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黨製解決不了腐敗問題
解決不了的問題轉向西方？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認識外部世界的時候經常出現一種“對象化”的傾向―――把自身需要解決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轉向西方，認為效仿西方體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說，這種“對象化”的幼稚病還是十分常見的。認為西方民主政治製度的兩黨製、多黨製能夠有效地遏製和解決腐敗問題，就是我們國內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錯誤看法。一些人不明就裏，以訛傳訛，把多黨製奉為一種反腐敗的製度設計，甚至要求在中國實行。這裏麵包含著許多對西方民主，特別是對西方民主政治發展曆史的無知，以及一些不切實際的簡單浮躁的想法。正確認識西方民主，需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祛除附加在西方民主上的這類似是而非的看法，減少其對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幹擾。
與一些流行的看法相反的事實是：在西方曆史上，兩黨製、多黨製並未能有效地遏製腐敗現象的發生。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曆史上，兩黨製、多黨製恰恰是引發嚴重腐敗的重要製度原因。從西方國家的曆史經驗看，遏製腐敗主要是通過行政監督和行政權力製約機製等手段解決的。在這方麵，美國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美國“政黨分贓製”的腐敗
美國由於其獨特的社會曆史環境，從建國之始便建立起比較典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在美國曆史上發育得也很早，而正是由於美國民主政治中兩黨製的出現，引發了美國十分嚴重的腐敗現象，並且一直沿襲了80多年，在美國曆史上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頁。這就是美國乃至世界政治史上十分有名的“政黨分贓製”及其引發的腐敗潮。
1800年是美國的一個大選年。這次大選進行得十分激烈，最後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傑斐遜經眾議院投票，以一票多數當選美國第三任總統。而即將卸任的總統、聯邦黨人亞當斯為削弱對方勢力，在下台前把許多本黨人士緊急塞進了政府和法院。當時任命這些官員倉促而草率，在曆史上留下了“星夜受命人”的典故。1801年初，傑斐遜上台後，也毫不含糊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立即按“政治上可接受性”的標準撤換了大批聯邦黨官員，代之以新執政黨的人士。由此開啟“政黨分贓製”先河，使之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美國政治錄用的基本方式，其他西方國家曆史也曾有類似的情況。
“政黨分贓製”存在著明顯的弊端。首先，它大大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由於黨派紛爭、輪流執政，政府官員和其他公務人員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無法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由於流動性很大，官員們無從積累經驗，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黨分贓製”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弊端就是導致權力腐敗。在兩黨製“輪流坐莊”的政治格局下，執政黨一上台便盡力利用掌握的權力攫取資源，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在“政黨分贓製”之下，不僅執政黨要謀一黨之私，各級官員個人的腐敗更是變本加厲。“政黨分贓製”下麵政治錄用的標準基本上是單純政治性的，隻看對象是否效忠本黨，特別是看他們在競選中是否做出過“貢獻”。因此，政治錄用實際上演化為相當直接的權錢交易，執政黨對大選中的支持者、讚助人投桃報李，論功賞爵；這些人做官之後，便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加之任期有限，官員行為趨於短期化，腐敗行為近乎掠奪。
兩黨政治下的“政黨分贓製”造成了美國曆史空前的腐敗。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萬馬與南方叛軍艱苦奮戰的林肯總統的身邊經常跟著一群“跑官要官”的“金主”。搞得這位偉大的總統不勝其煩、狼狽不堪，一次林肯總統忍無可忍指著辦公室外成群的求職政客憤憤地說:“分贓製對共和國的危險可以比叛亂還大。” 美國的第十八任總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是南北戰爭中的“常勝將軍”。南北戰爭結束後，他以保衛聯邦的勝利者的身份當選了美國總統。但格蘭特在美國曆史上卻聲譽不佳，其重要原因就是格蘭特當政時期腐敗肆虐。當時的人們說：格蘭特政府把美國的稅務部門變成了本黨競選的“加油站”。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政黨政治以及“政黨分贓製”造成的腐敗逐步威脅到了美國整個政治製度，威脅到了整個國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1880年的大選中，也就是在“政黨分贓製”實行了80年後，參加總統競選的候選人詹姆斯?加菲爾德立誌廢止“政黨分贓製”。加菲爾德的名言是：“政黨分贓製”下的政客就像攔路搶劫的強盜，隻不過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槍而是求職書。其實，在這種肮髒的體製下，有時政客和強盜甚至連加菲爾德所說的這一點區別也沒有。加菲爾德如願以償地當上總統還沒幾天，還沒來得及廢除臭名昭著的“政黨分贓製”，便被一個懷恨在心的求職未遂者開槍刺殺。當時美國輿論認為是“政黨分贓製”謀殺了總統。
不能誤讀西方的民主政治
加菲爾德之死，拉開了美國政治改革的帷幕。在此後不久，一種新型的近代官僚政治便登上了政治曆史的舞台。1883年，也就是“政黨分贓製”的殉難者加菲爾德總統遇刺兩年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喬治?彭德爾頓參議員提出的“文官製度法”，史稱“彭德爾頓法案”。該法案規定：建立一個不受黨派控製的文官委員會負責對聯邦文官實行統一管理；對部分官職實行競爭性考試，擇優錄用；禁止文官(公務員)參加黨派活動或利用官職分配作為競選者的政治資本；規定實行文官職業保險和建立統一的文官體係。“彭德爾頓法案”奠定了西方官僚政治的法律基礎。在實行“彭德爾頓法案”，廢止“政黨分贓製”後，美國政治中的腐敗現象得到了逐步的扭轉。
從美國政治製度發展的曆史看，兩黨政治不僅不能有效地遏製腐敗，反而是引發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政治製度中對腐敗進行遏製的機製主要不在政黨政治中間，而是主要通過行政體製中的權力分解與製約。也就是說，腐敗問題主要是通過政權與行政體係的內控機製的建立健全而逐步得到控製和解決的。總之，遏製腐敗與兩黨製、多黨製沒有什麽必然的聯係。我們不能誤讀西方的民主政治，那樣做不僅學不到西方好的東西，搞不好會把壞東西搬了過來。
解決不了的問題轉向西方？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認識外部世界的時候經常出現一種“對象化”的傾向―――把自身需要解決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轉向西方，認為效仿西方體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說，這種“對象化”的幼稚病還是十分常見的。認為西方民主政治製度的兩黨製、多黨製能夠有效地遏製和解決腐敗問題，就是我們國內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錯誤看法。一些人不明就裏，以訛傳訛，把多黨製奉為一種反腐敗的製度設計，甚至要求在中國實行。這裏麵包含著許多對西方民主，特別是對西方民主政治發展曆史的無知，以及一些不切實際的簡單浮躁的想法。正確認識西方民主，需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祛除附加在西方民主上的這類似是而非的看法，減少其對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幹擾。
與一些流行的看法相反的事實是：在西方曆史上，兩黨製、多黨製並未能有效地遏製腐敗現象的發生。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曆史上，兩黨製、多黨製恰恰是引發嚴重腐敗的重要製度原因。從西方國家的曆史經驗看，遏製腐敗主要是通過行政監督和行政權力製約機製等手段解決的。在這方麵，美國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美國“政黨分贓製”的腐敗
美國由於其獨特的社會曆史環境，從建國之始便建立起比較典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在美國曆史上發育得也很早，而正是由於美國民主政治中兩黨製的出現，引發了美國十分嚴重的腐敗現象，並且一直沿襲了80多年，在美國曆史上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頁。這就是美國乃至世界政治史上十分有名的“政黨分贓製”及其引發的腐敗潮。
1800年是美國的一個大選年。這次大選進行得十分激烈，最後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傑斐遜經眾議院投票，以一票多數當選美國第三任總統。而即將卸任的總統、聯邦黨人亞當斯為削弱對方勢力，在下台前把許多本黨人士緊急塞進了政府和法院。當時任命這些官員倉促而草率，在曆史上留下了“星夜受命人”的典故。1801年初，傑斐遜上台後，也毫不含糊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立即按“政治上可接受性”的標準撤換了大批聯邦黨官員，代之以新執政黨的人士。由此開啟“政黨分贓製”先河，使之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美國政治錄用的基本方式，其他西方國家曆史也曾有類似的情況。
“政黨分贓製”存在著明顯的弊端。首先，它大大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由於黨派紛爭、輪流執政，政府官員和其他公務人員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無法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由於流動性很大，官員們無從積累經驗，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黨分贓製”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弊端就是導致權力腐敗。在兩黨製“輪流坐莊”的政治格局下，執政黨一上台便盡力利用掌握的權力攫取資源，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在“政黨分贓製”之下，不僅執政黨要謀一黨之私，各級官員個人的腐敗更是變本加厲。“政黨分贓製”下麵政治錄用的標準基本上是單純政治性的，隻看對象是否效忠本黨，特別是看他們在競選中是否做出過“貢獻”。因此，政治錄用實際上演化為相當直接的權錢交易，執政黨對大選中的支持者、讚助人投桃報李，論功賞爵；這些人做官之後，便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加之任期有限，官員行為趨於短期化，腐敗行為近乎掠奪。
兩黨政治下的“政黨分贓製”造成了美國曆史空前的腐敗。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萬馬與南方叛軍艱苦奮戰的林肯總統的身邊經常跟著一群“跑官要官”的“金主”。搞得這位偉大的總統不勝其煩、狼狽不堪，一次林肯總統忍無可忍指著辦公室外成群的求職政客憤憤地說:“分贓製對共和國的危險可以比叛亂還大。” 美國的第十八任總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是南北戰爭中的“常勝將軍”。南北戰爭結束後，他以保衛聯邦的勝利者的身份當選了美國總統。但格蘭特在美國曆史上卻聲譽不佳，其重要原因就是格蘭特當政時期腐敗肆虐。當時的人們說：格蘭特政府把美國的稅務部門變成了本黨競選的“加油站”。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政黨政治以及“政黨分贓製”造成的腐敗逐步威脅到了美國整個政治製度，威脅到了整個國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1880年的大選中，也就是在“政黨分贓製”實行了80年後，參加總統競選的候選人詹姆斯?加菲爾德立誌廢止“政黨分贓製”。加菲爾德的名言是：“政黨分贓製”下的政客就像攔路搶劫的強盜，隻不過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槍而是求職書。其實，在這種肮髒的體製下，有時政客和強盜甚至連加菲爾德所說的這一點區別也沒有。加菲爾德如願以償地當上總統還沒幾天，還沒來得及廢除臭名昭著的“政黨分贓製”，便被一個懷恨在心的求職未遂者開槍刺殺。當時美國輿論認為是“政黨分贓製”謀殺了總統。
不能誤讀西方的民主政治
加菲爾德之死，拉開了美國政治改革的帷幕。在此後不久，一種新型的近代官僚政治便登上了政治曆史的舞台。1883年，也就是“政黨分贓製”的殉難者加菲爾德總統遇刺兩年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喬治?彭德爾頓參議員提出的“文官製度法”，史稱“彭德爾頓法案”。該法案規定：建立一個不受黨派控製的文官委員會負責對聯邦文官實行統一管理；對部分官職實行競爭性考試，擇優錄用；禁止文官(公務員)參加黨派活動或利用官職分配作為競選者的政治資本；規定實行文官職業保險和建立統一的文官體係。“彭德爾頓法案”奠定了西方官僚政治的法律基礎。在實行“彭德爾頓法案”，廢止“政黨分贓製”後，美國政治中的腐敗現象得到了逐步的扭轉。
從美國政治製度發展的曆史看，兩黨政治不僅不能有效地遏製腐敗，反而是引發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政治製度中對腐敗進行遏製的機製主要不在政黨政治中間，而是主要通過行政體製中的權力分解與製約。也就是說，腐敗問題主要是通過政權與行政體係的內控機製的建立健全而逐步得到控製和解決的。總之，遏製腐敗與兩黨製、多黨製沒有什麽必然的聯係。我們不能誤讀西方的民主政治，那樣做不僅學不到西方好的東西，搞不好會把壞東西搬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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