我黨曆史上反對陳獨秀、李立三的鬥爭，缺點之一是“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對此“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曆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誌的責任方麵，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⑩。鄧小平正是吸取了我們黨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堅持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在分析毛澤東晚年錯誤時，指出既要恰當地說明他個人的責任，又要著重分析他犯錯誤的複雜曆史背景，做到實事求是，恰如其分。
鄧小平曾針對一些同誌不能正確看待新中國成立後這段曆史的曲折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能給予正確評價的情況，指出，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他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情況，這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分不開的。他說，“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大部分的曆史”⑾，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所以，“毛澤東同誌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曆史”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強調，總結曆史，不要著眼於個人功過，而是要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誤的教訓，經過總結，過去的成功和錯誤都變成了我們的經驗，對於開辟我們事業的未來，是最可寶貴的財富。“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製定的。”⒀ 這樣來製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正確地總結經驗和教訓，應該是研究黨史的重點。
六、從這條主線看這段曆史的全貌
曆史主線及與曆史主線相關的上述問題解決後，曆史全貌的問題就自然解決了。具體講，我們這29年的曆史寫出來，就不是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的昏昏暗暗的曆史，而是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探索中曲折前進的29年了。涉及曆史全貌，這裏還有一個什麽是曆史主幹的問題。一般而言，曆史的主幹是生產。毛澤東說得對：“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⒁這給我們研究曆史一個方法論上的啟示，那就是研究曆史時，那些眾說紛紜的意識形態鬥爭，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確實非常容易吸引人的視線但不能把目光太集中於此。曆史的主幹是生產，是經濟。盡管意識形態等方麵的鬥爭有力地反作用於生產鬥爭，但歸根到底是生產鬥爭決定著其他方麵的鬥爭，是經濟的發展決定社會的發展從而成為社會發展的基礎。因此，經濟的發展應該成為我們研究曆史的基礎。決定曆史全貌的，是生產；生產，是曆史發展的主幹。
用這個觀點來看曆史，比如說看“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雖然犯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擴大化、“反右傾”、意識形態領域過火鬥爭等錯誤，但在這10年裏，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初具規模，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工業產品產量成倍增長；農業基本建設初見成效；交通運輸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新增鐵路、新建公路、黃河大橋、長江大橋；教育、科技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特別是1964年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同年10月首次核爆炸試驗成功更為集中地反映了我國科學技術當時所達到的新水平。把這作為曆史主幹來看這段曆史的全貌，那就是鄧小平說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⒂。用這個觀點來看領袖人物比如毛澤東，他的主要失誤是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階級鬥爭擴大化，這不等於說他不重視發展生產。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三五”、“四五”計劃都如期完成了，四屆人大又重提現代化，可見他並沒有忘記發展生產，隻是由於上述失誤特別是處理階級鬥爭的失誤使生產的發展受到幹擾。總之，認識曆史的全貌，在努力把握全麵性的同時，要抓住經濟發展這個主幹。盡管每個曆史時期都有複雜激烈的政治鬥爭，但是我們不能把建國後的黨史歸結為一部政治鬥爭史。因為曆史的主幹和基礎是經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馬克思主義同機械唯物主義相反，既確認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又充分肯定政治對經濟、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從建國後黨的曆史來看，正是因為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有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同時，也正是因為我們有時在政治上層建築和思想意識形態的許多問題上處理得不好，才在相應的時期內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經濟建設的發展。所以，我們研究黨史，要研究各個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相適應又相矛盾的運動，這是曆史發展進程的主要邏輯線索。
這裏麵穿插著一個“20年的左”這個問題。鄧小平這樣講，有些同誌不理解，說為什麽說是20年的“左”而不隻是“文化大革命”10年，既然“文化大革命”前10年經濟建設成就巨大，怎麽又是“左”；如果說是“20年的左”，為什麽又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0年經濟建設成就巨大，兩種說法豈不矛盾。記得有一段時間大家討論時，有人拿出鄧小平講“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就巨大的話來，有人拿出鄧小平講搞了“20年的左”的話來，感到很困惑。我認為鄧小平說得沒有錯。胡喬木也寫過這樣的文章：“我們為什麽犯了20年左的錯誤?”對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看從哪個層次講：從總體來說，我們在那20年裏超越了階段，搞單一的完全的公有製，經濟建設急於求成，處理社會矛盾搞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就這個層次而言，是20年“左”。但具體到每個時期，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講經濟建設，“大躍進”是“左”，但國民經濟全麵調整後，建設基本在正確道路上發展，國民經濟基本走上正軌；“大躍進”中間也有階段的變化，不能一概而論；就“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指導思想講，爭論不是要不要搞經濟建設，而是如何搞經濟建設，所以工作重點還是在經濟建設上；在經濟建設上犯了“左”的錯誤，但也有糾“左”的努力，第二次糾“左”後，建設基本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等等。這樣具體分析，可能會認識更全麵一些。
這裏麵還有一個辯證地看待曆史的問題。正確總結和評價曆史，必須辯證地看待曆史。曆史是複雜的。曆史上極為單純的時期，即白壁無瑕或漆黑一團的情況，在任何時代都是沒有的。白璧無瑕麵對曆史的複雜性，鄧小平的重要方法，第一條，要看主流。例如，“文化大革命”前10年是建國後曆史上最複雜的時期之一。鄧小平談到評價這段曆史時強調要有科學的方法，並指出中心是兩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二是“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⒃?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會風尚好，廣大幹部群眾精神振作。所以，盡管遇到困難，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⒄他還說：“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總之，建國後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⒅鄧小平對這段曆史的總體評價著眼於主流，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第二條，要注重分析曆史給我們的啟示。例如，對“文化大革命”，他說：“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麵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製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係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重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麽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⒆“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製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了這樣的一係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這些政策概括起來，就是改革和開放。”⒇能夠這樣來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把曆史的錯誤與曆史的前進作這樣的聯係，是鄧小平辯證地看待曆史的一個範例。相反，如果對新中國成立後黨所經曆的複雜曆史，作任何簡單的、籠統的、直線的分析與評價，都無益於經驗教訓的總結。總之，以上述觀點評價這39年，可用24個字來概括：成績偉大，問題不少，經驗豐富，教訓深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對這29年曆史全貌的評價，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
1. 社會發展過程也是矛盾運動過程，或說是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
2. 特別論述我們黨曾經錯誤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說是因教條主義的認識水平，曾強行拿真理的結論來急功近利地進行實踐，卻不顧真理的適用範圍。結果在客觀上嚴重損害了人民利益。
3. 總結曆史教訓的目的是為解決現實矛盾服務，而不應以“秋後算賬”為目的。毛-澤-東雖然對錯誤負主要責任，但應該說，還是集體對曆史錯誤負責才對。
4. 關於“主線”的概念，則是後續各種觀點的立論基礎。按這個主線，所有的正確和錯誤的結果都可以放在“探索前進道路”的過程中來認識。
下麵說說我的感想：
1. 同意你關於“社會發展過程也是矛盾運動過程，或說是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的觀點。
2. 對第二條和第三條觀點，我非常讚同。
3. 關於對“主線”的認識：我相信，黨和人民軍隊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全心全意地願意探索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的，因為他們為了這個目標已經前仆後繼浴血奮戰經過幾十年的武裝鬥爭了，他們會繼續全心全意地按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去努力的。但是，他們在和平環境中，要想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必須有話語權，或說《憲法》規定給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能夠交到他們手中的話，他們才有可能同黨的領導們一起，承擔起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責任和重擔！因為黨的作用是通過基層組織發揮出去的，如果僅僅讓他們作為傳聲筒，就談不上廣大幹部和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一起探索怎樣走社會主義道路，怎樣解決實踐中遇到的矛盾。
沒有《憲法》作為國家主人們行使主人權利的依靠，國家主人就失去了講真話的社會環境，主人的帽子就變成假的了，社會就不可能有糾錯效率，黨就不可能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換句話說，已經失去了全黨帶領人民群眾共同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了，因為講真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的最基本的前提條件，舍此條件，談搞社會主義就是一句空話，因為連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水平都沒有達到。
所以，你所談的主線，缺乏事實基礎。
再此條件下的許多年裏，國家變成了一言堂，不是大家在共同探索社會主義的道路，可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小集體在摸索些什麽東西吧，反正與長征的目標背離的多些，合拍的很少。
這是嚴重違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行為，也是違反毛-澤-東思想中關於走群眾路線的行為，是我們批判過的那種所謂“英雄創造曆史”的實踐，是現實各種矛盾最深刻的原因。
也確實是走什麽道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